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温煦的黄昏，自称玻璃制的人站在一个玫瑰花坛前，一动也不动。那个所谓的格列高利七世教皇在七叶树林荫大道上散步。一个上了年纪的护士领着一个披着长发的驼背老头溜达，他一再想法拧她那壮实的臀部，而且每次都发出愉快的笑声。在我旁边的一张长椅上，坐着两个男人，他们俩都在互相解释对方为什么发了疯，而谁也不听对方说话。三个穿着条纹衣服的妇女在浇花，她们默不作声地提着锡壶在暮霭中忙碌。

    我坐在玫瑰花坛旁的长椅上。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安静、愉快。一美元在白天上涨了二千马克，谁也不去关心，因而也没像城里一对老夫妻昨天夜里上吊自杀。这对老夫妻是今天早上在衣橱里被发现的，各吊在一条晾衣绳上。橱里就只有他们两人，什么东西也没有，所有东西包括床铺和衣橱，都已变卖并将搬走。当买主要来搬运家具时，他才发现死者。两个死者搂在一起，向着对方吐出舌头，舌头肿胀，呈紫色。他们的身体非常轻，因而人家很快就把他们弄下来。死者都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刷得光光的，衣服洗补得干净整齐。买主是个血气方刚的家具商人，他一看到死者就呕吐起来，并且声言不想再要这个衣橱了。到了晚上，他才改变主意，叫人把它抬走。这时死者躺在床上，别人不得不把他们从床上抬下来，因为床同样也得搬走。于是从邻居那里借来几张桌子，那对老人就停放在桌上，他们的头部用薄纸蒙住。薄纸是这住宅中唯一属于他们的财产。他们留下一封遗书，说他们原想用煤气来自杀，但是煤气公司把煤气关闭了，因为他们很久没付过煤气费。因此他们给家具商人添了麻烦，并向他表示歉意。

    伊莎贝尔走过来。她穿着蓝色的长度不到膝盖的短裤和一件黄色的上衣，颈上挂着一串琥珀项链。“你到哪里去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我已经好多天没见到她了。每次祷告以后，我就从教堂里径直回到家里。放弃同博登迪克和韦尼克共进丰盛晚餐和畅饮葡萄酒并不是容易的，但是我情愿同格尔达一道啃黄油面包、吃土豆色拉，以求安宁。

    “你到哪里去啦？”伊莎贝尔又问。

    “到外面去了，”我拐弯抹角地说，“到那少不了钱的地方去。”

    她坐在长椅的椅背上。她的两条腿黝黑，仿佛经常躺着晒太阳似的。我身旁那两个男人不快地抬头望望，随后站起身走开。伊莎贝尔滑到椅子上。“为什么儿童们要死去，鲁道夫？”她问道。

    “这我不知道。”

    我没看她。我不想再给她缠住。她此时露着长腿，穿着网球裤坐在那里，仿佛已经预感到我从现在起要按格奥尔格处世方式生活，这就已经够我受了。

    “如果他们马上又得死去，那么他们为什么被生下来？”

    “这个你只好去问博登迪克神父。他断定说，上帝对于随便哪个人头上落下的每根头发都做记录，一切事物都有其意义和准则。”

    伊莎贝尔笑了。“上帝做记录？对谁呢？对自己吗？为了什么目的？他什么事都知道的。”

    “是的，”我说，突然非常恼火，而且不知道是为什么，“他无所不知，善良可亲，公正而又慈爱————尽管如此，儿童们和他们所需要的母亲却要死去，而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世间有这么多的苦难。”

    伊莎贝尔猛然把身子对着我。她收敛起笑容。“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幸福，鲁道夫？”她低声地问道。

    “我不知道。如若不是这样，或许上帝会感到无聊的。”

    “不，”她迅速地说，“不是这样。”

    “那么究竟为什么？”

    “因为他害怕。”

    “害怕？害怕什么？”

    “如果所有的人都幸福，那么人就不需要上帝了。”

    此时我瞅着她。她的眼睛非常透明。她的脸庞也晒黑了，比以前更加狭窄。“他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不幸，”她说，“那样人家就需要他，人家就祷告。因此他害怕。”

    “可是也有人向上帝祷告，因为他们幸福。”

    “有这种事？”伊莎贝尔疑惑地微笑着，“那么他们祷告，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将保不住幸福。一切都是害怕的缘故，鲁道夫。你不知道吗？”

    那个兴高采烈的老头由强壮的护士领着走了过去。主楼的一个窗户里，一架吸尘器发出高亢的嗡嗡声。我环顾四周。那扇窗户敞开着，但是装上格栅————一个漆黑的洞口，吸尘器就像一个该死的精灵在这洞口喊叫着。

    “一切都是害怕的缘故，”伊莎贝尔重复地说，“你从来不害怕吗？”

    “我不知道，”我回答，对她总是存有戒心，“我想是有的。我在战争中常常感到害怕。”

    “我指的不是这方面的。这是有理智的害怕。我指的是无名的害怕。”

    “哪一种害怕？是害怕生存吗？”

    她摇摇头。“不。更早一些。”

    “怕死亡吗？”

    她又摇着头。我没继续问。我不愿深入下去。我们默默无语地在黄昏中坐了许久。我又一次感觉到，伊莎贝尔并没有生病，但是我抑制着这种感觉。如果有这种感觉，那么又要产生混乱，而我是不喜欢这种混乱的。伊莎贝尔终于激动了。“为什么你一声不吭？”她问道。

    “说什么呀？”

    “许许多多，”她悄声地说，“什么都说。你害怕吗？”

    我思索着。“或许我们所有的人都对大话有些害怕。有人撒下弥天大谎。或许我们也害怕我们的感情。对于这些感情，我们已经不再相信了。”

    伊莎贝尔把两腿缩到长椅上。“但是，人是需要感情的，最亲爱的，”她喃喃地说，“否则，人怎样才能生存啊？”

    吸尘器不再响了。周围骤然寂静无声。潮湿的泥土气味从花坛那里凉爽地飘来。七叶树中有只鸟在叫，叫声单调。夜晚突然成了一台天平，两边都托住世界，其分量完全一样。我感觉到这个世界，仿佛它毫无重量地在我的胸部保持住平衡。我想，只要我继续如此安详地呼吸，我不会发生什么事的。

    “你怕我吗？”伊莎贝尔低声地问。

    不，我想，并且摇摇头，你是我唯一不怕的人，即使说话也不怕。在你面前，这些话从来不是不可理解的，从来不会是可笑的。你对它们总是理解的，因为你还生活在话语和感情一致以及谎言和幻觉同一的世界之中。

    “为什么你什么也不说？”她问道。

    我耸耸肩膀。“有时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伊莎贝尔。要摆脱常常是困难的。”

    “摆脱什么？”

    “我自己。我身上有许多抵抗的力量。”

    “刀是不可能切自己的，鲁道夫。你为什么害怕？”

    “我不知道，伊莎贝尔。”

    “你别等待过久，亲爱的。否则那就晚了。人需要说话。”她喃喃地说。

    我没回答。“来对付害怕，鲁道夫，”她说道，“话就像电灯一样。它们是有用的。你看到一切都在变灰吗？现在血已经不是红色的了。为什么你不帮助我？”

    我终于放弃了我的抵抗。“你是我甜美、陌生和可爱的心肝，”我说，“要是我能帮助你就好了！”

    她向前弓着身子，两只手臂搂着我的肩膀。“你跟我来！帮助我！他们在喊！”

    “谁在喊？”

    “你没听见吗？是人的声音。他们喊个不停！”

    “没有人在喊，伊莎贝尔。只有你的心在喊。但是它喊什么？”

    我觉得她的呼吸吹到我脸上。“请你爱我，那样它就不再喊了。”她说。

    “我爱你。”

    她坐到我的身旁。她的眼睛此刻闭着。天色更暗了，我看到那个自称玻璃制的人又缓慢地直挺挺地走过。一个护士把几个老人集中起来，他们弯着腰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长椅上，像黑乎乎的一捆捆黑纱。

    “时间到了。”她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说道。

    我点点头，依然坐着。“他们在喊，”伊莎贝尔低声地说，“他们是永远找不到的。谁有这么多的眼泪？”

    “没有人有，”我说道，“世上没有人有，亲爱的心肝。”

    她没有回答。她像个累坏了的孩子在我身旁喘气。后来我把她扶起来，背着她穿过林荫大道回到她住的病区。

    当我把她放下来时，她绊倒了，并且紧紧地抓住我。她喃喃念叨着什么，我没有听懂，她叫我把她送进去。入口处由一盏乳白色无影灯照得通明。我把她放在大厅里一张藤椅上。她闭着双眼在藤椅上躺着，仿佛她是从一个无形的十字架上取下来的。两个身穿黑色衣服的护士走了过去。她们正朝着礼拜堂走去。有一会儿工夫，看上去仿佛她们是想把伊莎贝尔抬去埋葬似的。后来有个穿白衣服的女看管人员走来把她带走。

    女总管又给了我们一瓶摩泽尔葡萄酒。尽管如此，令我惊奇的是，博登迪克在饭后立即悄悄地走了。韦尼克仍旧坐着。天气稳定不变，病人们十分安静。

    “为什么不把那些治不好的病人弄死？”我问道。

    “您想弄死他们吗？”韦尼克反问我一句。

    “我不知道。这情况完全和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一样，人们只知道他还要遭受痛苦。您能否给他注射一针，让他少痛苦几天？”

    韦尼克默默无语。

    “幸好博登迪克不在这儿，”我说，“我们可以进行道德方面和宗教方面的讨论。我以前有个战友，他的肚皮被炸得跟肉铺子一样。他恳求我们用枪把他打死。我们把他送到野战医院。他在那里喊叫了三天才死去。一个人痛苦地号叫，三天是很长的。我目睹许多人像牲畜一样死去。不是像人死去，而是像牲畜那样死。对于所有这些人，本来完全可以注射一针让他们解脱的。我的母亲也是如此。”

    韦尼克默不作声。

    “好吧，”我说道，“我知道：结束一个生物的生命，总是像谋杀一样。自从我参加战争以后，我甚至不愿打死一只苍蝇。尽管如此，我觉得今晚这块牛犊肉的味道很美，牛犊是别人杀死给我们食用的。这种说法早就成为谬论，是不全面的论断。生命是个奇迹，一头牛犊和一只苍蝇也不例外。特别是一只苍蝇————这个有成千上万个复眼的杂技演员。生命总是个奇迹。但它总是要结束的。为什么我们在和平时期要打死有病的狗，而不杀死一个号哭着的人呢？但是在无益的战争中，我们杀死的竟有千百万？”

    韦尼克还是一直不回答。一只大甲虫在电灯四周嗡嗡作响。它撞上灯泡，跌落下来，迅速爬动着，又再向上飞，重新绕着灯光转。它不会吸取教训的。

    “教会的神职人员博登迪克当然对一切都有个答复，”我说道，“动物没有灵魂，人是有的。但是如果脑子的一道皱褶受到损伤，灵魂这东西留在哪里呢？假如某人变成白痴，灵魂又在哪里？它是不是已经到了天上？或是在某个地方等待那具依然能流涎水、吃食和排泄的弯曲的残存躯壳吗？我看到您的几个病员被关在屋子里————相反，动物却是神。那些白痴的灵魂究竟待在哪里？它可以分开吗？或是它像个看不见的气球悬挂在可怜的、嘟嘟哝哝的头颅之上吗？”

    韦尼克做了个动作，仿佛他在把一只昆虫赶走。

    “好吧，”我说道，“这个问题就留给博登迪克，他将不费吹灰之力加以解答。博登迪克依靠伟大的陌生人上帝，依靠天堂和地狱、对受苦人的报酬和对恶人的惩罚，可以解答一切问题。谁也没有作过证明————按照博登迪克的说法，只有信仰才使人幸福。可是我们获得智力、判断力和对证明的欲望有什么用呢？是不是为了不使用它们？这是对伟大的陌生人异常的戏弄！而什么是对生的敬畏，对死的害怕呢？害怕，总是害怕！为什么？如果没有答案，为什么我们可以提问呢？”

    “完了？”韦尼克问道。

    “没有，但是我不想问下去。”

    “好的。我也不能回答您。至少这些您自己是知道的，不是吗？”

    “当然啰。为什么只有您才会，而世界上所有藏书只有抽象推论的答案呢？”

    那只甲虫第二次飞行又跌落下来。它的腿又在迅速爬动，开始第三次飞行。它的翅膀像光亮的蓝钢一样。它是一架漂亮实用的飞机，但是面对着灯光，它却像一个酒徒面对着酒一样。

    韦尼克把剩下来的摩泽尔葡萄酒倒入玻璃杯里。“您打了多长时间仗？”

    “三年。”

    “奇怪！”

    我没回答。我大约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我没兴趣再仔细玩味一番。“您相信智力是灵魂的一部分吗？”韦尼克丢下前面的话题问道。

    “我不知道。但是您相信，那些在关闭的病室中满地乱爬、相互侮辱的可怜虫也有灵魂吗？”

    韦尼克伸手去拿酒杯。“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很简单，”他说，“我是个科学家。我什么也不相信。我只是观察。博登迪克则相反，他相信a priori ！您就在这之间摇摆不定。您看到那只甲虫没有？”

    那只甲虫正在第五次冲锋。它将这样继续下去，到死为止。韦尼克把灯关了。“这么做，它就得救了。”

    夜幕穿过敞开的窗户席卷而来。它是同泥土气味、花香和星星的闪亮一道飘进来的。我立即觉得我刚才所说的一切，是非常幼稚可笑的。那甲虫还嗡嗡飞了一圈，然后稳稳地飞出窗外。“乱七八糟，”韦尼克说，“真的乱七八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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