五 论文章之转折与贯串

    古人文章之转折最应研究，第在魏晋前后其法即不相同。大抵魏晋以后之文，凡两段相接处皆有转折之迹可寻，而汉人之文，不论有韵无韵，皆能转折自然，不著痕迹。试观蔡邕所作碑铭，序文头绪虽繁，而不分段落事迹自明；铭词通体四言，而不改句法，转折自具。例如，《胡公碑》以“七被三事，再作特进”八字消纳胡广屡次之黜陟（《四部备要》据海原阁校刊本《蔡中郎集》卷四，页六，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七十六，页四），《范史云碑》以“用行思忠，舍藏思固”八字赅括范丹一生之出处（本集卷二百十五，《全后汉文》卷七十七，页八）。而各篇序文亦并能硬转直接，毫不着力。此固非伯喈所独擅，即普通汉碑亦莫不然。使后人为之，不用虚字则不能转折（如事之较后者必用“既而”“然后”，另起一段者必用“若夫”之类）。不分段落则不能清晰，未有能如汉人之一气呵成，转折自如者也。

    《史记》、《汉书》之所以高出后代史官者，亦在善于转折。自《晋书》以下，欲于一传之内叙述数事，非加浮词则文义不接，非分段落则层次不明，故其转折之处颇着痕迹。其在《史记》、《汉书》，则虽叙两事而文笔可相钩连，不分段落而界划不至漫灭：此其所以可贵也。例如，《史记》《封禅》、《河渠》二书，自三代叙至秦汉，历年甚久，引据之书亦非一类（《封禅书》参用群经及《管子·封禅篇》，《河渠书》用《禹贡》及杂书），而各能一炉并冶，自然融和。又如《五帝本纪》及夏、殷、周本纪多用《尚书》，但或采《书序》古文说，或采当时博士说，或径袭原文，或以训诂字易本字，而俨然抄自一书，不嫌驳杂。又如，《赵世家》多用《左传》，但记程婴、公孙杵臼立赵后，及赵简子梦之帝所射熊罴事，即不见于《左传》、《国语》，而能贯成一气，如天衣无缝。此并《史记》善于转折处也。

    《汉书》武帝以前之纪传十九与《史记》同，但其不见于《史记》者，转折亦自可法。如贾谊之《治安策》原散见于《贾子新书》，而前后次序与此迥异，经孟坚删并贯串，组织成篇，即能一脉相承，毫不牵强。又如《董仲舒传》对江都王语原见于《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虽颠倒错综，繁简异致，而能前后融贯，不见斧凿痕迹。推此可知，《汉书》删节当时之文必甚多，特以原文散佚已久，而孟坚又精于转折，故难考见耳。

    至于《后汉书》列传中所载各家奏议论事之文，大都经范蔚宗润饰改删。试与袁宏《后汉纪》相较，则范氏或删改其字句，或颠倒其次序，草创润色前后不同，转折之法于焉可见。例如《蔡中郎集》有《与何进荐边让书》（本集卷八，《全后汉文》卷七十三），《后汉书》采入《文苑边让传》（《后汉书》卷一百十下），但锤炼字句，裁约颇多，以其始终贯串，转折无迹，如不对照原作，即毫不觉其有所改删，此最堪后学玩味者也。

    然自魏晋以后，文章之转折，虽名手如陆士衡亦辄用虚字以明层次。降及庾信，迹象益显。其善用转笔者，范蔚宗外当推傅季友、任彦昇两家。两君所作章表诏令之类，无不头绪清晰，层次谨严，但以其潜气内转，殊难划明何处为一段何处转进一层，盖不仅用典入化，即章段亦入化矣。至于其他六朝人之文章，如颜延年《曲水诗序》、陆佐公《新刻漏铭》之类，段落皆甚显明，即不能称是，凡作排偶文章，于转折处之两联往往以上联结前，下联启后，此虽非转折之上乘，但勉强差可。若每段必加虚字，或一篇分成数段（如作寿序分为幼年中年晚年之类），不能贯成一气，则品斯下矣。清代常州骈文甚为发达，而每篇常用数字分段，此即才力不足之征。即用虚字过多，亦为古人所无。盖文章固应有段落，而篇篇皆可划出即不甚佳。如《史记》、《汉书》前后相接之处如藕断丝连，若绝若续，后人所划之段落未必尽然。他如蔡中郎、傅季友、任彦昇各家文章之段落亦皆不易截然划分者也。

    文章贯串之法甚难。所谓贯串者，例如，《汉书·地理志》载某县有某官，《百官公卿表》即略之。盖此官以地为主，既见于《地理志》，后人即可藉知汉代官制有此一职矣。又如《史记·五帝本纪》中，帝尧后半之事迹多与帝舜前半之事迹相同；《齐世家》后半与《田敬仲世家》前半，及《晋世家》后半与韩、魏、赵三《世家》前半亦多关涉，但均能错综递见，绝不重犯。又同一事迹，或表详而世家、列传略，或传详而纪略，或纪详而传略，亦均参互照应以成章法，此记事文之通例也。大抵文章有一篇自成章法者，有合一书而成章法者，零杂篇章自应各具起讫，既合若干篇以成一书即应全书相为终始。此非特《史》、《汉》为然，即《后汉书》亦然。例如，《后汉书·党锢列传》既有专篇，则相关各人之本传即甚简略，实则篇章之作法亦不能外是：一篇之应互有详略，亦犹两传之互有详略不相重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