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对教育方法的历史回顾

贡献是他提出的一个原则——教师必须受到特殊培训，并非仅仅智力培训，还要有触动其心灵的培训。根据他的理论，教育基本上成了一种“心灵契约”，而一个教师必须要对其教育的孩子“尊重并富有同情心”。当然，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这也仅仅是在唤醒儿童心灵的进程中迈出了第一步。儿童的自主活动一定能发现引导其发育的方法。

    儿童教育中的第二要素就成了科学教育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作为我自己的实验成果，现在可以公布于众了，无论孩子是否有缺陷，或者爱睡觉，或者受压抑，教师就是一种位于孩子和为实现教育而准备的环境之间的“催化剂”。通常，在孩子和所处环境之间不太容易建立联系，除非从之前受到的压抑和有害影响中解放出来。这样的例子中，传授促进儿童发育的方法之前，我们必须要带着治疗的目的，即“使其正常化”。很多教师都体会过强烈的失望情绪，因为他们缺乏成功的经验。在工作之初，他们以为孩子身心都正常，并且没有注意到孩子对再调整的需要。

    这也是赛甘的方法再次被搁置的另一个原因。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消耗，但收效甚微。而且每个人几乎都说着同样的话：“教育正常儿童，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利用赛甘的方法得出的经验，使我对此深信不疑。在放弃了对有缺陷儿童的教育工作之后，我全神贯注地研究他的作品和伊塔的著作。我认为很有必要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深思熟虑的研究。因此，我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动，相信很少有人愿意重复那样的工作。我将这两位导师的作品全部翻译成了意大利文，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思考每一个用词的精神，了解作者的真正用意，我完全亲自誊写，不假他人之手。在收到赛甘的第二部作品——1866年在纽约出版的英文版著作时，我已经翻译完了六百多页的法语原著。据说，朋友送给我的这本书还是从一位纽约医师的旧书堆里找到的。在一个英国妇女的帮助下，我完成了翻译工作。这本书的主题是赛甘根据第一本书中提到的某些经验重新推演出来的哲学，书中详述了赛甘的教育思想。这位研究有缺陷儿童长达30年的教师提出，同样的生理方法可被运用在正常儿童身上，这些教育法可以引导儿童走向新生之途。正如前面说述，“生理学方法”是把每个学生当成个案来研究，经由生理学、心理学上的种种现象来决定教育的方法。赛甘的观念在我看来就像先知在旷野里的呐喊一样，直入我心深处。我的内心被此著作的重要性强烈地敲击了一下，它将引起学校的改革，乃至整个教育观念的改变。

    这一次，我又进入大学去研究哲学。我还选修了实验心理学的课程——该课程最近才被引进罗马、那不勒斯和都灵的大学。与此同时，我还在几个小学中做着“教育学中的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利用此机会，我研究了对正常儿童的教育方法。这些研究对我随后在罗马大学教授教育学中的人类学这一课程提供了巨大帮助。

    如下即是我为随后的工作进行的准备。我开始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科学问题，尤其开始对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新分支感兴趣。像其他人一样，我也认识到科学的教育不能建立在对受教育者的个体测量和研究上，而应该多去关注能改变他们的持续治疗方法。伊塔也使用过科学的教育方法，因为他曾经将专门为儿童听觉设计的度量方法当成了使半聋哑儿童恢复听觉的方法。在治疗那个听觉受限的“阿韦龙丛林中的野孩子”时，他使用的科学方法非常类似于后来实验心理学奠基者设计的方法，通过这种行为，他把那些原本被认为是痴呆儿童或聋哑儿童的孩子成功地推回到社会中。实际上，伊塔也已经在那些不幸儿童身上获得了成功，让他们学会了如何听、如何理解听到的话以及如何阅读。

    赛甘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了一种分析方法，与费希纳的方法很类似，但是更加深入，他不仅研究了几百个巴黎精神病院里的发育迟缓儿童，而且还将他们转变成了能够协调工作并且接受知识和艺术形式的人。

    依我个人经历来看，仅仅通过研究个体并使用科学器具和智力测验，就已经把那些过去被公立学校当作不可教育之材并排挤在外的发育迟缓儿童，转变成能与在校正常儿童进行同台竞争的人。既然已被转变，他们也就能在社会中成为一个聪明的、受教育的人。因此，科学的教育就是，即便是以科学为基础，也要能够实现转变并完善个体的职能。

    在客观调研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教育，也应该能够转变正常儿童。但是，如何转变呢？通过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上，从而更加优秀。科学教育的目的应该不仅仅是去“观察”，还应该去“转变”儿童。

    下面是我得出的结论：我们不仅仅要观察儿童，还应该在关爱之中转变他们。观察提升了一种新的生理科学，但还没有转变学校或学生。它也已经加入了新元素，但依然让学校保持原样，因为它并未造成教育指导方法上的改变。如果新方法继续沿着科学路线进行下去，他们应该彻底改变学校和教育方法，这样才能形成新的教育形式。

    对发育迟缓儿童的科学教育方法的关键，是一般的教育方法无法使痴呆儿童和智障儿童产生反应，他们也不能执行任何命令。因此，针对不同个体调整适当的教育方法，势在必行。

    这类教育已成为一种研究目的，一种实验目的，一种想要发现每个学生潜力的目的，一种提供某种方式与动机的目的，从而唤醒儿童的潜力，便于通过正确练习继续使用、拓展和协调自我。

    当教师首次面对聋哑儿童或低能儿童时，通常会感到很无助，就像面对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只有实验科学能指出一条路，通向适合这些不幸儿童的新型教育方式。

    我很想多尝试几种赛甘使用过的教育方法，了解如何指导那些在6岁时进学校且从未受过培训的无知儿童。但是，因为经常被习惯和偏见阻碍，我从未想过在学龄前儿童身上使用同样的方法。纯粹是机会使然，我才得以尝试。但是，将同样的方法应用到幼儿身上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他们像发育迟缓的儿童一样。一般人都认为，幼儿的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他们不能接受教育。

    倘若我们考虑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换言之，如果我们将行为异常的儿童和没有能力发育的儿童、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儿童——与幼儿相比，不能将有缺陷的儿童与正常儿童相比较。发育迟缓儿可被视为在智力上比正常的同龄孩子更小一些。尽管这种比较没有考虑到两种性质在不同程度上与生俱来的先天力量，但也并非没有道理。

    幼儿还没有获得肌肉运动的充分协调性，他们走起路来并不稳定，他们还不能进行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行为，如穿袜子、扣纽扣、系鞋带、戴手套等。他们的感官尚未完全发育成熟，例如眼睛的聚焦能力。他们的语言能力还未发展出来，完全表现出了婴儿语言的缺陷。他们不容易集中精力，经常变化无常等，这些都是同类孩子的特点。

    在幼儿心理学的研究中，普赖尔[Preyer，德国生理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已经对有病理性语言功能缺陷的患者和那些在童年发育阶段表现正常的人进行了广泛比较。事实证明，其方法效果明显，对发育迟缓儿的培训也能被用于辅助正常儿童发育，并因此提供了一种用声音教导正常儿童的方法。

    语言功能障碍之类的诸多永久性缺陷，早在人类的儿童阶段就已形成，因为我们都没能过多地关注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基本功能形成并稳定的时期，也就是在3～6岁这个阶段。

    尽管我个人也对此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在智力和性格特征被塑造的特定阶段，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开发人类潜力的大胆想法，还不能让我深受触动。

    于此，我还有另外一种对“心理发现”和科学教育方法的兴趣。

    过去也经常出现类似情况，例如，在电的发现过程中，也有运气存在的成分。实际上，机会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特殊情形，一定能够给直觉造成豁然开朗的觉醒。正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新知识才被揭示出来，而且，当直觉和兴趣都被唤醒之后，才能开启一条前进的新道路。

    且不说之前的研究和已存的偏见，我个人的经历就非常有趣，因为它产生了一种复杂的环境，不仅在儿童教育上，即使在社会生活和情感上，也提供了完美的和谐统一。

    <strong>正常儿童之科学教育的发现过程</strong>

    大概在1906年末，我刚从米兰回来，在那里我被选为国际展览会上科学教育和实验心理学区域的评委。受罗马不动产协会总理事长的邀请，开始从事其廉租房区域内的幼儿学校组织工作。

    他怀着巨大的雄心抱负要改善一片贫民区，那里充斥着难民和其他类似于罗马圣劳伦斯区内的人。大概有30000人生活在拥挤不堪的环境下，简直不受市政控制。他们多半是失业者，或低薪劳工、乞丐、妓女以及刚出狱的犯人等。在尚未完工的建筑物内，他们寻求着政府的救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经济危机使这片区域内的所有建筑工程全部停滞。一个叫塔拉莫的工程师提出了一个建议，全部收购现在未完工的建筑物，逐渐完成工程，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家庭居住区。随此计划，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值得称赞的计划。他希望将所有的学龄前儿童（3～6岁）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家庭学校”。

    每一个廉租区都有自己的学校，由于该协会在罗马大概有400个点，此项目极有可能继续发展下去。然而，与此同时，第一所学校准备在1907年1月，在罗马的贫民窟圣劳伦斯区正式成立。该协会在此地已经拥有58个建筑物，主席想在这一片居住区内开设16个学校。

    这种特殊类型的学校被命名为“儿童之家”。第一所儿童之家于1907年1月6日在玛西街53号正式开业，我受托全权负责。当时，我就觉察到了这样一个机构在无限空间里的社会重要性和教育重要性，并且坚持认为自己拥有了胜利即将到来的远见，但现在许多人才开始明白，我当时的预见是真实的。在意大利，1月6日被定为儿童节。这一天也是主显节，人们就像庆祝圣诞节一样进行庆祝，那一天还会有圣诞树，孩子们也能收到玩具和其他礼物。正是在1月6日这一天，五十多个孩子第一次聚集在了一起。了解那些本应去上学前班的小生命如何与众不同，是非常有趣的事。他们个个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外表看来似乎有点傻乎乎的。他们根本不能站成一排，老师必须将他们抱在胸前使其排好队，这样才能走成一排。他们泪眼蒙眬，似乎对面前的一切都感到恐惧——既害怕面前这位美丽的女士，也害怕圣诞树和周围的一切。他们不想接受什么礼物，也不想吃那些糖果、回答什么问题，他们就像一群小野人一样。当然，他们并不像“阿韦龙丛林中的野孩子”那样和动物一起住在森林里，而是住在一个文明社会之外的失落人种所属的森林之中。当女士们看到面前这副场景时，大多都认为只有出现奇迹，这些孩子才能好好接受教育，她们还表达了要在一两年之后再来看望孩子们的愿望。

    我受邀上台讲话，由于尚未完全详细了解整个任务的构成和经济状况，所以我大致介绍了自己目前开始的工作，然后读了一段《圣经》里的内容，一段被用于主显节庆祝仪式上的内容，因为“儿童之家”开幕的那一天正是主显节。我选择了以赛亚书的一段内容。

    在讲话最后，我又多说了一句：“或许，儿童之家能成为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如果能在遍布世界各地的贫民区中传播开来，或许能给世界带来一丝前所未有的教育之光。”

    而当地的报纸却批评了这些话，认为有点言过其词。

    这就是我随后两年间在“儿童之家”开展的教育工作的意义所在。它代表了一系列的实验结果，也是根据新方法教育学生的老师们的心血。它不仅仅是赛甘的方法在幼儿阶段的技术应用，因为每个质疑其研究成果的人都能了解真相。我这两年的工作基础，可被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赛甘和伊塔两人的毕生努力之中，这的确真实无欺。对我个人来说，在赛甘的英文版著作面世后的30年间，我推崇了他的理论观点，而且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还带着满腔热情和同样的新鲜感继承了他的事业，而这都是承袭其老师伊塔的精神——为这份事业贡献终生。10年来，我一直秉承这种观念，沉思着这两位杰出人士的伟大作品，而他们却过着相对默默无闻的生活。因此，在伊塔和赛甘的40年努力后，我又跟进了10年的研究。由此，衔接两个世纪的这段时间里，五十多年的积极准备已经成为过去，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到了这个仅有两年实践经验的教育捷径。如果说，它代表了从伊塔、赛甘到我个人这三个医生的努力，才迈出了通向精神病学之路的第一步，我认为一点都不为过。

    <strong>初次实验的环境描述：重视初次传播</strong>

    有一定来历的第一个“儿童之家”，环境可能很讨人喜欢，竟然在第一年中取得了惊人的结果，之后再未出现过同样的现象。

    在分析构成创业风险的各种不同因素中，这是原因之一。在第一个地方，可能在当地居民和有孩子的家庭中创造出了一种和平、幸福、整洁、亲密的感觉，而这正是一种他们之前从未了解的感受。不仅如此，人们自身也经历着一种“道德选择”。他们贫穷、正直，但却没有其他特殊职业。他们日复一日地做着不长久的机会工作，如搬运工、洗衣工或在农田里帮忙收割紫罗兰及其他盛开的鲜花等。他们的邻居全是一个个粗俗、没教养的人。所有难民都聚集在一处重新修建的公寓里，都毫无例外地目不识丁。

    所有孩子都聚集在人们常见的儿童乐园里。因为父母的忽视，他们都得不到家庭教育。一般儿童接受的在校教育，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第一个“儿童之家”里的女教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她仅仅接受了少量教育，平常都做些管家之类的活，要么就到田里帮忙种地。她缺乏教育观念和专业知识，她在学校里没有任何责任，也不受督学监管评定。

    那时候，只要家长们出去找工作，孩子们就会被遗弃在家里。

    这种环境对任何一所学校来说似乎都没有好处，需要得到极大的改善。就目前任何一种受关注的教育影响而言，他们创造出了一种中性气氛。

    学校工作在按照一种真正科学的方式进行着，因为它没有受到任何反对力量的阻碍。而且，这种没有任何妨碍的自由，十分有助于得到令人快乐的实验结果。这个“儿童之家”因此也成了心理实验室，没有任何偏见的毒害。

    正是在这个地方，那些惊人的奇迹——如“意料之外的写作表现和自发的阅读”、“自主地训练”以及“自由的社交生活”才得以实现，不仅提升了人们的好奇心，还使络绎不绝的各地参观者乐口称道，誉为奇迹。

    毫不夸张地说，这群原本粗野的孩子现在已经变成了人们最感兴趣的小集体，吸引了世界各地无数的来访者，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学者，仿佛这是一个众人都渴望前往的教育圣地。

    由于这种吸引力，许多科学家、统治者、国务大臣、贵族社会的成员等纷纷来圣劳伦斯区参观，他们都渴望亲眼看看这些优秀的儿童。从此，“儿童之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其分支遍及海内外。

    在1月6日第一个“儿童之家”成立之后，另一所学校在4月7日也成立了，地点选在了另外一所由建筑协会重新修复的公寓内。1908年10月18日，一所“儿童之家”在米兰的乌曼尼塔利亚成立了，这是意大利最大的一个社会机构，由犹太社会主义者成立，旨在帮助普通百姓。地点在工人的样板房中，那里同时也是一个传道中心。当时，一个严肃低调的记者在那里工作，其实这也许值得记录下来，因为他随后成为全世界臭名昭著的人。他的名字是贝尼托·墨索里尼。

    乌曼尼塔利亚为我们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曾在第一个“儿童之家”使用过的科学教育工具，在此得到了同样制作。

    随后，建筑协会在罗马不同的居民区公寓内又开设了几个学校，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中产阶级人士开始产生了为自己的子女创建“儿童之家”的愿望。之后，由驻罗马的英国大使创办了一所专为贵族儿童所设的“儿童之家”，里面的孩子均来自社会高层。

    一场灾难性的地震毁坏了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默西拿市，在废墟中找到的大约60个孩子都被送进了在基斯迪大道专门为他们创办的“儿童之家”，受玛丽姐妹方济会传教士（天主教）的管辖。当时，由于刚刚经历过了如此巨大的灾难，这些可怜的孩子仍然处于惊吓之中。该学校便因改变儿童心态而闻名于世。它还成了诸多作品灵感的源泉，如美国的桃乐茜·坎菲尔德·费舍就借此完成了著作《蒙特梭利妈妈》。弗兰凯蒂男爵及男爵夫人出资赞助了第一次“儿童之家”教师培训。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为意大利郊区学校准备教师，但是来自欧洲9个国家的教师们都登记参加了第一次大会。其他地区的“儿童之家”也自然而然地兴办起来。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美国倡议的第一次国际性讲座在罗马开课了。来自欧洲、美洲、非洲和印度的学生们济济一堂。

    这就是儿童科学教育的起源，而且，它对各种教育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教育界展现出了大好前程。

    尽管偏见依然存在，尽管由战争导致的困难重重，“儿童之家”却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儿童之家”却在印度成倍增加。

    历史表明，尽管略有调整，但同样的教育方法适用于社会各阶层，乃至世界各个民族，而且也可适用于任何孩子——幸福家庭的孩子及受地震或其他类似灾难惊吓过的孩子。当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儿童作为一种社会进步的驱动力，给陷入黑暗之中的人们带来了一线新希望。

    “儿童之家”有着双重的重要性。对社会的重要性在于，这是“家庭学校”。对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成功完全依赖我通过实践产生的真知。

    它为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应该值得在此详述。实际上，它也已经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尽管曾经被人们当成了乌托邦式的梦想，但它已经实现了有助于家庭发展的愿望。它直接触动了社会层面最重要的地方，即人类的内在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