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其质量或重量而言，通常比苏格兰谷物便宜得多。相反，劳动价格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低。因此，如果贫民能在联合王国的这一地区（即苏格兰）养活一家人，那么，他们在联合王国的另一地区（即英格兰）必定过着优裕的生活。的确，燕麦片是苏格兰普通百姓食物中最大量和最好的食物，其质量总体上比英格兰同等级的邻近区域的燕麦片要差得多。然而，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不是工资差异的原因而是工资差异的结果。但由于奇怪的误解，我常听到有人将其说成是原因。一个人富有而其邻居贫穷，不是因为前者坐四轮大马车出行，而后者只能步行，而是因为前者富有才能拥有四轮大马车，后者因为穷只能步行。

    英格兰、苏格兰两地的谷物价格上个世纪比现在高。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其证据对苏格兰比对英格兰更具决定性。在苏格兰，它是由政府档案证明的，并根据市场的实际状况每年对苏格兰各县的不同谷物进行宣誓定价。如果这种直接证据需要旁证来证实，那么，我会说，法国或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一直如此。对法国而言，我们有最明确的证明。尽管可以肯定，上世纪英格兰、苏格兰两地的谷物价格稍高于现在，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纪的劳动价格比现在便宜得多。因此，假如贫民在上世纪能够养活他的家人，那么，他现在必定过着更舒适的生活。上世纪，苏格兰大部分地方的普通劳动的最普通日工资，夏季为六便士，冬季为五便士。在苏格兰高地及西部各岛，工资还是一星期三先令或接近三先令。现在，苏格兰低地的普通劳动的最普通工资为一天八便士。在爱丁堡附近地区以及毗邻英格兰的各县（也许是这种毗邻的关系），以及在劳动需求最近已大大增加的格拉斯科、卡朗和爱州等附近，普通劳动的最普通工资为一天十便士，有时为一先令。由于英格兰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改进远比苏格兰早，劳动的需求以及劳动的价格必然因此而增加。所以，无论上世纪还是现在，英格兰的劳动工资均高于苏格兰。自那时起，英格兰的劳动工资已经大大上涨，但考虑到英格兰各地工资支付方式的更多，所以，要确定究竟上涨了多少工资更加困难。1614年，一名步兵一日的饷银与现在相同，都为八便士。最初规定军饷数额时，自然会以普通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为标准，因为步兵通常来自这个阶层。查尔斯二世时代的高等法院院长黑尔斯计算了一个六口人（父亲母亲，能做些事情的子女二人，全不能做事的子女二人）的劳动者家的开销为一星期十先令，或一年二十六英镑。他认为，如果他们不能靠自己的劳动赚取这一数额，他们就得去乞讨或盗窃来凑够此数。他好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非常仔细的研究。1688年，政治算数技能得到戴维南特博士称赞的格雷戈里·金计算了劳动者与佣工的普通收入，每个家庭（平均为三个半人）一年为十五英镑。从表面上看，虽然他的计算与黑尔斯的计算存在差异，但实际上两者非常接近。他们两人均认为，这类家庭每人一星期的开销约为二十便士。从那时起，在英国的大部分地方，家庭的货币收入与货币费用均得到较大增长，但有的地方增长多一些，有的地方增长少一些。而且所增加的，不像最近公布的关于现在劳动工资增长的那些夸张报告所说的那么多。必须指出的是，任何地方的劳动价格都不能精确地估算。因为，同一地方同一种类的劳动所支付的劳动工资是不同的。它不仅要考虑劳动者不同的能力，还要看雇主是慷慨还是吝啬。在工资没有法律规定的地方，我们能确定的，只是最普通的工资。而且，经验似乎表明，法律从来都不能对工作进行恰当的规定，虽然总是试图那样做。

    在当今时代，劳动的真实报酬，即劳动所能给劳动者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实数量或许在比例上的增加已经超过了货币价格的增加。不仅谷物的价格较之以前略微便宜，而且为勤奋的贫民提供惬意和卫生食物的许多其他东西的价格也已经便宜很多了。例如，目前英国大部分地方的马铃薯价格只有三十年或四十年前的一半。以前用锄头，现在普遍用犁种植的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的价格，可以说与马铃薯的情况相同。而且，各种各样的蔬果价格也更便宜。大不列颠上世纪所消费的大部分苹果和洋葱都是从佛兰德斯进口的。麻布和呢绒初加工的大改进给劳动者提供了更好更便宜的衣服。同时，粗金属制造的大改进，不仅给相关劳动者提供了更廉价更好的专业工具，而且提供了许多惬意便利的家具。的确，肥皂、食盐、蜡烛、皮革及发酵酒的价格因课税而被抬高。然而，劳动贫民必须消费的物品数量却极其有限，而且这些物品的价格上涨并不抵消其他多数物品价格的下跌。世人普遍抱怨的奢侈之风已波及最下层的人民，劳动贫民现在也对以前满足他们需求的相同食物、衣服及住所感到不满足。这些可使我们确信，劳动的货币价格及其真实价格增加了。

    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还是不利呢？一看就知道其答案极为明显。在任何巨大的政治社会，佣工、劳动者和工人都占大部分。大部分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绝不能被视为对整个社会不利。大部分社会成员处于贫穷与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而且，当给整个社会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的人能够分享一部分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使自己得到过去的食物、衣服和住所时，才能算是公正的。

    毫无疑问，贫穷不鼓励人们结婚，但未必总是阻止人们结婚。它甚至似乎对繁衍后代有利。苏格兰高地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生育二十多个子女，而娇生惯养的阔太太们往往不能生育，即使生，一般只生两三个。不孕症在上层社会的女人中极为普遍，但在下层社会的女性中极为少见。女性的奢侈，虽能刺激享乐的欲望，但往往会削弱，甚至常常会彻底摧毁生育能力。

    虽然贫穷不阻止生育，但对养育子女极为不利。不耐寒植物生长出来，在寒冷的土壤和恶劣的气候环境中不久也会枯死。我常听说，在苏格兰高地，一位母亲生育二十个子女，但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几个经验丰富的军官告诉我，在他们团出生的士兵子女远远不能补充本团的士兵人数，甚至连吹鼓手都不能提供。然而，在兵营附近经常见到大量在别处很少见到的可爱孩子。看来这些孩子很少能活到十三四岁。有些地方的孩子在四岁前就死去一半；许多地方的孩子在七岁前死去一半；在几乎所有地方，孩子在十岁前死去一半。然而，在所有地方的普通百姓的孩子中都会见到这么高的死亡率，这些普通百姓不能像上层社会的人那样去照料和养育自己的子女。尽管他们婚后所生的孩子比那些上层社会的人所生的孩子要多，但他们的孩子能活到成年的比例却较低。在育婴堂及教区慈善会养育的孩子的死亡率仍然要比普通人的孩子的死亡率高。

    各种动物的繁殖都自然地与其生活资料成比例，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繁殖会超过这一比例。可是，在文明社会，只有下层社会的人的生活资料的缺乏才能限制人类进一步繁殖。要限制进一步繁殖，除了杀死他们多子女婚姻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没有其他方法。

    通过使劳动者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给养从而养育更多的孩子，劳动的丰厚报酬，自然会加宽和扩大上述限度。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扩大上述限度尽可能保持劳动需求所需要的比例。如果劳动需求持续增加，劳动报酬势必鼓励劳动者结婚和生育，使他们能够持续增加人口数量，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劳动需求。如果劳动报酬在任何时候低于该目的所需要的，那么，人手缺乏很快就会提升劳动报酬。如果劳动报酬在任何时候超过该目的所需要的，那么，过量的人口生育很快就会使劳动报酬降至其必要的比率。一种情况下，市场上劳动供应不足，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市场上劳动供应过剩，其结果都会很快迫使劳动价格回到社会需要的合理的水平。正是采用这种方式，劳动者的需求就像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势必支配劳动者的生育。生育过缓时，则加快其生产；生育过快时，则抑制其生产。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国家，无论在北美，在欧洲，还是在中国，支配和决定人口繁育的正是这一需求。这种需求成为北美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成为欧洲人口缓慢而逐渐增加的原因，成为中国人口不增不减的原因。

    据说，奴隶的损耗使其雇主蒙受损失，而自由雇工损耗则使其自身蒙受损失。然而，后者的损耗实际上与前者的损耗一样都使雇主蒙受损失。支付给各种工匠和佣工的工资，必须使他们能够按照社会对其需求的增加、减少或停滞等情况，维持其人口数量。但是，虽然自由雇工的损耗使其雇主遭受损失，但与奴隶的损耗相比，雇主遭受的损失又少得多。用于补充或弥补奴隶损耗的资金通常由疏忽的雇主或粗心大意的监工管理，而弥补自由佣工损耗的资金却由自由佣工自己管理。在富人家中普遍流行的经济管理混乱自然造成前者管理的混乱，而穷人的厉行节约与精打细算也会自然地在后者的管理中得以实施。于是，在不同的管理方式下，相同的目的需要有大不相同的费用去实施。因此，从不同时代和国家的经验来看，我相信，自由人完成的工作最后比奴隶完成的工作便宜。即便在普通劳动工资很高的波士顿、纽约和费城，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劳动的丰厚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劳动的丰厚报酬的抱怨就是对最大公共繁荣的必然结果与原因的悲叹。

    也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进步状态下，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日益富裕的时候，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的条件似乎是最幸福最舒适的。在社会静止状态下，他们的生活条件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他们的生活是痛苦的。对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来说，进步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欢乐和热诚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凄凉的状态。

    由于劳动的丰厚报酬鼓励普通百姓生育，因而也增加了他们的勤勉。劳动工资是勤勉的鼓励。勤勉像人类的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到奖励就越勤奋。丰富的生活资料增加劳动者体力、改善条件和丰衣足食地终其一生的美好希望，以及促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因此，在劳动工资高的地方，我们总是发现工人比低工资地方的工人更积极，更勤奋，更快速高效。例如，英格兰的劳动者比苏格兰劳动者更积极，更勤奋，更快速高效；大城市附近的劳动者比偏远农村的劳动者更积极，更勤奋，更快速高效。的确，当一些劳动者能在四天中赚取维持其一星期的生活资料时，他们便会在其余三天无所事事。然而，就大部分劳动者而言，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当工人通过计件工资获得丰厚报酬时，他们极易操劳过度，没几年就把身体搞垮了。在伦敦及其他一些地方，木匠的最佳精力不能持续八年以上。这种事情在许多其他按件计酬的行业里时有发生。制造业通常按件计算工人工资，连农村劳动在工资比普通情况高的地方，也是按件计算工资。几乎所有技工都会因操劳过度以及从事某种特殊工作而患上某种特殊疾病。意大利著名医生拉马齐尼写过一本关于这类疾病的专著。我们不把我们的士兵看成我们中间最勤劳的人，但当他们从事某些特殊工作并按件领取丰厚的工资时，他们的军官常常必须与他们约定，他们每日的报酬按照支付的比率不允许超过一定数额。在订立这项规定之前，士兵们因相互竞争以及渴望得到更多报酬常常操劳过度，以致损害了自己的健康。一星期中有四天过度操劳往往是造成其余三天无所事事的真正原因。这无所事事的三天是世人大声抱怨以及抱怨最多的。连续几天从事大量的劳动（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之后，大多数人自然会强烈地想放松一下。除非受到外力或某种强大需要的抑制，这种欲望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这是天性的要求，在紧张劳动之后，必须用某种嗜好去缓解，有时只是悠闲自得一下，有时却是闲游浪荡和消遣娱乐。如果不这样做，其后果常常是很危险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不然，迟早会患上某种职业的特殊疾病。如果雇主老是听从理性及人道的命令，那么，他们应当鼓励工人们适度工作，而不是操劳过度。我认为，在每个行业，一个适度工作以便能够继续工作的人，不仅能长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能完成最大量的工作。

    有人认为，在物价便宜的年份，劳动者普遍更懒惰；在物价昂贵的年份，劳动者则更勤奋。他们于是得出结论：生活资料丰富时，劳动者的勤奋程度就降低；生活资料缺乏时，劳动者的勤奋程度就提高。生活资料比平时稍稍丰富一些也许使一部分劳动者变得懒惰，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说它会影响到大部分人，或者说人们吃得好时比吃得不好时总体上要工作得更好，或者说人们在意志消沉时比兴致勃勃时工作得更好些，或者说人们在生病时比健康时工作得更好些，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饥荒年份往往是普通百姓生病与死亡的年份，而生病和死亡势必减少他们的劳动产物。

    在生活资料充足的年份，佣工往往离开他们的主人，靠自己的勤奋去获得生活资料。但是，通过增加维持佣工的资金，同样廉价的食品价格鼓励雇主，尤其是农场主，雇用更多的佣工。在这种情况下，农场主希望通过维持稍多的劳动佣工从谷物中获取比在市场上出售更多利润。佣工需求量增加，但由于供应这种需求的人数减少了，所以劳动价格往往在物价便宜时上升。

    在生活资料缺乏的年份，生存的困难与不确定使所有这些佣工渴望回到原来的雇主那里去工作。但是，通过减少用于维持佣工的资金，昂贵的食品价格使雇主们倾向于减少而不是增加现有佣工。在物价昂贵的年份，贫穷的独立劳动者往往把他们用来给自己提供工作的材料的少量库存全部消费，于是，他们为了生存被迫成为雇工。由于求职的人数超过了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许多人只好接受比平时更低的条件，以求找到工作。因此，在物价昂贵的年份，佣工和帮工的工资往往很低。

    所以，各种雇主总能在物价昂贵的年份比在物价便宜的年份从他们的佣工那里获得更多的好处，而且，雇主们发现佣工们在物价昂贵的年份比在物价便宜的年份更谦恭更具依赖性。于是，雇主们自然认为物价昂贵的年份对他们更为有利。而且，地主和农场主这两个最大的雇主阶级还有另外的原因喜欢物价昂贵的年份，那就是，前者的地租与后者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物的价格。然而，想象人们在为自己工作时比在为他人工作时的工作要少些，那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贫穷的独立劳动者通常要比按件计资的帮工勤奋，因为，前者享有自身勤奋的全部产物，而后者须与其雇主分享。当处于分开独立状态时，前者不太容易受到坏同伴的引诱。这种同伴在大制造厂中常常败坏他人的道德；独立劳动者比起那些按月或按年雇用的无论干多干少工资和生活费都一样的佣工，优越性可能更大一些。在物价昂贵的年份，独立劳动者对各种帮工和佣工的比例会增加，而在物价便宜的年份，其比例会下降。

    麦桑斯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法国作家，在圣埃蒂安选举时担任税收官。他试图通过比较三种不同的制造业生产的产品的数量与价值，来说明穷人在物价便宜时所做的工作比物价昂贵时所做的工作要多。这三种制造业分别是：埃尔伯夫的粗毛织业以及卢昂各地的麻织业与丝织业。根据他从官署登记簿抄写的报告，在物价便宜的年份，这三类制造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及价值一般都比物价昂贵的年份高；在物价最低的年份生产的产品数量与价值往往最大，而在物价最昂贵的年份，生产的产品数量与价值最小。这三类制造业似乎均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尽管其产量一年不同一年，但总体来说，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苏格兰的麻织品业以及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织业都是正在发展的制造业，其产量与价值虽时有变动，但总体上一直在增加。然而，当考察它们已经公布的年度生产报告，我未能发现产量的变化与四季的物价高低有什么合理的联系。的确，在物资十分匮乏的1740年，这两种制造业的产量极大地下降，但在物资仍然十分匮乏的1756年，苏格兰制造业的产量却比普通年份高。在美国印花税法废止之后，约克郡制造业减少了，但直至1766年，其产量才恢复到1755年的水平。在1766年和1767年，其产量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而且从那时起持续增加。

    产品销往远方的所有大制造业的产品，与其说必然取决于产地四季物价的贵贱，倒不如说必然取决于消费国中影响其需求的各种情况，取决于和平或战争，取决于其他竞争制造业的兴衰，取决于主要消费者的心情好坏。而且，可能在物价便宜的年份完成的大部分临时工作从未记录在制造业的公开登记簿上。离开雇主的男佣工变成独立劳动者，而妇女们回到其父母家中，普遍从事纺织，给自己和家人加工衣服。甚至连独立劳动者也未必都生产公开出售的商品，而是被邻居雇用，生产家庭用品。所以，他们的劳动产品，经常没有记录在公开登记簿上。这些记录有时极其夸张，而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却往往据此妄断最大帝国的兴衰。

    虽然劳动价格的变化并非总是与食物价格的变动一致，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但我们不能因此误认为食品价格对劳动价格没有任何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必定受以下两种情况的支配：一是劳动需求；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劳动需求，按照它是增加、减少或不增不减，即按照它所需要的人口增加、减少或不增不减，决定着必须向劳动者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取决于购买这一数量所需要的金额。因此，在食物价格便宜的时候，虽然劳动的货币价格有时候很高，但在食物价格昂贵而劳动需求持续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的货币价格会更高。

    劳动的货币价格，在突然和特别充裕的年份，有时上升，而在突然和特别匮乏的年份，有时下跌，正是因为在突然和特别充裕的年份，劳动需求增加，而在突然和特别匮乏的年份，劳动需求减少。在突然和特别充裕的年份，许多雇主手中的资金足以维持并雇用比上一年更多的勤奋劳动者，而超过平时需求的劳动者未必都能被雇用。于是，为了雇用更多的劳动者，雇主们便相互竞争以求雇到需要的工人，进而有的时候抬高了劳动的真实价格及货币价格。

    在突然和特别匮乏的年份，情况正好相反。用来雇用劳动者的资金较上一年少，大量的工人失业。于是，他们为获得职业而相互竞争，这在有的时候就降低了劳动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在生活资料特别匮乏的1740年，许多人只要有饭吃就愿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生活资料充裕的年份，要雇到劳动者和雇工就比较困难了。

    通过降低劳动需求，物价昂贵的年份的物资匮乏会降低劳动价格，就像食物的高价会抬高劳动的价格；相反，通过增加劳动需求，物价便宜的年份的物资充裕会抬高劳动的价格，就像食物的便宜会降低劳动的价格一样。在食品价格正常变化的年份，两种对立原因似乎互相抵消。这也许就是劳动工资比起食物价格来，到处都更稳定更持久的部分原因。

    通过增加价格中工资那一部分增高的比例，劳动工资的增长必然抬高许多商品的价格，并按照价格增高的比例，减少国内外这些商品的消费。然而，造成劳动工资增长，即资本的增加的原因，会提高劳动生产力，使较少的劳动生产出较多的产品。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雇用大量劳动者的资本所有者势必尽力妥当地划分和分配他们劳动力，使其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由于相同的原因，他力图把他和他的工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好机械提供给他们。在某一特定工场内劳动者中发生的事实，由于相同原因，也会在整个社会的劳动者中发生。劳动者的人数愈多，他们的分工当然就愈精细。更多的人参与发明完成各自工作的最适用的机械，所以这种机械就容易发明出来。因此，由于这种改进，许多商品能用比以前更少的劳动生产出来，劳动价格的增加被劳动量的减少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