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从1875年到1914年

    Ⅰ．英国的发展和费边主义精神

    这两个年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1875这一年诞生了其力量强大到可算是一种政治因素的第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个重大的事件是通过两个德国政治团体————拉萨尔的团体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于1869年建立的团体————合并为社会民主党而发生的，该党在当时（哥达纲领）虽然对拉萨尔的政纲作出相当大的让步， (1) 最终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埃尔富特纲领，1891年），并稳步地开辟自己的道路，到1914年占有值得骄傲的地位，但就在那年，它和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一样，遭遇致命的危机。 (2) 在评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毋需作出牺牲原则性的妥协，眼看就能取得议会领导权的惊人发展之前，我们应先看一看其他国家事态发展的过程，首先看一看那个时期的英国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它提供了与德国党完全不同的令人惊奇的和有启发意义的对照。

    在表层底下，当然存在本质相似的社会过程和（作为过程一部分的）本质相似的劳工运动。英国和德国事态发展之间有基调、意识形态和策略的不同，其原因是容易解释的。自从欧文派的全国团结总工会于1834年垮台以来，或者说自从宪章运动销声匿迹以来，英国的劳工运动不再产生任何坚决的敌对行动。某些工人的经济目标得到自由党的支持，另一些目标得到保守党的同情。 (3) 例如，1871、1875和1876年的工会法通过时都没有发生刺激工人好斗心理的任何事情。此外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是由非社会主义团体进行并解决的，群众除了欢呼或讥笑外，没有很多的事情可做。在所有这些事情中，英国工人基层群众的优秀品质充分地表现出来，英国政治社会的优秀品质同样明显地表示出来：在证明它们能够避免走上与法国大革命同样道路，能够消灭由昂贵面包引起的危机后，它们还懂得怎样控制日益艰难的社会形势，怎样体面地放弃自己的某些主张————1906年的劳资纠纷法可以为证。 (4) 结果是英国的无产阶级经历较长的过程才具有“阶级觉悟”，才达到基尔·哈迪能够组成独立工党（1893年）的标准。但是新工会运动 (5) 的兴起，最终宣布与德国工人运动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的（除了语言表达外）事态的来到。

    当时存在的这种差异的性质和程度，如果我们看一看能最完整地表达其目的与方法的团体————费边社————就会十分清楚地显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者会轻蔑地讪笑在他们看来必定是对从不标榜自己的那个知识分子小团体重要性的严重夸张。事实上，在英国，费边主义者及其态度就像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同等重要。

    费边主义者出现于1883年，在我们整个时期一直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团体。 (6) 他们来自边沁和穆勒学派，继承两者的传统。他们像在他们之前的哲学激进派一样，对人性抱有同样巨大的希望。他们以同样的实事求是的进步理论，努力为理性的重建与改善而工作。

    他们很注意他们的论据，他们中有些人不辞无限艰辛通过大量研究和对某些论点与措施的批判来收集这些论据。可是他们对他们目标的基本原理————包括文化的和经济的————完全不加批评。他们把这些目标看做理所当然之事，就像好心的英国人那样，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不过以另一种方式说出来罢了。他们看不到贫民窟与上议院之间的差别。二者皆是“坏东西”，不是吗？这是常识。至于较大的经济平等、印度的自治政府、工会或自由贸易显然是“好东西”，谁能怀疑？必要思考的是怎样清除坏东西和怎样取得好东西；其他每一样思考只会激起无益的行动。在所有这些思想中，全心全意为公众事业献身的精神和不能容忍对个人价值和国家价值有别种看法的态度同样明显，还具有小资产阶级憎恶带有贵族情调的（包括对美的欣赏）任何事物的情绪————他们表达这些观点的方式和马克思主义者表达的方式完全一样。

    起初，费边社成员得不到任何支持。他们开始劝说愿意听他们讲话的任何人。他们向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群众发表演说。他们能干地和大量地写作并分发小册子。他们推荐特定的政策、计划和法案，或者抨击它们。但他们施展影响的最重要的途径是接触“要人”，或者不如说接触政界、企业界和劳工界领袖人物的随从人员。他们的国家和他们本人在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为建立和利用这种接触提供绝好的机会。

    英国政治社会并不总是接受外界的劝告，但它比起任何其他社会都乐意倾听别人的意见。而某些费边社成员不是外人，有些人能够利用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学生联合会和公共休息室建立起来的联系。从伦理上说，他们不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他们中大多数人不是现有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全都强调愿意合作，不愿意敌对。他们不打算出来组织政党，他们非常讨厌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词藻。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宁愿做个有用的人，不愿做被人嫌恶的人。他们总有一些主见提供给议员或行政官员，而后者总是欢迎告诉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的建议。

    现代内阁部长一般说来能在他的部内找到他需要的大部分情报和建议。特别是他绝不会感到缺乏统计材料。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况不是这样。那时除偶有例外，各级文官只知道他们的例行公事，其他一无所知。担任官职的议员，尤其是未担任官职的议员，除了原有政策外，总是得不到有关“新”社会问题的论据与主意。占有论据与主意并一直愿意把它们贡献出来的团体，把它们妥善编排，准备供政府大臣或一般议员使用，这个团体肯定拥有进入权，尤其是从后门进入的权利。各级文官接受了这些论据与主意，他们不但对费边社成员的眼前目标相当同情，而且还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些主意的宗旨。反过来，费边社成员也接受充当非正式公务人员的角色。事实上他们很合适充当这个角色。他们没有个人野心。他们乐意在幕后服务。通过人数日增、权力日大的官僚机构所进行的活动（这是他们预见到的和赞成的）十分完美地适合他们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总方案。

    但是，马克思本来很可能会问，小小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团体（1881年成立的海因德曼的民主联盟）确实曾经问过：如果这种成就不能算是与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政治上拥护者的共谋，它还能算是什么呢？它怎能被称为社会主义？如果可以这么称谓，它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按上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意义）的另一种版本吗？不难设想，费边社成员和马克思主义者相互必定多么憎恶，各自对另一方错误观念的蔑视必定多么深切，虽则费边社成员的做法是一贯避免讨论基本原则和策略，而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他们以稍稍带有保护者的同情态度耐心等待费边社成员来讨论所有问题。然而就超然的观察家来说，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

    费边型的社会主义努力，在任何别的时间不能算是一回事，但它在1914年以前的30年间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在那期间各种事物和人的思想适合并乐于接受这种信息，不需要比它保守或比它激进的思想。整理和组织现存的思想是使每种可能性变成清楚易懂政策所必要的，正是费边社成员以最勤奋、最实际的态度在做这个“组织整理”工作。他们是改革者，时代精神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的目标在致力于社会的根本性重建，最终使经济管理成为公共事务。他们是志愿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们在任何早期阶段必然被划为马克思主义者观念中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有等待他们的目标，所以以上看法所涉的含义并不符合他们的情况。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以空谈革命与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那个猎物意识到危险是十足的疯狂。惊醒阶级觉悟正是他们想要避免的事情，至少在开头时是如此，因为这将使他们的原则不可能和平而有效地传遍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和行政机构。当事物足够成熟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帮助建立独立工党，遂即与1900年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合作，并展开工会的政治活动，促使进步党在伦敦市议会里提出自己的路线，首先宣传在市里实行社会主义，然后宣传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最后倡导苏维埃制度的优点。

    所有这一切无疑有另外一方面，即容易使他们的组织受到指斥。但无论如何，如果说他们从未发表过更加马克思式的战斗宣言，从未确切地告诉资产阶级那个猎物他们准备怎样对付它，他们同样从不去保护它。对准费边社成员的另一个批评来自相反的立场，它指出他们的方法使他们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国防御工事上被阻住的危险，而这种方法不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对阵战。这个批评没有考虑到他们特有的态度。可以代表他们作这样的回答：如果他们尽一切可能攻击资本主义制度，不消灭它而成功地对它进行充分的改造，这当然是值得庆祝的事情。至于对阵战，他们事先就以突出巧妙的方法，采用罗马将军的名字，来回答革命的批评家，那位将军尽管小心谨慎，但在把汉尼拔赶出意大利的斗争中，却比他任何急躁的前任起了更大的作用。

    因此，这样说可能是正确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也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费边主义正好与马克思主义站在对立面上；也可以这样认为，费边社成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比马克思本人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集中注意于实际政治范围内的问题，与社会事物进化的步调保持一致地前进，暂且不问最终目标，这些实际上要比马克思本人任意嫁接在他基本理论上的革命思想意识更符合他的基本理论。对资本主义的迫在眉睫的灾变不抱幻想，理解社会主义化是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能改变社会上所有 阶级的态度，甚至能琢磨出基本学说的优越性。

    Ⅱ．一方面是瑞典另一方面是俄罗斯

    每个国家有她自己的社会主义。但在那些对人类文化价值宝库作出与其国土大小不相称的惊人贡献的大陆国家————特别是尼德兰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事物与英国的范例并无多大的不同，以瑞典为例。像她的艺术、科学、政治、社会制度和许多别的事物一样，她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之迥然不同于其他国家，不是由于原则或意向的任何特色，而是由于造就瑞典民族的材料和她特出均衡的社会结构。这就是为什么说，其他民族试图抄袭瑞典的榜样是十分荒谬的原因；要抄袭她的唯一有效方法，只有请来瑞典人，让他们执掌主权。

    既然瑞典人是那样的人，他们的社会结构是那样的社会结构，我们就能容易地理解他们社会主义的两个突出特征。几乎总是得到干练而认真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它和十分正常的社会过程合拍地缓慢成长，并不试图走在正常发展的前面，不想为对抗而对抗。所以当它执政时未产生任何骚动。它的领导人自然地担任负责的职位，他们能够以平等地位并主要在共同基础上对待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到今天，虽然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理所当然地出现，各党对当前政治的分歧已降为讨论这样的问题，如对一致同意的某个社会项目是否应多拨款几百万克朗，还是少拨款几百万克朗。在该党内部，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只有凭借显微镜才看得清楚，因为从双方的水平看，他们之间已不存在巨大的文化鸿沟，也因为瑞典的社会有机体比其他社会有机体产生相对少的难以就范的知识分子，被激怒的和激怒人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地方那么多。这种情形有时被描绘为工会一般地对社会主义运动特别地对社会主义政党施加的“削弱性控制”。对沉湎于当前激进主义词藻的观察者来说，这种情况显得更加真切。可是这样看问题没有正确看到社会和种族环境的重要性，不仅那里的工人而且还有知识分子都是这个环境的产物，这个环境阻止他们把社会主义提高为一种宗教。虽然在马克思的教导中可能找到这种模式的位置，但当然不能期望一般马克思主义者赞同地看待瑞典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甚至不能期望他们承认它是真正社会主义努力的事例。反过来，瑞典的社会主义者所带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是轻微的，尽管他们特别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国际关系中，经常使用符合当时认为是社会主义规格的语言。

    在天平的另一端，在俄国，我们发现几乎纯粹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具有全部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但不难从其环境加以理解的社会主义。沙皇俄国是主要带有前资本主义面貌的农业国。工业无产阶级————就职业社会主义者可接受的意义来说————只占1.5亿总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 (7) 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人数相应的少，较之其他任何阶级并不更有能力，虽然由政府促进的资本主义进化当时正在迅速积聚力量。插入这个结构中的是一个知识界，他们的思想对当地人是陌生的，犹如俄国上流社会妇女的巴黎服装。

    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当时实行的政府形式当然是令人憎恶的，它是由一个专制的国王（独裁者）率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与土地贵族和教会结成同盟。全世界舆论接受他们对历史的解释。甚至最仇视接替沙皇政权的那个政权的作家，无不急急忙忙地向他们的读者保证，他们对沙皇制度这个怪物感到极度的厌恶。于是简单的真理就完全陷入无意义语言的迷宫，茫无踪迹了。其实，那种政府形式之对于产生它的社会模式，并不比英国的议会君主制和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更不适合。那种官僚机构的运用效率，考虑到它进行工作的条件，也比人们要世人相信的高得多，它的社会改良————农业的和其他的————和它走向初步宪政的蹒跚步伐，做到了在那种环境里可以期望的一切。和民族精神抵触的是外来的激进主义和知识分子的集团利益，不是沙皇的君主制度，相反这个制度牢牢掌握了所有阶级的绝大多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乍见之下它们显得自相矛盾，虽然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会认为如此。一方面，循着组成卡捷特党（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派律师、医生、教授和文官所希望的方向作巨大而突然的行动是不可能的，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政纲不能为君主政体所接受，而是因为他们太软弱无力了。让这些人当政就等于让那样的一个集团当政，它与执行沙皇主义的原来集团相比，在群众中能得到的支持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对群众的感情和利益的同情不是更多而是更少。那里不存在资产阶级政权出现的余地，更不用说社会主义政权了。在法国1789年形势和俄国1905年形势之间没有相同的地方。1789年瓦解的社会结构是过时的，它阻塞了国内几乎每一个有生气事物前进的道路，它没有能力应付当前的财政、经济和社会问题。俄国在1905年的形势不是这样。由于在日本手里吃了败仗威信扫地，因此出现社会不满和混乱。可是这个国家证明自己不但有能力克服混乱，而且能够解决混乱背后的各种问题。在法国，结果出现罗伯斯比尔，在俄国，结果出现斯托雷平。要是沙皇制的生命力像法国旧政体那样已经消失，情况就不可能是这样。没有理由假设，倘若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个社会组织过分紧张，俄国君主政体不能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并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和平而成功地进行改革。 (8)

    另一方面，显然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基本稳定，才使不能希望使用正常方法取得优势的知识分子被迫采取不顾一切的激进主义，走上犯罪暴力的道路。他们采取的是那种其剧烈程度与实际可能性成反比的那种激进主义，也就是软弱无能的激进主义。暗杀是无效的，它只能产生镇压，但此外又没有很多的事情可干。镇压手段的残酷反过来产生报复，于是悲剧就这样发展下去，残忍和犯罪的悲剧不断地相互加剧，这是全世界看到和感觉到的全部情况，也是我们可以期望的正确判断。

    可是马克思绝不是盲动主义者，对于俄国革命者中某些小丑，尤其是巴枯宁式的那些小丑，他怀有极大轻蔑和同样多的憎恨。此外，他应该看到————也许他确实已看到————俄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具备根据他自己学说规定的那种类型社会主义胜利甚至出现所必需的任何一个条件。但是，从逻辑上说，如果这一点本该阻止俄国知识分子信奉他的教导，那么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情况却相反，他的教导在他们那里取得巨大成功。他们是或多或少诚实认真的革命者，他们的目的却含糊不清。这里正好有一个力量无与伦比的革命真理。马克思闪闪发光的词藻和千年至福的预言正是他们想要逃出民粹主义可怕荒漠所需要的东西。此外，这个经济理论、哲学和历史学混合物适合俄国人口味达到完美的程度。他们毫不介意这个真理完全不适用于他们的情况，对他们没有真正的指望。笃信者一直听到他们想听的道理，不管预言者实际讲的是什么。实际形势离开马克思设想的成熟状态越远，俄国知识分子————不单是他们中公开宣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越是准备指望从他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因此，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早在1883年就出现了，1898年渐渐演化为社会民主党。开始时领导人和党员当然大都是知识分子，虽然它在“群众”中的秘密组织工作取得充分成功，足以使抱同情态度的观察者说它是工人团体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联合。这点说明了为何俄国没有出现有强大工会组织国家中其他马克思主义团体所遇到的很多困难。无论如何在开始时，进入这个组织的工人以绝对驯顺的态度接受知识分子的领导，甚至很少自称要为他们自己决定任何事情。结果，理论和行动都循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并在高水平上发展。这自然得到德国这种信仰保卫者的祝福，他们看到这种绝对服从的美德，显然感到马克思提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从成熟资本主义崛起的论点一定有某些例外。但1883年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和该组织最早20年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他对马克思学说的有才气和有学问的贡献得到普遍的尊敬）却真正接受这个论点，因而认为不能希望社会主义过早实现。在与威胁信仰纯洁性的改良主义和其他当代异端邪说进行英勇战斗的时候，在坚持革命目标与方法的信仰的时候，这位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早就为在党内兴起一个看来倾向于在最近将来采取行动的团体而感到忧虑，虽然他同情这个团体及其领导人列宁。

    使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那次不可避免的冲突（1903年）所具有的意义，要比两个集团名字所暗示的仅仅是有关策略的分歧严重得多。当时，没有一个观察家————不论他的经验如何丰富————能彻底理解这次分裂的性质。到今天其结症应是很明白了。两个集团保留的马克思主义辞令把它们中的一个集团已经无可挽回地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分裂出去的事实弄得含糊不清。

    列宁显然对俄国局势不抱幻想。他看到沙皇政权只有在它军事失败被暂时削弱时才能成功地打倒它，而在随后出现的政权瓦解中，只有一个抱有决心而训练良好的集团以无情的恐怖行动可以推翻可能企图取代沙皇政权的其他政权。对于这个可能性，他似乎比任何别人理解得更加清楚，他决定准备适当的工具。他不喜欢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当然在俄国农民构成重要的社会问题————更不喜欢那个为了完成伟大的革命，有必要等候工人提高他们自己的积极性的理论。他需要的是一支除了他谁的议论都不听、任何顾忌都没有、对理性或人道的呼声无动于衷的、训练精良的革命近卫军。在这种环境下，根据质量的要求，这样的军队只能从知识分子阶层招募，而能够得到的最好材料只有在党内才找得到。因此他想控制党的企图等于企图毁灭党的灵魂。多数派及其领袖L．马尔托夫一定感觉到这一点。他不批评马克思或鼓吹新的分离。他以马克思的名义抵抗列宁，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政党的学说。这个新颖的论调受到列宁的攻击。

    从记忆不起的时候起，异端分子无不宣称，他们从不打算毁灭他们拥有的任何真理，而正相反，他们试图设法恢复它的原来纯洁性。列宁采取这个历史悠久的做法，他赞扬马克思，说得比马克思还要高得多，从不丢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充其量他首先提出了这个见解，这个见解可以用一句后来大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欢迎的话来概括，即“帝国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读者很容易看到，列宁不难采用纯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和内容直到某种关键性的范围。同时也容易看到，列宁从这个堡垒出击，占领本质上非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非马克思主义指的不仅仅是在显然不成熟形势下利用宣言实行社会主义化的思想；更多的是指认为“解放”不是（像马克思教条所说的）无产阶级本身的事业，而是一批统率暴民的知识分子的工作的思想。 (9) 这点要比关于鼓动做法和妥协做法的意见分歧严重得多，也要比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次要点上有不一致的看法严重得多。这点意味着背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核心的意义。 (10)

    Ⅲ．美国的社会主义团体

    在美国，一种全然不同的社会模式证明它和俄国社会一般不利于真正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生长与发展。因此两个社会出现的类似之处和它们之间的差异之处，同样令人感兴趣。尽管俄国乡村结构中固有共产主义特征，俄国的农业社会实际上不接受现代社会主义的影响，而美国农业社会证明是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它准备除掉其重要性足以引起它注意的任何马克思主义活动。如果说俄国的工业部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缓慢未能产生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群众政党，美国的工业部门由于资本主义以令人眩晕的步伐猛冲地发展，因而也未能做到这一点。 (11)

    最重要的差异在各自知识分子团体之间：与俄国不同，美国在19世纪结束之前没有产生一群就业不足和饱受挫折的知识分子。由开发国家经济可能性这个全国性事业引起的价值方案几乎把全部才智之士吸收进实业界，并把实业家的观念深深印在民族灵魂中。纽约以外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人数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接受这个价值方案。要是他们不接受，主要街区的人就拒绝听他们的话，并本能地憎嫌他们。这种态度在训诫他们上，要比俄国政治警察所采取的手段更为有效。中产阶级对铁路、公用事业和大企业的普遍敌视，吸收了当时几乎全部“革命的”精力。

    一般有才能和可尊敬的工人都是务实家，也感到自己是务实家。他成功地致力于利用他自己的机会向上攀登，或者无论如何尽可能有利地出卖他的劳力。他理解他雇主的思想方法，也具有同样的思想方法。当他发觉与同一企业内的同等地位的人联络一气是有益的，他就以同样的精神和他们结合在一起。大约自从19世纪中叶起，这种做法逐步越来越多地采取雇员委员会的形式，它是战后城市中取得充分经济与文化上重要地位的公司工会的前驱。 (12)

    除此之外，对工人来说，在全国规模上与别地的本行业成员联合起来常常有好处，因为这样做可以改善直接对付雇主间接对付其他行业的谈判地位。这种利益产生了许多典型的美国工会，主要表现在它们都采取行会原则，这个原则在排除未来参加行会者方面比任何其他原则远为有效，真正产生了工人卡特尔。自然，这些卡特尔不表现出丝毫激进主义，这种状况过去和现在都使国内外社会主义者以及同路人有理由感到痛心。他们关心的只有工资率和工作时间，他们十分愿意研究公众甚至雇主在其他每一桩事情的愿望，特别是雇主说出来的愿望。这点已为个别工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体现那种精神的风格和行为完整地证明，也为工会机构企图以工会基金投入它们十分合意的工业与金融企业领域的做法完整地证明。 (13)

    可以肯定，信条和口号————意识形态————十分不革命和十分厌恶阶级斗争的事实，其本身只有有限的重要性，美国的工会运动者不大喜欢讲理论。如果他们曾经谈到理论，他们可能以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但这样说仍然是对的，且不谈讨价还价，他们认为自己在所有事情上都没有丢失立场，至于与雇主合作————我们中那些不喜欢这种做法的人称之为勾结————不但符合他们的原则，而且符合他们面临形势的逻辑。除少数问题外，政治行动不但是不必要的，甚至在他们看来是无意义的。就其能够施展的影响而言，激进的知识分子可能同样试图改变宾夕法尼亚铁路董事会。

    但在美国劳工界中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移民中与品质优秀者一起来的，从一开始就有一些品质低于标准者，这些人在内战以后在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上都有增加。这些人的数量激增还因为有许多人虽然在体力适应性或智力或精力上并不低于正常人，但是，由于过去的不幸，或者由于生活在长期不利环境中所受的影响，或者干脆由于不安分守己，不能适应环境的脾气或犯罪的倾向，而沦入到这批人中。所有这种类型的人容易成为剥削的牺牲品，而道德约束的阙如使剥削肆无忌惮，于是某些人的反应是盲目和冲动的仇恨，这种仇恨心情很容易酿成犯罪行动。在许多聚集各种各样出身和倾向人们的最近迅速发展的工业社会里，法律和秩序必须以其本身不合法的行动来维持（如果要维持的话），粗暴的人们以比他们受到的待遇更粗暴的行为来对付雇主或雇主的代理人，雇主及其代理人尚未养成责任感，往往出于害怕他们财产受损甚至生命危殆被迫采取残酷的行动。

    因此社会主义观察家总是这样说，存在最最毫不夸张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响起隆隆炮声，借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正确。事实上不存在这类事情。很难想象有任何条件比这些更不利于政治上保护劳工主义和严肃社会主义的发展，只要这些条件不改变，二者均难出现。

    劳动骑士团这个不问技术不问行业————事实上只要愿意加入————的全体拿工资工人重要的全国性组织的历史，大约有10年时间（1878——1889年）具有很大力量，进行过有意义的活动。1886年“侠义骑士团”的成员几达70万人。其中由工业劳动者————大部分为非熟练工————组成的一部分人在当时几次经济萧条中精力充沛地参加或甚至倡导罢工或抵制。仔细地查阅纲领和宣言，就能发现它是各种各样社会主义、合作主义偶尔还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有点支离破碎的大杂烩，如果我们愿意，还能追索到门类繁多的来源————它们之中有欧文的英国农业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费边主义者。它的政治观点十分明显，总的计划和社会主义重建的思想也极显著。但是，我们之所以可以发现这种明确的目标，实际上是由于我们是以自己时代的观点来复述当时情况。事实上那里并无明确的目标，有的只是追求良好生活 的思想（缔造人尤赖亚·S．斯蒂芬斯受过担任牧师的教育）与美国宪法思想特征的总和，而美国宪法对包括农民和自由职业者在内的许多人有吸引力。这样，侠义骑士团成为各种改革者计划的交换场所。就这一方面而言，它的确完成了当它的领导人强调它活动的教育作用时牢记在心中的任务。可是由如此不同的人组成的组织在构成上就不能有所作为。当它明确支持社会主义信仰时就破裂了。同类的运动（人民党运动、亨利·乔治的运动和其他运动）重复了同样的经历。

    明白的结论是，在美国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也不可能有进行社会主义群众运动所需要的材料或所需要的动力。追索从劳动骑士团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这条线就能证明这一点。这条线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丹尼尔·德·利昂一生的事业中，应该对忠诚信仰者具有相当特殊的分量。 (14) 正是在他的指挥下，劳动骑士团里的社会主义者于1893年起来反对原来领导人波德利，由于这个风波，结果使该组织受到致命的打击。造反的目的是想创立或多或少根据马克思主义路线进行政治活动的工具。打算由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发动阶级斗争、革命，毁灭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其他行动。但不论是社会主义劳动党（1890年）还是德·利昂的社会主义职工同盟（1895年）都没有在这场变动中显示出生命力。不但跟着走的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这点本身不是决定性的————而且甚至像俄国那种成功————占有控制知识分子的核心————也没有得到。社会主义劳动党先是分裂，然后把留下来的大部分地盘输给了新成立的社会党。

    社会党和美国任何社会主义团体一样接近于取得正统的成功。首先，它的出身是正统的。它兴起于1892——1894年的劳工斗争，当时罢工由于当局使用武力而失败，联邦政府和司法部门给雇主以坚决的支持。 (15) 这使许多原是“保守”行业工会所属的人们的思想有所转变。无论如何，这使尤金·V．德布斯首先投向产业工会主义，然后赞成政治行动的原则。其次，社会党采取的总的态度是正统的。它试图与工会一起工作，从而“在内部进行破坏”。它建立起正规的政治组织。在原则上它赞成和欧洲社会主义大党同样意义的革命。它的理论不是十分正统的。事实上，它不论在德布斯还是其后任的领导下都不认真重视理论方面，它允许在党员中展开的教育工作有相当大的自由。可是，虽然它从来未能成功地吸收全国各地到处兴起的当地劳工小党，但它直到共产党开始竞争的战后时期为止发展一直十分顺利。我想，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会同意称它为美国的唯一真正社会主义政党。它的竞选力量虽然和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一样是靠非社会主义同情者才扩大的，但仍可衡量其严肃社会主义努力的程度。

    可是德·利昂还有另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来自————也消失于————西部矿工联合会。该联合会的激进主义与任何理论背景毫不相干，完全是粗鲁的人们面对艰难环境作出反应的产物。这个工会为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W．W．）的建立提供基石。德·利昂和他的同事们在这个组织里加进他们自己和其他垮台组织的残余，同时还加进从各处来的或不知来处的大多数性质可疑的分子，有知识分子，有无产阶级，也有有知识的无产阶级。但该组织的领导人————还有他们所说的话————是强有力的。除了德·利昂外，还有海伍德、特劳特曼、福斯特等。

    无所不为的突击战术和不妥协的战斗精神，获得一连串孤立的成功，只有革命词藻和突击战术，此外一无所有是最终失败的原因；与共产主义者的争吵和共产主义者的背信以及内部不断的倾轧加速了最终失败的到来。我毋需重述人们以各种观点讲过多次的故事，与我们有重要关系的是，这个组织曾被称为工团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后来几个州实施的工团主义惩治法就是用来对付它的。现场“直接”行动的原则和对西部矿工联合会理论上的让步，指明了产业工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任务————这是德·利昂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无疑表明它是工团主义的组织。但把它说成是工团主义的因素插入实质上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树干的分株里，要比把它说成完全是工团主义看来较为正确。

    这样，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这个普通人，这次又说对了。他说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都是非美国的。如果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它完全等于我正在罗嗦地试图说明的道理。美国的发展实际上跳过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目击纯粹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和第二国际的盛衰。它们的本质性问题是难以理解的。对待它们的适当态度是把它们看做偶尔从国外输入的东西。美国的问题和态度偶尔借用这些外来的东西。但事情就限于这些。下一阶段的事件冲击着尚未从马克思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

    Ⅳ．法国的状况；工团主义分析

    工团主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法国图像中看得最清楚。 (16) 在察看这幅图像之前，我们应大体上扼要说一说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几件事。

    1．法国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历史相当悠久，也许比任何其他地方更为著名。但那里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在完美的净化上和为人忠诚信仰的广度上比得上（譬如说）费边社型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型的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需要英国的政治社会，而法国没有出现过像英国的那种社会————大革命以及贵族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随后的失败合起来阻止那种社会的出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要求有广泛而统一的劳工运动；或者有作为召集知识分子的信条，它要求有与法国人无忧无虑天性极不相同的文化传统。但当时已出现的所有其他社会主义信条，只对特殊的精神状态的人和特殊社会地位的人有吸引力，是有宗派性质的。

    2．法国是典型的农民、工匠、职员和小食利者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以标准的步伐进行，大型工业限于几个中心，把法国社会分成这些阶级的不管是什么问题，它们首先在经济上是保守的————其他地方的保守主义没有这么广阔的基础————嗣后它们日益支持倡导中产阶级革命的那些团体，其中包括激进社会党，可以用一句话把这个党形容透彻，即它既不激进、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许多工人属于同一社会学类型，具有同一思想。许多专门职业者和知识分子使自己适应这个情况，从而说明知识分子的生产过多和就业不足的情形虽然存在，却不如我们预期的那么严重。骚动是有的。但在不满分子中间，反对第三共和国中由各种不同环境形成的反教士倾向的天主教徒比讨厌资本主义秩序的人更为重要。正是由于前者而不是由于后者，引起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时期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危险。

    3．结论是，虽然还是由于不同原因，法国发展严肃社会主义的余地不比俄国或美国更多。因此她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和准社会主义而没有严肃的社会主义。寄希望于“少数意志坚决者”行动的布朗基主义的党就是很好的例子：一小撮热衷于阴谋活动的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加上巴黎和两三个大城市的暴民，这就是出现在那种团体视野中的一切。但最后由盖德和拉法格建立起具有得到马克思本人批准的阶级斗争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1883年）。它遵循正统路线发展，在一条战线上与埃尔韦型的盲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战，在另一条战线上与饶勒斯的改良主义作战，这情形与德国马克思主义党所做的十分相似。可是它从未得到与德国党同等的重要性，在群众或知识分子眼中也从来没有与德国党近似的意义，尽管社会主义团体于1893年在议会中合并（占有48个席位，而执政的共和党占300席）并最终导致统一社会党的成立（1905年）。

    4．我只想简单地谈一谈下面的事实（不打算详加评述），即上面粗略看到的社会模式不可能产生英国类型的有纪律的大政党。相反，每个人都知道，法国的议会政治变成小型不稳定团体的不断更换舞伴的交谊舞，这些团体按照短暂的形势和个人的利益及阴谋，时而联合时而解体，根据我上面提到的客厅游戏的原则，一会儿建立内阁，一会儿搞垮内阁。这种议会政治的后果之一，就是政府的低效率。另一个后果是，法国社会主义团体和准社会主义团体得到内阁职位的机会要比别的国家快得多，在那些国家里尽管社会主义政党有强大得多的力量，但那里的政治是按照比较合理的方法运行的。在1914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之前，盖德及其团体证明不受诱惑，以最佳的正统风格，一贯拒绝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但这个改良主义团体，渐渐变为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它奉行的原则————不经过革命的改良————不谴责这样的合作，实际上也没有理由那样做。于是饶勒斯并不为在德雷福斯危机时（1898年）为了保卫共和国而支持资产阶级政府而感到内疚。就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策略问题（它在英国或瑞典根本不成问题而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突然以最实际的形式在社会主义世界爆发了。这个问题由于一个外加的条件显示出它特别的刺激性。这个条件是：支持资产阶级政府是一件事，尽管从严格的正统派观点看够坏的了，而实际参加政府并分担其责任完全是另一回事。M．米勒兰做的正是后一件事。1899年他加入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与M．德·加利费共事，加利费是一个保守的将军，以其1871年参预镇压巴黎公社而举世闻名。

    两位爱国者牺牲个人的观点以便在国家危急关头联合力量————这是什么性质？我猜想这个问题会迫使大多数我的读者作出回答。我不需向读者保证，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愿认为这两位绅士使自己丢脸。此外，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在那个时候还应不应该称M．米勒兰为社会主义者。 (17) 最后，法国工人阶级有充分理由以感激的心情怀念他担任内阁职位时在立法上和行政上作出的功绩。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设法了解“米勒兰主义”为何必然要打击法国的盖德主义者和整个欧洲的正统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来说米勒兰主义是错误与罪恶，是对目标的背离和对信仰的玷污。这是十分自然的，阿姆斯特丹国际大会（1904年）对它的诅咒也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在理论上诅咒以外和在它的背后是个简单的常识。如果无产阶级不想支持有野心的政治家，不使他们利用这种支持爬上权力高峰，就必须最小心地注视对批准了的做法的每一次偏离。每当形势适合野心家企图获得权力的时候，奢谈国家紧急危机的诡计————说到底，是否有过政治家不认为是紧急危机的形势————是太老生常谈和太丧失信用，不足以骗过任何人，尤其是已经学会从政治言辞中看出真正价值的法国无产阶级。存在着群众有可能轻蔑地厌恶政治社会主义的危险。 (18)

    事实上，不仅仅有这样的危险。群众确实已经讨厌这种社会主义了。瞧，整个国家都看到政治效率低下、无能和草率从事的可悲景象，它是上文末全面地概述的社会学模式的产物，群众不信任政府、政界人物和粗制滥造的作家，群众不再尊重他们中的任何人，实际上除了对过去几个伟大人物的怀念外，不再尊重任何人和任何事物。一部分工业无产阶级保留天主教信仰，其余的人失去信仰。对于那些已经克服资产阶级倾向的人，工团主义比任何可以得到的、可靠的社会主义更有吸引力，那种社会团体的发起人有可能在较小规模上如法炮制资产阶级政党的游戏。以工团主义为主要继承人的法国式的革命传统当然有助于它的兴起。

    工团主义不仅是革命的工会主义，它可以包含与后者无关的许多东西。工团主义厌恶政治和反对政治，因为它一般地蔑视传统政治机构的活动和通过它进行活动，尤其蔑视议会的活动。它反对知识分子，因为它既蔑视根据理论制订的建设纲领，也蔑视知识分子的领导。它确实 诉诸工人的直觉————不像马克思主义诉诸知识分子想象中必定是工人直觉的那个东西————它答应工人他能理解的东西，也就是占有他工作的工厂，以肉体的暴力去占领，最后以总罢工去占领。

    和马克思主义或费边主义不同，工团主义不能为受过经济学或社会学艰苦训练的任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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