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文学改良观

    文学改良之议，既由胡君适之提倡之于前，复由陈君独秀钱君玄同赞成之于后。不佞学识谫陋，固亦为立志研究文学之一人。除于胡君所举八种改良，陈君所揭三大主义，及钱君所指旧文学种种弊端，绝端表示同意外，复举平时意中所欲言者，拉杂书之，草为此文。幸三君及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有以指正之。谓之“我之文学改良观”者，亦犹常君乃德所谓“见仁见智、各如其分。我之观念，未必他人亦同此观念”也。

    文学之界说如何乎 此一问题，向来作者，持论每多不同。甲之说曰，“文以载道”。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若必如八股家之奉四书五经为文学宝库，而生吞活剥孔孟之言，尽举一切“先王后世禹汤文武”种种可厌之名词，而堆砌之于纸上，始可称之为文，则“文”之一字，何妨付诸消灭。即若辈自奉为神圣无上之五经之一之诗经，恐三百首中，必无一首足当“文”字之名者。其立说之不通，实不攻自破。乙之说曰，“文章有饰美之意，当作彣彰”。（见近人某论文书中。）近顷某高等师范学校所聘国文教习川人某，尤主此说，谓“作文必讲音韵。后人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实韩愈连音韵尚未懂得，何能作文”。故校中学生，自此公莅事后，相率摇头抖膝，推敲于“平平仄仄”之间。其可笑较诸八股家为尤甚。夫文学为美术之一，固已为世界文人所公认。然欲判定一物之美丑，当求诸骨底，不当求诸皮相。譬如美人，必具有天然可以动人之处，始可当一美字而无愧。若丑妇浓妆，横施脂粉，适成其为怪物。故研究文学而不从性灵中意识中讲求好处，徒欲于字句上声韵上卖力，直如劣等优伶，自己无真实本事，乃以花腔滑调博人叫好。此等人尚未足与言文学也。二说之外，惟章实斋分别文史之说较为近是。然使尽以记事文归入史的范围，则在文学上占至重要之位置之属，即不能视为文学是不可也。反之，使尽以非记事文归入文的范围，则信札文告之属，初只求辞达意适而止，一有此项规定，反须加上一种文学工夫，亦属无谓。故就不佞之意，欲定文学之界说，当取法于西文，分一切作物为文字Language与文学Literature二类。西文释Language一字曰，"Any means of conveyig or communicating ideas"，是只取其传达意思，不必于传达意思之外，更用何等工夫也。又Language一字，往往可与语言Speech口语Tongue通用。然明定其各个之训诂，则"LANGUAGE is generic denoting，in its most extended use，any mode of conveying ideas；SPEECH is the language of sounds;and TONGUE is the Anglo-Saxon term for language，especially for snoken language．"是文字之用，本与语言无殊，仅取其人人都能了解、可以布诸远方、以补语言之不足，与吾国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正相符合。至如Literature则界说中既明明规定为"The class of writings distinguished for beauty of style，as poetry，essays，history，fictions，or belles-lettres"自与普通仅为语言之代表之文字有别。吾后文之所谓文学，即就此假定之界说立论。（此系一人私见，故称假定而不称已定。）

    文学与文字 此两个名词之界说既明，则“何处当用文字、何处当用文学”，与夫“必如何始可称文字、如何始可称文学”，亦为吾人不得不研究之问题。今分别论之。

    第一问题 前此独秀君撰论，每以“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相对待。其说似是。然就论理学之理论言之，文学的既与应用的相对，则文学之文不能应用，应用之文不能视为文学，不佞以“不贵苟同”之义，不敢遂以此说为然也。西人之规定文学之用处者，恒谓"Literature often embraces all compositions except these upon the positives siences．"其说似较独秀君稍有着落。然欲举实质科学以外一切文字，悉数纳诸文学范围之中，亦万难视为定论。就不佞之意，凡科学上应用之文字，无论其为实质与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即胡陈钱三君及不佞今兹所草论文之文，亦系文字而非文学。以文学本身亦为各种科学之一。吾侪处于客观之地位以讨论之，不宜误宾以为主。此外，他种科学，更不宜破此定例以侵略文学之范围。吾国旧时科学书，大部并艺术为一谈。幼时初习算学，一部九数通考，不半月即已毕业。而开首一段河图洛书说，及周髀图说，直至三年之后始能了解。此外作医书者，虽立论极浅，亦必引证内经及内经之说，务使他人不能明白为快。蚕桑之书，本取其妇孺多解，而作者必用古文笔法。卜策之书，本为瞽者留一敢饭地（星学家自言如此），而必参入似通非通之易理以自重。诸如此类，无非卖才使气，欺人自欺。吾国原有学术之所以不能发达与普及，实此等自命渊博之假名上有以致之。近自西洋物质文明，稍稍输入中国，凡移译东西科学书籍者，都已不复有此恶习。而严复所撰英文汉话，虽全书取材，悉系彼邦至粗浅之文法，乃竟以文笔之古拙生涩，见称于世。若取此书以为教材，是非使学徒先习十数年国文，即不许其研究英文，试问天下有是理乎。

    余决非盲从西洋学说之人。此节所引文学用处之规定，其Positive一字，实以"Philosophical Literature"已成为彼邦文学中之一种。而哲学又为诸种科学之一，放必于“科学”之上冠以“实质”，方不至于互相抵触。其实哲学本身，既包有高深玄妙之理想，行文当力求浅显，使读者一望即知其意旨所在。此余所以主张无论何种科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而不当羼入文学范围也。至于新闻纸之通信，（如普通纪事可用文字，描写人情风俗当用文学。）政教实业之评论，（如发表意见用文字，推测其安危祸福用文学。）官署之文牍告令，（文牍告令，什九宜用文字而不宜用文学。钱君所指清代州县喜用滥恶之四六，以判婚姻讼事，与某处诰诫军人文，有“偶合之乌”、“害群之马”、“血蚨”、“飞蝗”等字样，即是滥用文学之弊。然如普法之战，拿破仑三世致普鲁土维廉大帝之宣战书"Sire my Brother--Not having been able to die in the midst of my troops，it only remains for me to place my sword in the hands of Your Majesty．I am Your Majesty's good brother， Napoleon．"未尝不可视为希世奇文。维廉复书中"Regretting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we meet，I accept the sword of Your Majesty"之句，便觉黯然无色，故于适当之外，文联中亦未尝绝对不可用文学也。）私人之日记信札，（此二种均直用文字。然如游历时之日记，即不得不于有关系之处，涉及文学。至于信札，则不特前清幕府中所用四六滥调当废。即自命文士者所作小简派文学，亦大可不做。惟在必要时，如美儒富兰克令B．Franklin之与英议员司屈拉亨Strayan绝交，英儒约翰生S．Johnson之不愿受极司菲尔伯爵Lord Chesterfield之推誉，则不得不酌用文学工夫。）虽不能明定其属于文字范围，或文学范围，要惟得已则已。不滥用文学，以侵害文字，斯为近理耳。其必须列入文学范围者，推诗歌戏曲、小说杂文、历史传记，三种而已。（以历史传记列入文学，仅吾国及各国之惯例而言，其实此二种均为具体的科学，仍以列入文字为是。）酬世之文，（如颂辞、寿序、祭文、挽联、墓志之属。）一时虽不能尽废，将来崇实主义发达后，此种文学废物，必在自然淘汰之列。故进一步言之，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

    第二问题 此问题之要旨，即在辨明文学与文字之作法之异同。兹就鄙见所及，分列三事如次：

    （一）作文字当讲文法，在必要之处，当兼讲论理学。作文学当讲文法，且处处当讲论理学与修辞学。惟酌量情形，在适宜之处，论理学或较轻于修辞学。

    （二）文字为无精神之物，非无精神也。精神在其所记之事物， 而不在文字之本身也。故作文字如记帐，只须应有尽有，将所记之事物，一一记完便了，不必矫揉造作、自为增损。文学为有精神之物，其精神即发生于作者脑海之中。故必须作者能运用其精神，使自己之意识、情感、怀抱，一一藏纳于文中。而后所为之文，始有真正之价值，始能稳立于文学界中而不摇。否则精神既失，措辞虽工， 亦不过说上一大番空话，实未曾做得半句文章也。（以上两端为永久的。）

    （三）钱君以输入东洋派之新名词，归功于梁任公，推之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愚以为世界事物目繁，旧有文字与名词既不敷用，则自造新名词及输入外国名词，诚属势不可免。然新名词未必尽通，（如“手续”“场合”之类。）亦未必吾国竟无适当代用之字。（如“目的”“职工”之类。）若在文字范围中，取其行文便利，而又为人人所习见，固不妨酌量采用。若在文字范围，则用笔以漂亮雅洁为主，杂入累赘费解之新名词，其讨厌必与滥用古典相同。（西洋文学中，亦鲜有采用学术名词者。）然亦未必尽不可用，倘用其意义通顺者，而又无害于文笔漂亮雅洁，固不必绝对禁止也。（此为暂时的。使将来文学界中，能自造适当之新字或新名词以代之，此条即可废除不用。）

    散文之当改良者三 此后专论文学，不论文字。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

    第一曰破除迷信 尝谓吾辈做事，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作文亦然。如不顾自己，只是学着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孙。如学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隶。若欲不做他人之子孙与奴隶，非从破除迷信做起不可。此破除迷信四字，似与胡君第二项“不摹仿古人”之说相同。其实却较胡君更进一层。胡君仅谓古人之文不当摹仿，余则谓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古人所作论文大都死守“起承转合”四字，与八股家“乌gui头”“蝴蝶夹”等名词，同一字不可破。故学究授人作文，偶见新翻花样之课卷，必大声呵之，斥为不合章法。不知言为心声，文为言之代表。吾辈心灵所至，尽可随意发挥。万不宜以至灵活之一物，受此至无谓之死格式之束缚。至于吾国旧有之小说文学，程度尤极幼稚，直处于"Once upon a time，there was a ...... "之童话时代。试观其文言小说，无不以“某生、某处人”开场。白话小说，无不从“某朝某府某村某员外”说起。而其结果，又不外“夫妇团圆”、“妻妾荣封”、“白日升天”、“不知所终”数种。《红楼》《水浒》，能稍稍破其谬见矣。而不学无术者，又嫌其不全而续之。是可知西人所崇尚之"Half-told Tales"之文学境界，固未尝为国人所梦见。吾辈欲建造新文学之基础，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使文学的形式上速放一异彩也。（近见曾国藩《古文四象》一书，以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之说论文，尤属荒谬已极。此等迷信上古神话之怪物，胡不竟向埃及金字塔中作木乃伊去也。）

    第二曰文言白话可处于对待的地位 何以故？曰，以二者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处，未能偏废故。胡陈二君之重视“白话为文学之正宗”，钱君之称“白话为文章之进化”。不佞固深信不疑，未尝稍怀异议。但就平日译述之经验言之，往往同一语句，用文言则一语即明，用白话则二三句犹不能了解。（此等处甚多，不必举例。）是白话不如文言也。然亦有同是一句，用文言竭力做之，终觉其呆板无趣，一改白话，即有神情流露，“呼之欲出”之妙。（如人人习知之“行不得也哥哥”，“好教我左右做人难”等句。）又文言不如白话也。今既认定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与文章之进化，则将来之期望，非做到“言文合一”，或“废文言而用白话”之地位不止。此种地位，既非一蹴可见，则吾辈目下应为之事，惟有列文言与白话于对待之地，而同时于两方面力求进行之策。进行之策如何？曰，于文言一方面，则力求其浅显使与白话相近。（如“此是何物”与“这是什么”相近，此王亮畴先生语。）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而文学之名词，遂为白话所独据，固不仅正宗而已也。或谓白话为一种俚俗粗鄙之文字，即充分进步，至于施曹之地，亦未必竟能取缜密高雅之文言而代之。吾谓白话自有其缜密高雅处，施曹之文，亦仅能称雄于施曹之世。吾人自此以往，但能破除轻视白话之谬见，即以前此研究文言之工夫研究白话，虽成效之迟速不可期，而吾辈意想中之白话新文学，恐尚非施曹所能梦见。

    第三曰不用不通之文 胡君既辟用典之不通，钱君复斥以僻字代常用之字为不妥，文学上之障碍物，已扫除大半矣。而不通之字，亦在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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