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种姓与传统主义

    由于种姓制度对于经济层面的影响毕竟属消极性质，因此只能靠推断而非归纳以作成结论，此处我们也只能提示一些一般性的通则。我们的中心论点毋宁是：种姓秩序，就其整体本质而言，完全是传统主义的，并且在效果上是反理性的。只是，应尽量避免错寻其根源于谬误之处。

    马克思指出，印度村落工匠的特殊地位————依存于固定的实物给付而非市场销路————乃是独特的“亚洲民族之停滞性”的根由。这是对的。但是，除了古来的村落工匠之外，尚有商人与城市手工业者存在，他们或者为市场而劳动，或者在经济上依存于商人行会，这和西方的情形是一样的。印度从来就是个村落国家。只不过西部，尤其是内陆地区，城市刚开始时规模并不大，而印度城市市场的地位，在许多方面也和西方近世初期的领土国家一样，是在王侯的“重商主义式的”管制之下。因而若就社会分化的观点言之，无论如何不应该只是村落工匠的地位一项，而应该是连同种姓秩序整体，方为停滞性的原因所在。只是我们也不能将其影响力看成是太直接性的。

    有人或许会认为，必须在同一工场内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才能进行的“大型经营”之所以无法产生，礼仪上的种姓隔离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其实不然。种姓律法对于作坊中劳动统合的必要性所采取的宽容态度，正如其对于尊贵家庭之需求劳动统合与服务的宽容态度。如我们所知，上层种姓所需的家内仆役在礼仪上皆是纯净的。“工匠之手在其职业上总是洁净的”[1]，此一原则同样意味着对于劳动统合之必要的让步，换言之，让人可以接受即使是外来的计酬工匠或叩门职工所提供的建设、修缮等劳务或个人性的服务。作坊（Ergasterium）同样也是洁净的[2]，因此在同一劳动场所内使用不同的种姓员工自然不会有任何礼仪上的妨碍，就像西方中世纪的取息禁令并未阻碍企业资本的发展一样（当时企业资本根本尚未以固定利息投资的形态出现）。阻碍的核心并不在于这类个别性的难题————这样的难题是任何世界大宗教体系都会，或似乎会以其各自的方式加之于现代经济的；关键所在毋宁是整个体系的“精神”。尽管并非易事，然而目前要雇用印度的种姓劳工于现代工厂里终究还是可能的。况且在此之前，一旦近代资本主义以其成熟的机制自欧洲输入，在印度即有资本主义式的————一如见诸其他殖民地区的形式————利用工匠劳动力的情形。虽然如此，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近代组织形态可以在种姓体制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倘若任何职业的变更、任何劳动技术的变革，都可能导致礼仪上的降格贬等时，在这样一种礼仪规则的氛围里，自然是不足以自内部产生出经济与技术之革命的，甚至连最初的萌芽都不可能。

    工匠本身固有强烈的传统主义，必然也会更因此种种姓体制的礼仪规范而被推展到极致；而商业资本企图在代工制的基础上组织工业劳动而努力时，也势必会遭遇到比在西方更加强烈的抵抗。商人本身在典型的东方商业阶层结构里保持其礼仪上的隔离状态，而这种商业阶层结构无论在何处从未自发地创造出近代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情形就像彼此之间及对第三者在礼仪上采取闭锁态度的客族，例如犹太人，会在某一经济领域里并肩致力于所业。有人将某些印度教的大商人种姓，特别是例如Vania之类，称为“印度的犹太人”，若就此消极意义面而言，倒是对的。他们当中有些真是唯利是图的高手。特别是一些早先被认为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或不净的种姓————也因此特别不受（我们所认为的）“伦理的”要求所束缚的种姓，如今在财富累积方面显示出一种惊人的步调。在这方面与他们竞争的是家产制国家典型所见的、原先独占书记、官吏、包税人与类似的政治利得机会者之地位的种姓。

    也有某些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是出身于商人种姓。不过，正如我们先前所见的，唯有当他们取得资本主义企业所必需的“知识教育”时，方足以和文书种姓出身者相匹敌[3]。而他们之遂行商人教育是如此地积极强烈————就资料所允许我们如此判断的，以至于我们绝不能说他们在商业上的“禀赋”是“天性”使然[4]。然而不管禀赋如何，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有自力创造出近代资本主义之合理经营的可能。而此种理性的经营在彻底固守传统主义的印度手工业里无疑地亦从未产生。话虽如此，印度教的手工业者却是出名地勤奋，尤其比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工匠要勤奋得多。并且，整体言之，印度教的种姓组织在古老的职业种姓内部，往往发展出一种极高度的劳动和财富累积的热切。论及劳动的积极热切，首推手工业者，某些古来的农业种姓亦如此，他们当中特别是（例如南印度的）Kunbi，在以前就累积了可观的财富，如今则是以现代的形式达成。

    在英国治下，由于直接且强烈的刺激，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特别是以工厂的形式被引进印度。只不过，相对而言，其规模是如此之小，而所遭遇到的困难却是如此之大。在英国支配数百年之后，目前工厂劳工只有约98万人，不过总人口的3.3‰[5]。此外，劳工的征募实为不易，即使是薪资最高的工业部门[6]。直到最近的劳动保护法案成立后，工厂劳动才稍受青睐。女性劳动的参与只是零零星星的，而且多半是来自最下等的种姓，尽管在一些（纺织）工厂里，女性的劳动力是男性的两倍。印度的工厂劳动阶级也显现出传统主义的特征，一如见之于欧洲资本主义早期的现象。

    印度的劳工很想快点赚些钱以使自己独立。对他们而言，提高工资并非促使他们更加勤奋工作或增进生活质量的一个诱因，而是相反的，会使他们休更长的假，因为他们负担得起，或得以让他们的女人穿金戴玉[7]。高兴就离开工作，在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且想尽可能快点儿带些积蓄回到家乡去[8]。换言之，他们只不过是个“随机”劳动者，欧洲意义下的“纪律”是不为他们所知的。因此，尽管工资只要欧洲的1/4，同样的业绩却需要2.5倍的劳动人数以及更多的监督，所以除了纺织工业之外，其他工业不能与欧洲的工业相竞争。对企业家有利的一点是：截至目前，劳动者的种姓区隔使得任何工会组织和真正的“罢工”没有发生的可能[9]。工厂中的劳动，诚如前述，是洁净且共同进行的（只不过井边的水杯是要分开来的，至少一个给印度教徒，一个给伊斯兰教徒，并且同一个种姓的人才睡同寝室）————然而至今为止，劳工彼此之间的和睦仍是不太可能如市民之誓约共同体的[10]。

    可惜的是，关于各个种姓之参与近代资本主义经营的详细资料————至少可供外人利用的数据————相当有限[11]。

    关于主要种姓的收入状况（官职、年金、有价证券以外的财源————《所得税法》第四部），根据普查主任官员所作的报告，盖特（Gait）在《1911年普查一般报告书》里举出下列令人关注的事实[12]：

    在孟加拉，接受经济部门的所得税勘查的人数大约有2.3万人。占总人口51.7%的伊斯兰教徒（2400万）当中，只有3177人扣缴所得税，占缴税人数的1/8。然而，光是Kayasth（书记）这一个种姓就占有这样的比例，其收入部分得之于企业，部分来自“专业”。其次是婆罗门，接受课税的人当中有50%是以企业收益为主，与之匹敌的是Shaha，一个Sunri的小次种姓（11.9万），他们独占酒类的交易，也是接受课税人口比例最高的一支。除此之外，只有制油和油商的Teli种姓超过1000人被课税，所有其他的种姓都在这个数目之下。普查报告让人意外的是，古来的商人种姓Gandhabanik与Subarnabanik，按其名称原来应是香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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