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妓女

    我们已经看到，婚姻与娼妓制度有着直接的联系；有人曾说过，娼妓制度犹如笼罩家庭的阴影，从古到今伴随着人类。男人出于谨慎，让他的妻子信誓旦旦操守贞节，但是他本人并不以强加于她的这种制度为满足。蒙田以赞同的口吻告诉我们说：

    波斯王们经常邀请他们的妻子一起参加盛宴；

    但是当他们的酒兴大发，因而情不自禁地想放纵一下肉欲的时候，他们便会让她们回到自己的私寓——因为他们不可能和她们一起共享淫逸之乐——

    并让别的女人来代替她们，对于这些女人，他们觉得没有尊重的义务。

    基督教的神父们认为，阴沟对于保证宫邸卫生是必要的。而且人们还往往认为，为了挽救其他人并预防发生更大的麻烦，有必要牺牲掉一部分女性。美国奴隶制的拥护者们，在支持这一制度时提出的论点之一是，南方的白人若是全都摆脱了对奴隶的义务，便能在他们中间维持一种最民主、最完美的关系；同样道理，“无耻女人”这一等级，使“正派女人”有可能受到骑士般的极大尊重。妓女是替罪羔羊；男人用她来发泄自己的卑鄙欲望，然后将她唾弃。

    她无论合法受到警察监督，还是非法秘密行娼，都被当做贱民对待。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妓女的地位和已婚女人的地位是一样的。马罗在《成年人》中说：

    “靠卖淫出卖自己的女人和靠婚姻出卖自己的女人，她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价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约时间长短的不同。”两种性行为都是服务，前者是终身租给一个男人，后者则有按次数付酬的顾客。前者受一个男性的保护，不许其他男人侵犯；后者则受所有男人的保护，’不许任何一个男人进行排他性的专制。在任何情况下，她们用献出身体换来的利益都要受到现存竞争的限制；丈夫知道他可以搞到另一个妻子；履行“婚姻义务”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偏爱，而是出于要履行的契约。在嫖娼时，男性的欲望不论在什么样的身体上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欲望是特定的，但就客体而言又不是个体化的。无论妻子还是高级妓女都不能成功地利用男人，除非她对他有个人优势。她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合法妻子作为已婚女人是受压迫的，作为一个人却是受尊重的；这种尊重正在开始明显地牵制着压迫。而只要不给予妓女以个人权利，在她身上就会立刻集中表现出女性奴隶地位的所有形式。

    对驱使女人行娼的动机感到迷惑不解是幼稚的；今天我们不再接受龙蒲梭（Lombroso）

    的理论，即不再把妓女与罪犯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退化的人；或许如统计数字所表明的，妓女的智力水平稍低于一般人，有些人确实属于弱智，因为智力迟钝的女人很可能选择不需要专门训练的职业；但是她们当中多数人是正常的，有些人还十分聪明。没有任何命中注定的遗传因素和任何心理缺陷，使她们深感痛苦。实际上，在一个不幸和失业普遍存在的世界上，人们将会从事任何开放的职业。只要有警察力量和娼妓制度，就会有警察和妓女，尤其是在这些职业比其他许多职业有更高报酬的情况下。是男性的需要刺激了妓女这种供应，对此感到惊讶是十足的虚伪，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基本的、普遍的经济过程的活动。帕朗．杜夏特赖在他的1857年的报告中写道：“在各种卖淫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失业和低收入所引起的贫困。”有正义感的道德学家冷笑地回答说，妓女的悲惨故事，只是为了迎合头脑简单的嫖客才被描写得如此浪漫。实际上，妓女往往可以以其他方式谋生。但如果她选择的方式在她看来并非最糟糕，那便不能证明她天生就是堕落的；该谴责的毋宁说是社会，因为在社会上这种职业仍然是那些似乎最不令女人反感的职业之一。人们经常会问：“她为什么会选择这门职业？”其实倒是应该这样问：她为什么不会选择这门职业？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大部分妓女以前当过家庭佣人。只要稍留意一下女仆的地位，便可以解释这一事实。由于受到盘剥和奴役，被当做物而不是被当做人对待，打杂女仆、室内女仆不能指望她的命运会有任何改善；有时她不得不接受家长所献的殷勤。她从家庭奴隶地位和性的屈从，滑入了一种也许稍好一点的、她梦想会幸福一些的奴隶地位。而且，佣人们很可能离家很远；据估计，巴黎的妓女有80％来自外省他乡。一个女人若是离家很近，因而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名誉，便不会从事一般来说声名狼藉的职业；但如果她沦落于大城市并不再和社会结为一体，“道德”这一抽象观念便根本不会构成障碍。

    中产阶级的人们用强有力的禁忌把性行为（特别是把处女贞操）罩上多久，这些禁忌在许多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环境中就会受到漠视多久。大量调查认为，许多少女在被第一个人夺走处女贞操后，发觉委身于任何人都是十分自然的。比扎德博士调查了100名妓女并得到这样的数据：l人在11岁时失去处女贞操，2人在12岁时，2人在13岁时，6人在14岁时，7人在15岁时，对人在16岁时，19人在17岁时，17人在18岁时，6人在19岁时；其余人在ZI岁以后。因而有5％的人青春期以前就被蹂躏。半数以上的人说她们为爱情而委身，因为她们需要这么做；其他人委身则出于无知。第一个诱惑者往往是一个年轻人。通常是商店或办公室里的同事，或者是童年的伙伴；紧接着时常是士兵。工头、男仆和大学生；比扎德的名单里还包括两名律师、一名建筑师、一名医生和一名药剂师。雇主本人很少如盛传的那样扮演这种角色；但他的儿子或晚辈亲戚或他的朋友却往往在干这种事。科芒涅在另一份调查中也提到45个年龄在12岁到17岁之间的少女，她们的处女贞操是被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的陌生人给夺走的；她们委身时态度冷漠，没有快感。这些报告提供的个体实例的细节表明，由于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明显无知或满不在乎，女孩子和年轻女人是多么频繁地、情况多么不同地委身于偶然碰到的陌生人、新相识和年长的亲属。

    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被动委身的女孩子会一直受被夺走处女贞操的创伤的折磨；人们很想知道，这种野蛮的经历对她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但通常人们不为妓女做精神分析，而且她们不善于自我表述，往往用陈词滥调支吾搪塞。在某些情况下，随时准备委身于第一来到的人，可以用我提到过的卖淫幻想来解释，因为有许多很年轻的女孩子，由于怨恨她们的家庭，由于对她们所萌发的性征感到恐怖，或者由于渴望像成年人那样行动，而模仿妓女。她们浓妆艳抹，和男孩子结交，举止轻浮且富有挑逗性。那些仍像个孩子、没有性感、冷漠的女孩子，则认为她们玩火不会烧身；总有一天某个男人会相信她们的话，于是她们从梦想滑到行动。

    马罗所援引的一个14岁的年轻妓女说：“门一旦撞开，就很难关上。”然而，少女在处女贞操被夺去以后，很少会立即决定去过娼妓生活。有时她仍然依恋第一个情人，和他一起生活；她有“正式”工作；当情人抛弃她时，她再找个情人来聊以自慰。她既然不再属于一个男人，便觉得她可以委身于所有的男人；有时是她的情人——第一个或第二个，建议她用这个行当来赚钱。也有许多的女孩子是父母让她们做妓女的；有些家庭，如有名的美国朱克人家庭，几乎所有女人都注定要从事这门行业。女流浪者当中有许多被亲属遗弃的小女孩；她们先是乞讨为生，后来落入娼门。在前面所提到的调查中，帕朗-杜夏特赖发现，在5000名妓女当中，有1141人是因受贫困的影响，1425人是因诱奸后被抛弃，1225人是因被父母遗弃后无谋生手段。这是1857年的情况，但当代的调查使人联想到同样的结论。疾病往往驱使无法做真正工作或失去工作的女人去卖淫；它打乱了收支平衡，迫使女人尽快发现新的财源。

    件上私生子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圣拉扎尔监狱，半数以上的女人至少有一个孩子。许多人抚养3至6个孩子，有的人则更多。极少有人把她们的孩子遗弃；的确，有些未婚母亲卖淫是为了赡养她们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在战时和战后的社会混乱期间，娼妓的人数在增加。

    有一个妓女用玛丽-泰丽莎这个笔名，在《现代》杂志上这样叙述她的身世：

    我16岁时和一个比我大13岁的男人结了婚。我这样做是为了离开家。我的丈夫只想让我怀孕，他说，“这样我就会呆在家里。”他反对我化妆和看电影，我婆婆也总是在旁边对我说，他是对的。我两年有了两个孩子……我无聊得很，便去上护理课，这是我喜欢的……医院里有个厚脸皮的护士，她对我说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事，但6个月来我未和男人干过任何事。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很粗鲁也很英俊，走进我的房间，劝我改变生活，和他一起到巴黎去，不要再工作了……一个月来，我和他在一起确实是幸福的。有一天他带来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人，他说她能很好地照料自己。起初我没有走下去。

    我甚至在当地诊所有了工作，让他知道我不愿意到街上去。但我没有坚持多久。他说我不爱他，否则我会为他工作。我哭了，在诊所里一直很伤心。我终于让他带我去一家美容院……我开始做“短工”。朱劳特一直跟在我后面，看我能否当心自己，在警察来到时给我报警。

    这个故事和被老鸨置于街头的女孩子的传统故事有点相像。有时是丈夫在充当这一角色，有时则是一个女人。在一份对510名妓女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有284人过着单身生活，132人和男朋友住在一起，另有94人和女人住在一起，她们和她通常有着同性恋关系。这些女孩子当中有些人说，她们是被其他女人带坏的，还有一些人对女性卖淫。

    一个女人可能把卖淫仅仅当做增加收人的权宜之计，但人们常听说她后来不能自拔了。

    如果说“胁迫行娼”（wihte slav-ery——即用暴力、假话言、假装给她找工作以及诸如此类的手段让她掉进陷阱——的情况比较少见，那么让她违心从事这门行当倒是司空见惯的。老鸨或拉皮条者提供开业所需要的费用，她对他们负有义务，赚的钱绝大部分被他们拿走，她根本不可能摆脱他们的控制。玛丽-泰丽莎在成功地逃走以前，其实斗争了好几年：

    我终于认识到事实真相，原来朱劳特只想要我的钱，我想要是我能在我们之间保持一．点距离，也许我会攒下一点钱……最初我胆很小，一个认识朱劳特的女人在监视我，她甚至数我“接客”的次数。朱劳特给我写信，让我和那位女士一起把我的钱存起来，“以防被抢走”……我想买件衣服，她说朱劳特对她讲不许给我一分钱。我决心尽快逃出这所妓院。但我上了当，被送到了慈善收养院。我只好拐回那所妓院，去赚我的旅费……可我只来了一个月……我在另一个地方工作，但我太恨朱劳特了，不能呆在巴黎：

    他虐待我，有一次几乎把我扔到窗户外面……我和一个代理人商定离开这个城市，但我听说朱劳特认识他，就没有到约定的地方去……我逃走了，但六个星期后我就回到那所妓院讨饭吃……朱劳特在路上碰到我，把我给揍了一顿。对朱劳特我实在是够腻味的了，终于同意回到德国去。

    文学已让“朱劳特”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他在妓女的生活中扮演了保护人的角色。他出钱买衣服，后来他保护她不受其他女人竞争的干扰，并且不受嫖客的干扰；而所有的嫖客简直是大乐意即使用她，又不付分文了，有些嫖客还想在她身上满足他们的虐待欲望。在几年前的马德里，法西斯分子的纨绔子弟在寒冷的夜晚把妓女扔到河里，借以取乐；在法国，出去寻欢作乐的大学生们有时把女孩子带到农村，夜里让她们赤身裸体地留在那里。为了得到钱，并避免受到粗鲁的对待，妓女需要一个男人。他也给予她精神上的支持：“别一个人那么卖命地干，别对这工作那么操心，否则你会吃不消的，”有人说。她往往和他相爱；由于爱情，她才投身于这种工作，或者才为它辩护。在她的环境里，男人极其优越于女人，这给某种爱情宗教带来了好处，这种宗教解释了某些妓女热情地放弃自己的权利的原因。在她的男人的力量与暴力中，这样一个女孩子找到了证明他有男性气质的证据，愈发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和他在一起，她懂得了嫉妒和折磨，但也懂得了女人陷入情网时的快活。

    然而，妓女对她的男人有时只感到敌意和怨恨；但她由于恐惧而仍处在他的淫威之下，因为，如我们在上面援引的故事中所看到的，他始终在控制着她的心理。于是，她很可能在顾客当中选一个情人来自慰。玛丽．泰丽莎写道：

    所有的女孩子都有除她们的“朱劳特”之外的情人，我也在其列。他是个水手，一个十分英俊的小伙子。虽然他实际上是个称职的情人，但我仍不能和他结合在一起，不过我们是好朋友。他常和我一起上楼，不是为了做爱而是为了交谈；他说我应当离开那里，那不是我呆的地方。

    她们也转向女人。许多妓女都是同性恋者。我们已经特别提到，在女孩子的经历伊始常有同性恋的体验，而且许多人一直和女朋友住在一起。安娜·鲁林认为，德国有20％左右的妓女，似乎是同性恋者。法伊弗尔报告说，监狱里同室的年轻女性常交换情书，信中的口吻十分亲热，末尾署着“始终居于你的”。这些书馆和中学生“如痴如狂”写的书信如出一辙。

    后者阅历尚浅，比较胆怯；前者则感情放荡，无论在言辞上还是行动上都是如此。

    在玛丽-泰丽莎（她是被一个女人引上道的）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令人讨厌的嫖客和专横跋扈的老鸨相比，这个女朋友起着多么特殊的作用：

    朱劳特带来了一个女孩子，是个连双鞋都没有的穷佣人。她需要的东西全都要到寄卖店去买，后来她和我一起工作。她非常讨人喜欢，而且她爱女人，所以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十分融洽。她使我想起了我向那个护士学到的一切。我们常喜欢去看电影，而不是去工作。我很乐意让她和我们呆在一起。

    显然，这位妓女的女朋友所扮演的角色，和生活在女人当中的“正派”女人的男情人的角色十分相似：她是寻欢作乐的伙伴，同时也是这样一种人——与她的关系是自由的，无利害冲突的，因而完全是自愿的。妓女，或由于被男人们弄得疲惫不堪，或由于对他们十分讨厌，或仅仅是由于想寻求转移，往往会到另一个女人的怀抱中去寻求放松和快感。不论哪一种情况，我提到的共谋关系（它直接让她们联合起来）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有力。

    由于她们同人类一半的关系有着商业性质，由于社会总的来说把她们当成贱民对待，妓女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团结；她们也许彼此是对手，因而彼此感到嫉妒，恶言恶语，打来斗去，但为了形成一个相反的世界，能够获得做人的尊严，她们深深地感到相互需要。女伴是深受偏爱的知己和见证人；是她将要去鉴赏为勾引男人而准备的服装和发型，但这些东西所引起的后果，本来就是招致别的女人的嫉妒和羡慕。

    至于妓女和嫖客的关系，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而且无疑实例也各不相同。人们往往强调，作为自发感情的一种表示，妓女为情人保留了嘴上的吻，并且强调，她认为爱情拥抱和职业拥抱完全不是一回事。男人提供的这种证据是可疑的，因为他们的虚荣心使得他们容易受到女孩子装出来的快感的愚弄。应当说，当这是一个快速而疲惫地接待一个又一个嫖客的问题时，或者当这是一个同熟悉的嫖客反复发生关系的问题时，情况是十分不同的。玛丽．泰丽莎做交易时通常表现得冷漠，但她也确实记得某些快活的夜晚。人们并非不知道当得到快感时，女孩子会拒绝接受嫖客付给的报酬，有时，他若处于困境，她还会提出帮助他。

    然而，一般说来，这类女人在从事职业性工作时是“冷淡的”。她们有些人，对成群的嫖客除了路带轻蔑的冷漠外一无所感。玛丽-泰丽莎写道：“哦，男人是多么笨啊！女人要用她们喜欢的任何东西充实他们的头脑是多么容易啊！”但是许多妓女对男人深感怨恨；她们对男人变态的爱好和“恶行”尤其深恶痛绝。不论因为他们到妓院是为了纵情享受不敢对妻子或情妇承认的爱好，还是因为呆在妓院里这一事实使他们一时兴起，想到了种种恶行，反正实际上许多男人都要求那些女人加入各种邪恶行动。玛丽．泰丽莎抱怨说，法国男人尤其有无法满足的想像力。妓女会告诉富有同情心的医生说：“在某种程度上，男人都是邪恶的。”

    在博戎慈善收养院，我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年轻妓女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她非常聪明，起初是佣人，和一个拉皮条者住在一起，她很崇拜他。她说：“男人都是邪恶的，除了我那位。

    这是1我爱他的原因。只要什么时候他显出一点儿邪恶的迹象，我就会离开他。第一次来妓院的嫖客并不总是很胆大，他是正常的；但当他再来时，就会想做某些事……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恶行，但是你就会看到的，所有的恶行他都有。”由于这些恶行，她十分讨厌她的嫖客。

    我的另一位朋友，在l943年和弗雷斯内的一个妓女关系密切。这个女孩子坚持说，她的嫖客90％有恶行，50％是可耻的鸡奸者。他们若是富有想像力，就会令她心凉肉跳。个德国公务员想让她捧着鲜花，光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供他欣赏，他本人则学鸟飞的样子；尽管他很慷慨且斯文，她一看到他进来，还是会逃之夭夭的。玛丽-泰丽莎讨厌所有行为这样怪诞的人，不过向他们要的价要比简单性交高得多，而且他们往往不会给这个女孩子带来什么麻烦。

    这三个女人都很聪明敏感。毫无疑问，她们会觉得，当她们不再严格遵守生意常规时，当男人不只是嫖客还表现出个性时，她们就会变成一个任性者的猎物，就会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这不再是一桩单纯的交易。然而，由于有较高的报酬，某些妓女专门搞“恶行”。

    在这些女人对嫖客的敌意当中，常有一种阶级愤恨的成分。海伦·多伊奇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迷人的安娜的经历。她平常很文静，但也有发怒的时候，尤其是对当官的，因此她曾被送到精神病诊所去治疗。简而言之，她的家庭生活十分不幸，她从不想结婚，尽管有过好机会。她对自己的妓女生活十分适应，但由于患肺结核被送医院。她恨医生，因为对所有“体面的”男人她全都根。“怎么能不恨？”她说，“难道我们不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种男人会轻易撕去他们斯文、自制和自大的假面具，行为如禽兽一般吗？”除了这种态度，她的精神十分正常。另一个年轻妓女朱丽娅，从15岁就开始进行淫乱活动，她长得苗条甜蜜，只肯帮助她认为是文弱、贫穷和需要帮助的男人；“她认为别的男人全都是邪恶的禽兽，只该受到苛刻的对待。”

    绝大多数妓女在精神上都能适应她们的生活。这并非是因为她们仍然地不道德或天生地不道德，而是因为她们认为有理由同需要她们服务的社会结为一体。她们十分清楚，警官为她们注册时的训话完全是在打官腔，嫖客在妓院外所唱的高调也几乎不会把她们给吓住。玛丽-泰丽莎解释说，不管收不收报酬，人们都叫她妓女，但若是收了报酬，就叫她过分精明的妓女；当她想得到她那份钱的时候，男人就会假装没有想到她会是那种女孩子，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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