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書類

，且召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吊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吊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為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為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淒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為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諡，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之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尚疑十郎為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為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隻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隻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尚有鄉舉裏選之意，故得自相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蘇子美志》，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葬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稚筆而少遒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銘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張穀墓表》，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眉州入為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穀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志》，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荊公伯夷論》，以不食周粟為誣，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子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尚不勝數也。

    觀荊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疏，故隻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荊州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即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為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征焉。言甚核而辨，然以某考之，則又不能無疑者。

    《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為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預《左注》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為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即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為誤本也。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為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為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為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為己酉朔，十月為己卯朔，而庚戌庚辰為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

    《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年歲，皆以孔子為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即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見書１０５頁有圖）〉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為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為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其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圓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為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於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又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是為圓周二尺七寸有奇。圍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為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即圓積也。圓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為腹徑八寸四厘有奇。圓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為圓周二尺四寸一分四厘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為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即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厘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厘五毫之數，徑為八寸五厘。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厘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厘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間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湊，愈審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厘有奇，而不可以為八寸五厘也。今為圖如左。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大鑒之後為南嶽、青原。南嶽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溈山，此溈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岩，雲岩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峰，雪峰傳云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峰又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嶽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溈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注》，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為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嶽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

    弟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焰，為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為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為嗢噱。《會元附注》以丘玄素《天王碑》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嶽，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絕。洞家指為偽碑，以為玄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為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作。佛者空疏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讚寧《高僧傳》中，其末云：「比丘慧真、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即指慧真、文賁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注》改為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賁，曰幽閑，以讚辭扭作人名，何不將原本一讀耶。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中。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誌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注》引此為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丘稗所載節使拋水事，與南泉下曇照雷同，疑碑為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譸張為幻，火發火息，碑文又寧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曆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慎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柏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即位，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即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曆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羸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為己卯也。

    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惠公末年戊午上推戊午，當平王四十八年，則伯禽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為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為戊子也。如此則銷卻一甲子，第二十八即第二十七矣。

    《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即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其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二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略相同也。

    黃石齋先生主張《史記》，以為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於商郊，甲子昧爽會於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齋以癸卯為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為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為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齋又以月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寧復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塚君暨百工，受命於周，觀其序，生魄於生明之後，則生魄之為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死魄之為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石所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班氏以己卯為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

    第一甲子黃帝元年，

    第二甲子黃帝六十一年，

    第三甲子少昊二十一年，

    第四甲子少昊八十一年，

    第五甲子顓頊五十七年，

    第六甲子帝嚳二十九年，

    第七甲子帝堯二十一年，

    第八甲子帝舜九年，

    第九甲子夏禹八年，

    第十甲子仲康三年，

    第十一甲子寒浞十五年，

    第十二甲子帝槐四年，

    第十三甲子帝不降四年，

    第十四甲子帝扃五年，

    第十五甲子孔甲二十三年，

    第十六甲子桀二十二年，

    第十七甲子太甲十七年，

    第十八甲子太庚十五年，

    第十九甲子太戊二十一年，

    第二十甲子仲丁六年，

    第二十一甲子祖辛十年，

    第二十二甲子祖丁二十九年，

    第二十三甲子盤庚二十五年，

    第二十四甲子武丁八年，

    第二十五甲子祖甲二年，

    第二十六甲子武乙二年，

    第二十七甲子紂十八年，

    第二十八甲子康王二年，

    第二十九甲子昭王三十六年，

    第三十甲子穆王四十五年，

    第三十一甲子孝王十三年，

    第三十二甲子共王五年，

    第三十三甲子幽王五年，

    第三十四甲子桓王三年，

    第三十五甲子惠王二十年，

    第三十六甲子定王十年，

    第三十七甲子景王八年，

    第三十八甲子敬王四十三年，

    第三十九甲子威烈王九年，

    第四十甲子顯王十二年，

    第四十一甲子赧王十八年，

    第四十二甲子秦始皇十年，

    第四十三甲子漢文帝三年，

    第四十四甲子武帝元狩六年，

    第四十五甲子宣帝五鳳元年，

    第四十六甲子平帝元始四年，

    第四十七甲子明帝永平七年，

    第四十八甲子安帝延光三年，

    第四十九甲子靈帝中平元年，

    第五十甲子蜀後主延熙七年，

    第五十一甲子晉惠帝永興元年，

    第五十二甲子哀帝興寧二年，

    第五十三甲子宋文帝元嘉元年，

    第五十四甲子齊武帝永明二年，

    第五十五甲子梁武帝大同十年，

    第五十六甲子隋文帝仁壽四年，

    第五十七甲子唐高宗麟德元年，

    第五十八甲子玄宗開元十二年，

    第五十九甲子德宗興元元年，

    第六十甲子武宗會昌四年，

    第六十一甲子昭宗天祐元年，

    第六十二甲子宋太祖乾德二年，

    第六十三甲子仁宗天聖二年，

    第六十四甲子神宗元豐七年，

    第六十五甲子高宗紹興十四年，

    第六十六甲子寧宗嘉泰四年，

    第六十七甲子理宗景定五年〈（《授時》以元至元十七年庚辰歲冬至為曆元，若上考自曆元至此甲子，積一十七年）〉，

    第六十八甲子元泰定元年〈（下驗自曆元，至此甲子，積四十四年）〉，

    第六十九甲子明洪武十七年，

    第七十甲子正統九年，

    第七十一甲子弘治十七年，

    第七十二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第七十三甲子天啟四年。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戊午）

    示楚郴《喻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自以律曆為絕學，謂帝王曆數真傳。夫律曆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尚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皇甫持正言風教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至於近日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罵？春山不幸而類是夫！既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為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之談矣。

    按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遁、否、觀、剝、坤十二卦，名為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六之數，以為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例配去，以為律管之長短出於是。姑無論其他，如十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鐘、無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二陽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太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二月大壯與六月遁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鐘、林鐘同是四寸八分，三月卦與五月後卦，同是一陰五陽，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四分，十月坤之應鐘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為黃鐘為無射？耶同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為大呂為南呂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其為太簇為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為夾鐘為林鐘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為姑洗為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佐紙上閑譚，無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即村伶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

    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後，建丑晝臨夜遁，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夜剝，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夜復，建未晝遁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後，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為一時，晝夜繃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為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也。日行天上，在寅位為寅時，在卯位為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時為晝，申至丑六時為夜，則晝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值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孰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畫定晝夜長短，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曰日中，其為春分無疑也；於仲夏曰日永，其為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為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為南至無疑也。春山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為泰，申之辟卦為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辟卦為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為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面術拙矣。鳥、火、虛、昴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曆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曆，遂言為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舍，彼妄言之，以為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知明曆者，把算曆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虛，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爽。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為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為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為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為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僮街卒俱可談天矣。

    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虛、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為月度，四仲為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堯時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離於壁，未嘗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為月，度四仲為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為秦曆也。」以寅為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春山妄為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摋，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次第改盡，遷就己意，以張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為上弦，昏中為望，旦中為下弦，矯強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為主，日在酉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曆與秦曆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曆無毫髮之異，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氐，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為準，是三宮有餘也。姑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

    答萬充宗質疑書（壬子）

    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繭絲牛毛，用心如此，不僅當今無與絕塵，即在先儒亦豈易得？誠不意款學寡聞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聞以廣來意。

    兄疑今之二十四氣以配周正，則相戾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所無，是也。蓋今之二十四氣，所以繃定七十二候，故每氣三候。然就而論之，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氣之名義固無殊於七十二候，是以比肩者而加乎其上也，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啟閉同列，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不應左氏獨遺之也，此古者無二十四名之一證也。即古之啟閉，亦隻以朔日為斷，不更於朔日之外，別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傳》曰：「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按先時，注雲先立春日也，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初吉之為立春明矣。以上文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言之，則是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也。若另有立春之日，則當言自今至於立春矣，不應竟以初吉言也。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時各國皆有私曆，其法不一：管子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齊曆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曆也；《汲塚周書·時訓解》，魏曆也。雜然見於傳記，不知者遂以為周時所通行耳。

    兄言周之分至未嘗係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名，而疑《周官》之為偽書，是也。偽《周官》者，先儒多有之。林孝存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然未有得其左證明顯如兄所言者，即如《古文尚書》，人多疑其偽，吳草廬、歸震川駁之不遺餘力，然終鶻突定案。向講《尚書》至《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舀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而見於《國語》「文武之教，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舀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始知其誤襲周制以為《湯誥》也。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祝史請幣。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杜注《夏書》為逸書，《古文尚書·胤征》有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屍厥官，罔聞知。」夫季秋，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證夏四月之日食，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偽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

    此二證恨不使草廬、震川見之，兄之疑《周禮》者，亦恨不使林孝存、何休見之也。《春秋》失閏之論，弟有日食曆明之，俟晤時請正，此不更具也。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丁巳）

    兵部主事，刑部主事，是宋世職名否？

    按宋官制，六部自尚書以下，止有侍郎、郎中、員外郎三項。其有主事之名，與錄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皆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特六部也。

    元朝官制，有揚州知府、杭州知府等名否？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為總管，總管之下為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為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若於二府稱知府，則是後人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