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爱的实践

    以上我们分析了爱的艺术的理论方面的问题，心中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那就是爱的艺术的实践问题。除了进行实践外，难道可以从纸上了解一些有关实践爱的艺术的问题吗？

    今天大多数人——包括这本书的许多读者——都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如何行动的秘诀，希望别人给它们上“爱情课”，这一事实是增加了我们的困难。我担心那些希望得到秘诀的人在打开这本书最后一章时，会大失所望。爱情是一种个人的体验，每个人只能通过自己并为自己得到这种体验。事实上，几乎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孩子，作为青少年或者作为成人都至少有过这方面的最基本的体验。因此讨论爱情的实践问题只能是讨论进行实践的先决条件，也就是实践的最初步骤。而达到目的的最终步骤都得由每个人自己去做出，所以讨论的范畴只限于最初步骤。尽管如此，我相信这场讨论必将有助于掌握爱的艺术——至少对那些不期望得到“一定指示”的人是有益的。

    行使任何一门艺术都需要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木匠艺术、医疗技术和爱的艺术都是如此。首先要求有纪律。如果没有纪律，我将会一事无成。如果我是凭一时的“兴致”去行事，这也许会成为使我感到愉快的一种嗜好，但我永远成不了大师。这里所指的纪律不是实践一门特殊艺术所要求的纪律（如每天要坚持练习几个小时），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纪律。也许有人会说，对当代人来说莫过于比学校纪律更容易的事了；难道当代人不是每天都要遵守劳动八小时的纪律吗？但实际情况是，在工作之外人很少能表现出一点自我纪律来。一旦他不工作，就十分懒散，无所事事——用一句好听的话来表达就是他想“轻视一下”。但恰恰是这种什么也不想干的意愿是对生活秩序作出的一种反响。正因为人们被迫每天八小时为别人的目标付出力气，以一种劳动节奏规定的方式工作，所以他就要反叛，而这种反叛就采取了无所作为的态度。另外他在反对权威的斗争中对每一种纪律都已抱有怀疑的态度。不管这种纪律是非理性的权威强加给自己的还是自己给自己规定的理性的纪律。但如果没有纪律，生活就会七零八落、混乱和没有集中。

    集中是掌握艺术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是无需证明的了。每一个试图学会一门艺术的人都了解这一点。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集中比自我纪律还有罕见，我们的文化已经导致一种非集中的、分散的、史无前例的生还方式。人们往往同时干几件事：看书、听收音机、谈话、抽烟、吃饭和喝酒。人成为消费者，张开大嘴坐着，贪婪地吞下一切东西：画片、烧酒和知识。这种缺乏集中的想象特别表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很难一个人安静地坐着。大多数人已经不会一个人安静的坐着，不说话，不抽烟、不看书和不喝酒。他们很快就会变得不安起来，他们一定要动嘴或者动手。（抽烟就是缺乏集中的一个症状，抽烟的人即动手、动嘴、也懂眼睛和鼻子。）第三个因素是耐心。学过艺术的人都值得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要有耐心。想尽可能快的取得结果的人永远也学不会一门艺术。尽管如此，对现代人来说耐心同纪律和集中一样是难以做到的。我们整个工业系统提倡的恰恰是耐心的反面，那就是要快。我们所有的机器都是为了达到快的目的：汽车和飞机把我们很快地送到预定的地点——而且要越快越好。以一半的世界生产同样多的产品的机器要比旧的和运转慢的机器好一倍。当然这里有重要的经济原因，但是正如同许多其他的方面一样，这一点也体现了人的价值原是由经济价值所决定。对机器是好的东西必然对人也是好的——这听起来似乎合乎逻辑。现代人认为如果他不很快地处理事情，就会失去时间，可他并不知道他如何利用他由此赢得的时间——除了只会无聊地打发时间。学会一门艺术还有另一个条件那就是对掌握这门艺术要有极大的兴趣。如果一门艺术没有最高意义的话，那没有一个学徒会学这门艺术。他最多成为一名业余能手，但不可能成为大师。这一条件对爱的艺术如同对其他的艺术一样同为重要。但看起来，在爱的艺术中，业余能手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大师。

    在谈及学会一门艺术的一般条件时还必须提及一点，那就是人们从来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地学会一门艺术，而总是间接地学会这门艺术。一开始人们必须学会许多其他的、而且看起来经常是同这门艺术无关的东西，然后才开始学子这门艺术。木匠学徒要先学会刨木头，学钢琴的人要先练习音阶，而学习禅宗射箭艺术的人则要先练习呼吸。为了使自己成为一门艺术的大师，必须把一生献给这门艺术。在实践这门艺术时，自己要成为工具并保持一定的状态，以适应需要完成的任务。这一点在实践爱的艺术上就意味着所有想成为大师的人应该把生活的每一个阶段训练纪律、集中和耐心作为实践爱的艺术的开端。

    那么如何训练纪律呢？我们的爷爷辈能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他们会建议我们早起，不要过奢华的生活，要努力工作。但这种类型的纪律也有不利的一面。这种纪律死板，是把节余的道德放在首位，并且在很多方面与生活为敌。但作为对这类纪律的回答，今天越来越大的倾向是以一种怀疑的目光来对待每种纪律，并以一种懒洋洋的无所事事来找到八小时之外的平衡点。每天早晨按时起床，按时进行一定的活动，如禅坐、看书、听音乐和散步，不做或者有限度地做一些分散注意力的是如看侦探小说和电影，不暴饮暴食——这些都是明显的基本要求。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纪律看作是外部强加的东西，而应该成为自我意志的体现，应该感到这是一种愉快，并且逐渐习惯于一种生活态度，一旦放弃它，便会若有所思。我们西方扔对纪律观念最令人遗憾的看法（对其他的到底亦是如此）是，他们认为纪律必会使人难受或不适，纪律只有达到这种效果，才是“有用的”。但是东方人很久以来就认识到，与身心有益的东西必定使人舒适，即使开始的时候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

    生活在我们文化中的人很难做到集中，因为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都是为了“分散注意力”和反对培养集中的能力。最重要的步骤是要学会一个人单独呆着，而且不看书，不听广播，不抽烟和不喝酒。有没有集中的能力表现在能不能单独地呆着——而这种能力优势学会爱的一个条件。正因为我不能自力更生，所以我只能把自己同另一个人连在一起。这个人也许就是我的生命的拯救者，但是这种关系同爱情无关。是否能一个人呆着居然成为有无能力爱的条件之一，这一点会令人奇怪。但每一个试图这么做的人将会知道做到这点是很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坐立不安，甚至会感到有点害怕。于是他就会找出各种借口为自己放弃练习辩护，他会说一个人呆着毫无意义，是愚蠢的，太浪费时间，等等。他在练习的过程中还会确定，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念头都会冒出来，困扰你。他会突然发现他正在打算这一天还能干些什么，他在思考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考虑今天晚上上哪里去。但是做一些简单的练习就能帮助他集中，譬如：轻松地坐着（即不要懒散，也不要紧张），把眼睛闭上，努力使自己的眼前出现一片白色，并排除一切干扰自己的画面和念头。然后可试着观察自己的呼吸——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影响它，而只是要意思到自己在呼吸。另外还要试着得到一种“自我”的感受；我=我的自己+我的力量的中心+我的世界的创造者。至少每天早晨要做二十分钟这样的练习（如果有可能还有延长）和每晚睡觉前坚持练习。除这些练习外还有学会专心做一切事：专心听音乐、看书、谈话或欣赏图画。如果专心地干，那么干什么就无关紧要了，无论干什么，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都会增加一层现实意义，因为干事的人是完全开放的。为了学会集中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谈话，也就是不能成为谈话的谈话。如果两个人在谈论他俩所熟悉的一棵树的生长情况，或者在评论刚才吃过的面包的味道，或者在回忆他们职业上的共同经历，他俩的谈话可能是重要的，这就看他俩是否真的在谈论一件经历过的事，还是就抽象的东西交换看法。另外有关政治或者宗教的谈话也肯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交谈者只是老生常谈，没有亲身经历的体会，只是交换一下看法而已。我这里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不仅要逃避无聊的谈话，而且还要避免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我这里指的不仅是要回避那些有破坏性的凶恶之人，应该回避他们，因为这些人会使人消沉和压抑，而且还指那些内心无生命力的人，那些思想和谈话都没有内容的人，这些人不是在谈话而是在闲扯，他们不会思考，指挥把一套套的世俗之见搬出来。当然不可能永远回避这些人，有时也没有费这么做的必要。在和这样的人接触中如果你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样，闲扯一通，而是直率地和与人为善改变自己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你的反应使他们大吃一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渴望从杜撰和陈词滥调中摆脱出来，走向现实。

    在同别人的关系中要记住首先就意味着要有听别人讲话的能力。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在听别人讲话，而且还帮对方出主意，可实际上他们根本没听进去。他们不重视别人的话，漫不经心地回答对方。后果是这样的谈话往往使他们感到疲倦。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记住地听对方讲话，就会跟疲倦。可他们想错了，每一件聚精会神完成的事会使人清醒（尽管干完时候出现能恢复的自然疲劳状态）。而懒懒散散的干事只能使人产生倦意——同时这些人在夜里也很难入睡。集中意味着要完全地在现时地生活，而不是赶着这事想那事。那些相爱的人应当首先练习集中，这事理所当然的。他们必须学会亲近对方并想对方开放，而不是像通常所见的那样相互回避。万事开头难，这句俗话对练习集中也适用。人们常常会有永远达不到目的的感觉。所以显而易见练习集中还必须要有耐心。如果人们不知道学会每一种事都要有一个过程，都应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那就永远不会学会集中。要想知道什么是耐心，只有观察幼儿学走路就行。孩子一次、二次、三次跌倒在地上，可他还是坚持着走下去，一直到不摔跤为止。有孩子学走路的耐心和集中他会作出多么大的成绩啊！

    集中还要求另一样东西，那就是对自己要保持清醒。如果解释呢？难道应该不断思考自己、“分析”自己，还是别的？如果我们把一个人对一部机器的高度的注意力做例子，也许就能很容易地回答这个问题。譬如有汽车的人对自己的汽车总是很警觉的，任何一种细微的声响和马达功能的变化都不会被他放过。统一开车的人对马路表面的变化、前后车辆的速度及方向变化也十分灵敏。尽管如此开车的人并没有去思考这些现象，他只是处在一种清醒状态之中，对他所集中于的事（也就是安全行驶）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做出反应。

    我们用母亲对婴儿的态度做例子就能说明什么是对一个生命的清醒的关注。在婴儿还没有表达以前，母亲就能感觉到婴儿体内的一些变化、他的愿望和需要。婴儿一叫或一哭，母亲就会醒来，虽然平时比这更响的声音都不会吵醒她。这说明了母亲对孩子的每一种生命的表现都是很清醒的，母亲即不害怕，也不担心，而是助于一种清醒的平衡状态，能接受孩子发出的每一个重要信号。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清醒地面对自己。譬如在感觉到累或者消沉的时候，不应该听之任之和用随时可以捡来的消沉的想法去加剧这种感受，而应该问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那么一蹶不振？同样在我们生气或者迷惑不解的时候，在我们开始想入非非的时候，都应该这样问自己。在所有这种情况下，终于的是要觉察内心的活动，而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找到为自己辩护的借口。这样我们就此次会听到内心的一种声音，在向我们讲述，为什么会害怕、消沉或者迷惑不解。一般人对自己体内的活动都有一定的警觉性；能感觉到每种变化和甚至能发现几乎感觉不到的疼痛。注意身体的变化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大多数人都了解自己的健康状态。电脑上对心灵变化就不可能那么灵敏，因为许多人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对自己的内心活动保持清醒的人。对他们来说，衡量内心活动是否正常的标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戚，或者是他们加入的社会集团，只有他们同这一标准没有区别，他们就决定自己很“正常”，也就没有兴趣去观察与他们不同的生活态度。譬如有许多人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或者一个独立完整的、具有勇气和能集中干事的人。为了能清醒地面对自己，必须要有一个设想，要知道什么叫做健康地、活跃地、充满人性地发挥人的作用。可是如果我们既没有在童年时代，也没有在后来的岁月里有过这种体验，我们又如何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对这个问题肯定不会有简单的回答，但这个问题却击中了我们教育制度的要害。

    在传授知识方面，我们忘记了对人的发展来说是作重要的教诲，呢就是一个成熟的和慈爱的人的现身教育。在外面自己文化的某系阶段，或者在中国和印度，最有影响的是德高望重的人。教师不仅或不首先是传授知识，他的任务还包括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人的品质。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也适用于俄国共产主义，值得钦佩和作为榜样的人绝不是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质。电影明星、播音员，一些新闻记者以及政界和经济界的巨头是老百姓的榜样。这些人的主要资本常常是因为他们能够扬名四海。但尽管如此，情况还不至于糟到使人绝望。如果我们想一想，像阿尔贝特-施威策这样的人能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出名，如果我们看到有许多可行的办法，能使我们的青年一代熟悉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优秀人物，并通过这些人了解人能不断完善自己，如果我们想到文学和所有艺术的那些不朽之作，我们就相信有可能去传授人应该如何清醒地、充满活力的生活。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我们很可能会面临有一天我们整个的文化传统崩溃的下场。我们的文化传统首先不是以传授一些思想和知识为基础，而是传授做人的态度。如果我们的后代不在能经历这一传统，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就会崩溃，即使人们孩子继续不断地传授和发展知识。

    上面我们分析了在行驶所有艺术时必须具备的条件，现在我要谈一下掌握爱情艺术的必不可少的特殊条件。根据我对爱情本质的论述，获得爱的能力的主要条件是克服自恋。自恋倾向是人的一种态度，具有这种态度的人体验到底现实只是内心活动，主要是他们自己的贪婪和恐惧，对他们来说，外部世界的现象本身是不现实的，只有对他们有利或者威胁他们的食物才有意义。同自恋相反的是客观性，客观性就是对人和事物吧友开放的态度，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这个意义上的客观性就是能从表面深入现象核心的实现主义。同自恋相反，客观性的基础不是与外部世界毫无关系，而是由强烈的联系。精神病的所有形式是没有客观性的极端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对客观事物没有开放的能力。对精神病患者来说，如果有现实的话，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内心，就是他的恐惧和欲望。外部世界对他来说只是他内心世界的象征，只是他的创造物。我们做梦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现象。在梦里发生的具体事件象征内心活动，即使如此，睡梦中的无名还是深信梦里发生的事同我们在清醒状态感觉到的现实一样真实。

    但是梦和精神病仅仅是缺乏客观性的极端例子。我们被个人对世界都有一个非客观的图像，一个被我们的自恋倾向所歪曲了的图像。难道还需要我举例说明吗？只要我们观察自己和邻居或者看报的话，是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的，只是由于自恋的程度不一，歪曲客观的程度也有高低。譬如一位妇女打电话给他的医生，告诉他，她很想当日下午去他那儿看病。医生说，他今天下午没有空，明天下午才有空。可能个妇女却说：“医生，渴望住的地方离您那儿才五分钟的路！”这位妇女不能理解她住的虽然近却不能节省医生的时间。她完全是从自恋的角度出发看问题的：因为她节省了时间，所以医生也节省了时间。对她来说“我”是唯一的现实。

    不那么极端的例子——或者也许仅仅是不能吗明显而已——常常出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真不知有多少父母首先关兴趣的是他们的孩子是否听话，是否使他们高兴等等，而不是孩子自己经历了些什么，是怎么经历的——当然这些经历与父母无关。真不知有多少丈夫认为他们的妻子很专横，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自己同母亲的幼稚的联系而把妻子的被一个要求解释为是限制他们的“自由”。真不知又有多少妻子认为她们的丈夫无能或者软弱，而实际上仅仅是因为丈夫不符合他们童年时代想象中的光彩夺目的骑士啊！

    对其他民族缺乏客观性就更常见，也更具有危险性。一个民族会突然地把另一个民族看成是劣等的和敌对的，却自认为本民族体系一切优秀的和高贵的品质。敌人的行为用一种尺度衡量，而自己的行为却用另一种尺度衡量。甚至敌人的善意举动也被看作是险恶用心的产物，只是为了遮住我们和世界的眼目而已，可另一面有用高贵的动机来为自己的坏行为辩护。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定会得出下列结论：客观性是例外，而不同程度的自恋是常规。

    能进行客观思考的能力就是理智，以理智为基础的感情是谦恭。我们只有摆脱了童年时代妄图得到全知、全能的幻想，才能有客观性和运用自己的理智。

    这在爱的艺术的实践上表现在：能否学会爱却绝育人的自恋程度和能不断培养自己的谦恭、客观性和理智。我们应一辈子为此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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