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清代文学的反动（上）——八股文

    清代文学总览

    八股文的来源

    八股文的作法及各种限制

    试帖诗和诗钟

    八股文所激起的反动

    以袁中郎作为代表的公安派，其在文学上的势力，直继续至清朝的康熙时代。集公安竟陵两派之大成的，上次已经说过，是张岱，张岱便是明末清初的人。另外还有金圣叹喟、李笠翁渔、郑燮、金农、袁枚诸人。金圣叹的思想很好，他的文学批评很有新的意见，这在他所批点的《西厢》《水浒》等书上全可看得出来。他留下来的文章并不多，但从他所作的两篇《水浒传》的序文中，也可以看得出他的主张来的，他能将《水浒》、《西厢》和《左传》、《史记》同样当作文学书看，不将前者认为诲淫诲盗的东西，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李笠翁所著有《笠翁一家言》，其中对于文学的见解和人生的见解也都很好。他们都是康熙时代的人。其后便成了强弩之末，到袁枚时候，这运动便结束了。

    大约从一七〇〇年起始，到一九〇〇年止，在这期间，文学的方向和以前又恰恰相反，但民国以来的文学运动，却又是这反动力量所激起的反动。我们可以这样说：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代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不看清楚清代的文学情形，则新文学运动所以起来的原因也将弄不清楚，要说明也便没有依据。我常提议各校国文系的学生，应该研究八股文，也曾作过一篇《论八股文》见本书附录，说明为什么应该研究它。这项提议，看来似乎是在讲笑话，而其实倒是正经话，是因为八股文和现代文学有着很大的关系之故。

    清代的文艺学问情形，在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得很详尽了，我们不必多说。但今为便利计，姑归纳为下列几种：

    一，宋学（也可称哲学或玄学）

    二，汉学（包括语言学和历史）

    三，文学

    （1）明末文学的余波————至袁枚为止。

    （2）骈文（文选派）

    （3）散文（古文，以桐城派为代表。）

    四，制艺（八股）

    在清代，每个从事于学问的人，总得在这些当中选择一两种去研究。但无论研究那一种，八股文是人人所必须学的。清代的宋学无可取，汉学和文学没多大关系，文学里明末文学运动的余波已逐渐衰微下去，而这时期的骈体文也只是剽拟模仿，更不能形成一种力量。余下的便只有散文和八股了。

    关于八股文的各方面，我们所知道的很少，怕不能扼要地讲得出来。可供参考的书籍也很少，能找到的只有梁章钜的《制艺丛话》，在里边可以找到许多好的材料，此外更无第二部。刘熙载的《艺概》末卷也是讲制艺的，只是所讲全是些空洞的话，并没有具体的例证。但我们对八股文如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则对旧文学里面的好些地方全都难以明了，于此，也只得略加说明：

    所谓制艺，是指自宋以来考试的文章而言。在唐时考试用诗；宋时改为经义，即从四书或五经内出一题目，由考的人作一段文章，其形式全与散文相同；到明代便有了定型：文章的起首是破题，其次是承题，再次是起讲，后面共有八股，每两股作为一段，此平彼仄，两两相对，成为这样的形式：

    下面再有一段作为结尾。这便是所谓八股文。到明末清初时候，更加多了许多限制，不但有一定的形式，且须有一定的格调。这样，越来便越麻烦了。

    现在将清代各种文学，就其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差别，另画作这样的一张表：

    这里边，八股文是以形式为主，而以发挥圣贤之道为内容的。桐城派的古文是以形式和思想平重的。骈文的出发点为感情，而也是稍偏于形式方面。以感情和形式平重的，则是这时期以后的新文学。就中，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古文很相近，早也有人说过，桐城派是以散文作八股的。骈文和新文学，同以感情为出发点，所以二者也很相近，其不同处是骈文太趋重于形式方面。后来反对桐城派和八股文，可走的路径，从这表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不走向骈文的路便走向新文学的路。而骈文在清代的势力，如前面所说，本极微弱，于是便只有走向新文学这方面了。

    为什么会有八股文这东西起来呢？据我想这与汉字是有特别关系的。汉字在世界上算是最特别的一种，它有平仄而且有偏旁，于是便可找些合适的字使之两两互对起来。例如“红花”可用“绿叶”作对，若用“黄叶”或“青枝”等去对，即使小学生也知其不合适，因为“红花”和“绿叶”，不但所代表的颜色和物件正好相对，字的平仄也是正对的，而且红绿二字还都带有“糸”旁，其它的“青枝”“黄叶”等便不足这些条件了。

    从前有人路过一家养马的门口，见所贴门联的一幅是“左手牵来千里马”，觉得很好，但及至看到下幅，乃是“右手牵来千里驹”，又觉得很不好了。这在卖马的人只是表示他心中的愿望，然而看门联的人则以为应当对得很精巧才成，仿佛“千”定要对“万”或“手”定要对“足”才是。

    这样子，由对字而到门联，由门联而到挽联，而到很长的挽联，便和八股文很接近了。

    中国打“灯谜”的事也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在中国各地方各界却都很普遍。譬如“人人尽道看花回”，打四书一句：“言游过矣”，又如“传语报平安”打“言不必信”等等，意思尽管是牵强附会，但倒转过来，再变化得较高级一些，便成为八股中破题的把戏，因此，我觉得八股文之所以造成，大部分是由于民间的风气使然，并不是专因为某个皇帝特别提倡的缘故。

    关于破题有很多笑话，但虽是笑话，其作法却和正经的破题完全相同。据说有人作文章很快，于是别人出题目要他作，而只准他以四个字作为破题。题目是“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他的破题是“君请，度（踱）之”。又如有人以极通俗的话作破题解释“三十而立”说：“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也。”另外要举一正经的例子：题目是“子曰”，有人的破题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是明代人所作的，那时候这样的破题还可以，到清代则破题的结尾一定要用一虚字才行。

    从这些例子看来，便很可以明白，低级的灯谜，和高级的破题，原是同一种道理生出来的。

    “破题”之后是“承题”，承题的起首必须得用一“夫”字，例如，要接着前面所举“三十而立”的破题作下去，其承题的起首一定是“夫椅子板凳所以坐者也……”一类的话头。

    总之，作文章的人，处处都受有限制，必须得模仿当时圣贤说话的意思，又必须遵守形式方面的种种条规。作一篇文章消磨很多的时间，作成之后却毫没价值。

    然而前面所举的还都是些普通的题目，还较为简单易作，其更难的是所谓“截搭题”，即由四书上相邻的两章或两句中，各截取一小部分，凑合而为一个题目。例如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两句当中，可截取“而立四十”作题。这种题目有很多凑得非常奇怪的，如“活昏”，本是“民非水火不生活”的末一字和“昏夜叩人之门户”的首一字，毫无关系，然而竟凑为一个题目。遇到此类题目，必须用一种所谓“渡法”，将上半截的意思渡到下半截去。在《制艺丛话》中，有一个很巧妙的例子，题目是“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这是原壤夷俟章的末句和阙党童子将命章的前半句，意思当然不相连接，然而有人渡得很妙：

    “一杖而原壤痛，再杖而原壤哭，三杖而原壤死矣，一阵清风而原壤化为阙党童子矣。”

    作八股文不许连上，不许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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