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问题的背景

    Ⅰ．无产阶级专政

    任何事情都没有这件明显事情这样的具有欺诈性。过去20或25年间发生的事情教我们看到隐藏在本篇标题背后的问题。在大约1916年以前，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似乎对大多数人都十分清楚，尤其是对受信任的社会主义正统派的拥护者更加清楚。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否定社会主义者加入民主俱乐部的权利。当然社会主义者本人————除了少数工团主义团体外————甚至声称是唯一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绝不可以与资产阶级假民主混淆的真正民主的独家卖主。

    他们不但努力以民主价值来提高社会主义价值；而且还提出一个证明使他们满意的理论，即社会主义与民主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根据这个理论，私人控制生产资料是资产阶级能够剥削劳动和资产阶级能够把符合它阶级利益的命令强加在全社会管理政治事务的部门头上的根源；因此资本家阶级的政治权力看来只是它经济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结论是，一方面，只要存在私人控制生产资料的权力，就不可能有民主————那种单纯政治民主的说法必然是欺人之谈————另一方面，消灭那个权力将同时结束“人剥削人”的现象，并带来“人民的统治”。

    当然这番理论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正是因为它逻辑上来自————事实上重复了————马克思理论的词语定义，它必然与马克思理论同命运，特别是与“人剥削人”的理论同命运。 (1) 我将很快提出在我看来是对社会主义团体与民主信条之间关系的更现实的分析。但我们还需要可能存在于社会主义本身和民主本身之间关系的更现实的理论，也就是可能存在于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的具体做法之间独立于愿望和口号之外的关系的更现实的理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究民主的本性。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立即予以澄清。

    现存的社会主义可能是民主的真正理想。但社会主义者在实现社会主义时，并不总是那么讲究方法。革命 和专政 这些字眼出现在圣书中使我们感到刺目，许多现代社会主义者更直言不讳地声明，他们不反对使用暴力和恐怖来打开社会主义天堂的大门，暴力和恐怖对于较民主地号召群众改信社会主义的手段是一种帮助。马克思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无疑能够作出足以使他在民主主义者眼中是清白的解释。在本书第一篇中，明白地表明他对革命和进化的观点是可以调和的。革命不一定含有少数人企图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不愿顺从的人民头上的意思；革命的意思可以是革除由一心想保持旧制度的利益集团利用旧制度设置的违反人民意志的障碍。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作相同的解释。为证明我的看法，我可以指出《共产党宣言》中有关段落的措辞，在这些段落中马克思谈到“逐步地”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东西，谈到阶级差别“在发展过程中”消失————这些词句尽管强调“武力”，看来指的是包括在寻常理解的民主手段范围内的过程。 (2)

    但这样解释的根据远非结论性的，因为它几乎把著名的社会革命和同样著名的专政贬低为旨在点燃人们想象力的煽动性的宣传辞令。许多是马克思门徒的社会主义者和许多自称为马克思门徒的其他人，对此持有不同的见解。服从真正犹太法学家和法利赛人的权威（他们比我更懂得律法），并按照阅读《新时代》各卷给我的印象，我必须承认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马克思不得不作出选择，他可能使社会主义建立在遵守民主程序的基础上。

    在那种情况下，他无疑将和在他之后许多人所做的那样宣布，他实际上并不背离真正的民主道路，因为要把真正民主带给社会，就有必要消除窒息民主的资本主义乌烟瘴气。现在，对于民主的信奉者而言，遵守民主程序的重要性显然随着我们争论点的重要性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因而遵守民主程序与根本性社会重建相比，绝不需要用一切能得到的保证作更谨慎的守护和更小心的保卫了。不论谁放松这个必要条件，或者坦率地接受非民主程序，或者接受以非民主手段保证表面上民主决定的某些方法，这里可以作出结论说，他把其他东西的价值看得比民主价值更高。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对于任何此类社会重建，不管他多么赞同它在其他方面的优点，他一定认定它在根本点上是有缺陷的。试图强制人民拥抱据信是美好和光荣的但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即使可望他们在经历它的后果时便会欢喜的东西————就是反民主信仰的真正标志。如果不民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实现真正的民主，而且这些行为又是唯一 的手段，那么这种不民主的行为是不是例外呢？只有让诡辩家去决定了。对于这个问题，即使承认它是例外，但它不适用于社会主义事例，如我们业已了解，社会主义只有在用民主方法有可能成功的时候，才是可望实际成功的时候。

    但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主张在过渡时期不使用民主的论点为逃避对民主的全部责任提供绝好的机会，这是很明显的。这样的临时性安排可能持续一个世纪或者更长，它是胜利的革命造成的统治阶级用以无限期延长这个安排或者用以采取那种没有实质的民主形式的有用手段。

    Ⅱ．社会主义政党的记录

    一俟我们检查各社会主义政党的记录时，对它们所说的它们一贯拥护民主信条这句话的真实性就难免要有所怀疑了。

    首先，有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由属于少数的一个政党统治，对任何别的政党不给任何机会。那个政党的代表参加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聆听报告，一致通过决议，毫无任何类似我们称之为讨论的过程。他们一致紧张地投票通过————如官方所说————“俄罗斯人民（？）无条件地忠于列宁——斯大林的党，忠于伟大的领袖，接受我们时代最光辉的文件————斯大林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宏伟工作计划，并毫不动摇地完成它”和“在伟大斯大林的天才领导下，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 那种一个候选人的选举，加上装样子的讯审和国家保安部的作法，无疑可以形成“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如果指派给民主这个词以合适意义的话————但这个意义恰恰是大多数美国人所不能理解的。

    可是在本质上，至少在原则上，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巴伐利亚，尤其在匈牙利舞台上这种类型的短命创造物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无疑存在一些社会主义团体，这些团体到今天一直保持着我们意指民主理想 的东西；例如大多数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社会主义政党，诺曼·托马斯先生领导的美国党以及流亡国外的德国社会主义团体。根据这些团体的观点，和根据观察家的观点，否定俄罗斯制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并认为至少在民主方面它是一种畸形变体是有诱惑力的。但是，除了“我们欢喜的社会主义”之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含义是什么？除了承认事实，即承认存在不能获得所有社会主义者忠诚并包含非民主社会主义的种种社会主义形式之外，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呢？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可以是非民主的，这点确实无法否认，如同我们业已了解，根据纯逻辑理由，确定社会主义特征并不包含任何关于政治程序的东西。只要这个道理正确，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主义政权能不能 算是民主的，和在何种意义上它可以 说是民主的。

    第二，那些社会主义团体一贯坚持民主信仰，从来没有机会和动机去信奉任何其他信仰。它们生活在强烈愤恨不民主的言论和行动的环境中，事实上始终讨厌工团主义者。在某些场合里，它们有各种理由信奉那个庇护它们和它们活动的民主原则。在另外一些场合里，它们中大多数人对可望由民主原则产生的政治和其他后果感到满意。不难想象，如果英国或瑞典的社会主义政党表现出严重的反民主倾向的症状的话，会碰到何种反应。同时这些政党觉得它们的力量正在逐渐增长，负责任的职位正缓慢地、自动地向它们走来。当职位来到时，它们满意。所以，它们声称信奉民主政治，不过表示它们一直在做显而易见的事情。它们的政策不受列宁喜欢的事实，并不证明假使列宁处在他们的地位上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在德国，社会主义政党发展得更好，但在1918年之前，那里的党进入政治权力的道路似乎被阻塞，面对强大而敌意的政府的社会主义者，不得不依靠资产阶级的同情和最多只是半社会主义的工会力量以求保护，他们更少偏离民主信条的自由，因为要是这样做，他们只能是做对他们敌人有利的事情。 (4) 他们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 ，对他们说是一种合适的慎重态度。

    第三，但结果表明有利的考验事例是极少的，而且是很少说服力的。 (5) 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它决定选择民主政体，而且（好像这是信仰民主的证据）它无情地全力镇压共产党人。可是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分裂了。它的左翼受巨大损失，而持异议的脱党者比留在党内者有更大至少有同等权利佩戴社会主义的徽章。何况留在党内的人有许多虽然服从党的纪律，却并不赞成党的做法。在赞成这种做法的那些人中，许多人之所以赞成仅仅由于这样的理由，即至少从1919年夏天起，采取较激进（在这里就是反民主）路线取得成功的机会极微小，尤其是，柏林的左倾政策即使未曾立刻遭到毁灭性的失败，也意味着莱茵兰和美因河以南地区脱离德国的严重危险。最后，对于大多数人或者无论如何对于党内的工会会员来说，民主给予他们真正想望的每样东西，包括职位在内。无疑他们得与中央党（天主教政党）分赃。但这笔交易双方都是满意的。不久，社会主义者真的变成吵吵闹闹的民主主义者，但这是持反民主信条的反对党开始起来反对他们时候的事情。

    我不打算为了他们表现出来的责任感或甚至为了他们安坐在衙门里舒适的安乐椅上那种自鸣得意的样子去责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者是人类共有的缺点，前者如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篇说明的那样，完全是他们的荣誉。但把他们提出来作为社会主义者对民主程序的毫不动摇的忠诚的证据，未免有点乐观了。我也想不出任何更好的考验事例————除非我们真的同意接受俄国和匈牙利的事例，这两个事例都表明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与以民主手段夺取政权的不可能性的严酷结合。奥地利的事例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困难，奥地利事例的重要性由于领导集团（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出名望而扩大，大大超过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在1918年和1919年时的确坚持民主政治，当时形势尚未像以后那样很快变成为自卫问题。但在权力的垄断似乎还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几个月里，他们中许多人的立场并不是很明确的。那时弗里茨·阿德勒把多数决定的原则称作“算术上的偶然”（Zufall der Arithmetik ）的拜物教，其他许多人对民主程序规则耸耸肩膀地爱理不理。可是这些人乃正规的党员并非共产主义者。当布尔什维克主义统治匈牙利之时，选择路线问题变得迫在眉睫。任何人只要注视到那个时代的争论，都不会不理解当时党的思想受以下准则的指导：“我们不特别喜欢必须向左转的前景（等于采取苏维埃方法）。但是，要是我们必须如此，那么我们就全体向左转”。 (6) 这种对国家总的形势和对党的危机的估计有极充分的理由，根据估计的推理也很合理。可是不论是估计还是推论都缺乏显著的对民主原则的热烈忠诚。他们最后改变了信念。但信念的改变并非由于认识的悔悟，而是由匈牙利反革命的后果造成的。

    请别认为我在斥责社会主义者的不忠实，或者我希望让他们受到蔑视，把他们看成恶劣的民主主义者或无原则性的权谋家和机会主义者。我完全相信，尽管他们中某些预言家沉迷于幼稚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他们中的大多数基本上总是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忠于他们的信念。此外，我不相信在社会斗争中有何不忠实可言，因为人们总要去想他们要想的事情，总要去想他们不停地宣称信奉的道理。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大概不比任何其他政党有更多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只不过在民主主义符合他们的理想与利益而不是相反的时候拥护民主主义。为了免得读者吃惊，免得读者认为这样卑鄙的观念只有最冷漠无情的政客才具有，我们想立刻做一次心理实验，它将同时为我们探究民主的性质提供出发点。

    Ⅲ．一次心理实验

    假设有一个社会按照使读者满意的民主标准，作出镇压异教徒的决定。这个假设的事例并非纯属幻想。我们大多数人乐意承认，被认为民主政体的社会曾用火刑柱烧死异端————如日内瓦共和国在加尔文时代所做的————或者以我们道德标准所不容的方式迫害异教徒————殖民时代的马萨诸塞人的作为可以为例。这种类型的事例如果发生在非民主政体国家，对我们的实验也不失为适当的事例。因为相信在一个专制政体里民主过程完全不发生作用，或者相信一个专制君主绝不希望根据人民意志办事或完全服从人民的意志办事都是幼稚天真的。不论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下结论说，这种事情在民主模式的政治制度里也同样会出现。例如，至少对基督徒迫害的早期肯定得到罗马舆论的赞同，如果罗马是一个纯民主政体，恐怕也不会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 (7)

    捕杀女巫提供了另一个事例。它出于群众的灵魂，绝不是教士和君主凶暴的创造，相反，后者一旦觉得有能力时就立刻制止这种行动。天主教会惩罚巫术，这是确实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教会实际采取的手段与罗马当作职责进行的反对异端采取的手段相比较，我们立刻会有这样的印象，即在巫术问题上，教皇屈从于舆论而不是由他煽动舆论。耶稣会教士反对捕杀女巫在开始时没有成功。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也就是说，到欧洲大陆确立君主专制制度时————终于普遍出现政府禁止此种行动。像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那样强大统治者开始禁止此种行动时采取出奇的小心翼翼方式，清楚地表明她知道她正在反对人民的意志。

    最后，选择与现代问题有一定关系的例子，反犹太主义一直是犹太人在总人口中占相当比例的大多数国家中最根深蒂固的公众态度之一。在现代，这种态度在资本主义理性影响下已有部分消融，但余留下的还足以保证有意利用它的政客大得人望。我们时代除率直的社会主义外的大多数反资本主义运动，事实上从那里学到教训。但在中世纪，说犹太人能生存下来是由于教会和君主的保护并不过分，他们在反犹群众面前庇护了犹太人，最后又解放了他们。 (8)

    为了我们的实验，现在让我们设想，我们处身于假设的国家，那里以民主的方式迫害基督徒，焚死女巫和屠杀犹太人。我们当然不会因为这些行为是通过民主程序的规则决定的，因而赞成这种做法。然而关键性的问题是：我们是赞成可以避免这种做法的不民主政体呢？还是更愿意要产生这种后果的民主政体？如果我们不要后者，那么我们的行为恰如狂热社会主义者的行为，对于他们来说，资本主义比猎杀女巫更坏，所以他们准备接受不民主的方法来扼杀资本主义。只要这个推论是对的，我们与他们可以说是在同一条船上。大多数热忱的民主主义者把最终理想和利益看得比民主政治更重要，如果他声称毫不动摇地忠诚于民主政治，他的意思就是，他深信民主政治能保证这些理想与利益，如信仰和言论的自由、正义、廉洁政治等。

    为什么是这样的理由是容易找到的。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 ，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因之其本身不能是目的，不管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什么决定都是一样。任何人要为民主下定义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不论民主的方法具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色，我们刚才见到的历史事例告诉我们关于它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极为重要，有必要再加以清楚地说明。

    第一，这些例证足以排除向刚才所说的命题挑战的任何企图，即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所以它同其他任何方法一样，其本身不能是目的。有人可能反对说，作为逻辑问题，像这样的方法可以是一个绝对的理想或最终的价值。它完全可以。无疑可以想象有人可能认为，民主程序用一定历史模式努力完成的事情无论怎么邪恶或愚蠢，人民的意志必然占上风；或者除非用民主程序批准的方法，无论如何不能反对人民意志。但在上面所述的情况下，称他们为暴民不称他们为人民，人们以可以使用的一切手段与他们的罪恶和愚蠢作斗争，似乎更为自然。

    第二，如果我们同意，对民主的无条件忠诚只能是由于我们对期望民主带来的某些利益或理想的无条件忠诚，我们提出的事例也排除这样的反对意见，即虽然民主本身不是绝对理想，可是由于它必然、一贯、到处有助于我们得到我们愿意无条件为之奋斗和牺牲的某些利益或理想，它不失是绝对理想的替身。显然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9) 和其他任何政治方法一样，民主总是产生同样的后果或促进同样的利益或理想。所以对民主的合理忠诚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即不但要有超理性价值的图式，而且要有可期望民主能以我们赞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的社会状况。关于民主作用的命题，如果不限定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局势是没有意义的， (10) 所以当然是反民主的论点。

    毕竟这是很明显的。任何人不会为之吃惊，更不会为之震惊。因为它与任何特定局势中民主信念的热忱或尊严毫无关系。理解自己信念的相对正确性而又毫不畏缩地支持它，这就是文明人区别于野蛮人的地方。

    Ⅳ．探索定义

    我们已经有了进行考察的出发点。可是我们还见不到能够帮助我们分析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定义。有几个开端时的困难依旧挡住我们的视野。

    查阅亚里士多德的书对我们不大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使用民主这个词指一种对他的秩序井然共和国理想的背离。但回忆我们曾为政治方法这个名词所指定的含义，我们的困难就有几分解决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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