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国民公会

    1792年8月10日事件的直接结果是立法议会获得了相对自由[1]。首都的暴民或许仍忧心忡忡，但终于摆脱了王室的束缚。暂且不说立法议会对不幸的国王有多同情，通过这次暴动，它至少获得了新生。尽管杜伊勒里宫仍被群众力量占据着，但最杰出的吉伦特派领袖皮埃尔-维克杜尼昂·韦尼奥提出应立即废黜路易十六并召开一个国民大会来指导法兰西的发展。这个提议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得以通过。不久之后，巴黎当局名正言顺地将命运多舛的王室关押在圣殿里————这是一个古老的、以它所代表的阶层命名的堡垒。三位被罢免的吉伦特派大臣再次被召回。丹东再次接手司法部，并积极尝试加强国防以取悦民众。曾积极参与了暴动的巴黎近郊部队匆忙武装起来。巴黎当局派遣特使向这支部队首领传达了最新事态走向并准备进行新的选举。同时，夺位的巴黎革命政府竭尽所能巩固权力，在最大程度上扩大1792年8月10日事件的成果。尽管不情不愿，但立法议会还是同意各区代表团撤销首都现有的地方行政法院并缉拿其内部治安人员。国民自卫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数激增了两倍，队伍里加入了大批的长矛兵。巴黎革命政府靠煽动者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并得到了强大武装力量的支持。尽管一些富裕地区的民众表示反对，但这些反对的声音最终还是湮没在了“法兰西仍处于危险”的叫嚣声中。至此，在1792年8月10日事件中偷偷溜走的卑鄙的暴徒领导人又回到了老巢。雅各宾派、科尔德利派和其他党派则积极地煽动人民充分利用重新获得的自由。民众坚信王室联合外敌“策划灭绝所有爱国者”，因此要求报复王室和贵族以慰藉“死去的子民”。巴黎革命政府或丹东下令搜查一切可疑的房屋，于是，监狱里挤满了数百名罪犯。众所周知，这些罪犯是作为人质关押在这里的，在发生特定事件时很可能会被杀害。佩蒂翁因在暴动之初所发挥的作用而再次被任命为巴黎市长，但由于他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弱，市长之职只是有名无实。因此，即使他对这些行动心怀恐惧，也不得不批准。

    吉伦特派领袖皮埃尔-维克杜尼昂·韦尼奥

    在这场危机中，一连串的暴力事件再次得到了可怕的刺激。当得到国王被废黜的消息时，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拒绝服从立法议会。在调动军队的尝试失败后，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丢弃了统帅权，越过边界逃离了。同时，奥普盟军进军法兰西内陆，翻过了梅茨要塞。奥普盟军的轻骑兵肃清了香槟地区广袤平原上的法兰西军队，从凡尔登直接进入了首都巴黎。法兰西似乎一败涂地。震惊的立法议会满怀激情地呼吁民众重拾爱国主义精神，但有几位领导人，特别是吉伦特派的领袖，却认为应该放弃巴黎把政府转移到卢瓦尔河地区。丹东大张旗鼓地来到前线，并宣称这种怯懦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同时，他又带着恐吓的语气大声疾呼：“真正的危险来自国家内部，必须震慑这些罪恶的小集团。”其他领导人却不赞成他的观点。他极具勇气且敢说敢做，虽然不像暴民领袖们那样残暴，但还是让巴黎革命政府感觉到了暴力流血事件的信号。巴黎革命政府中的一个委员会愤怒地实施了一个“复仇计划”。他们雇了一批凶手，强制开放监狱。骇人听闻的模拟审判使形势更加严峻，不幸的受害者们遭到无情的屠杀，尸体堆成小山，拥挤的人群围在四周，怒火在此得以释放。可怕的屠杀持续了好几天，在罪恶的狂欢中充斥着恐惧、愤怒、邪恶和仇恨。巴黎革命政府也被视为共谋，因为它非但从来没有派出国民自卫队来恢复秩序，反而允许国民自卫队参加大屠杀。就这样，王室里那些一度辉煌、高尚公正的人与无数的无名小卒一起被无情地杀害了。凶手们杀红了眼，变得疯狂。他们在凡尔赛宫残忍地杀害了一批从奥尔良护送来的国家囚犯。直到监狱里的囚犯被杀光，屠杀才停止。此时，罪恶已是罄竹难书。可爱的朗巴勒公主[2]那血淋淋的尸体被拖到街上，扔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面前。首都的主要街道上，游行队伍的长矛上挑着惨白的人头，以此来震慑“人民的敌人”。同时，掠夺变得肆无忌惮。富人和教会的许多豪宅被洗劫，王室珠宝被偷，城中的一些地方犹如被敌人洗劫后的废墟。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即使当人类表现出最令人厌恶的一面时，人性的微光也会在这些恐怖和沮丧的情形下不时地闪耀。体现克己与高尚的事例层出不穷，许多“爱国者”拒绝分享卑劣的同伴抢劫而来的财物。惨遭屠杀的受害者似乎达到了一千四百人。

    凶手们在凡尔赛宫残忍地杀害了一批囚犯

    这次事件被世人称为“九月大屠杀”。虽然后来出现了更血腥的场面，但在法兰西大革命中，没有任何事件比首都当局实施的这一恐怖行为更残忍。这一罪行的根源是恐怖统治和仇恨，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它辩护。单纯的党派运动甚至是法兰西人特有的本性弱点都不足以造成这场罪行。从此，立法议会与巴黎暴民统治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深，右派、中间派甚至雅各宾派，都对此表达了愤怒和责备。尽管巴黎革命政府中那个策划这一罪行的的委员会发表了“人民公正”的颂词，但即使是政治煽动者里，也没有一个人认同这次流血事件。事实上，由于形势的突然转变，引起大屠杀的思想狂潮演变成了另一种思潮，并成了当时的主要思潮。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出逃后，法军的首席指挥官一职由迪穆里埃接手。面对心无旁骛的敌人，迪穆里埃本无胜算。但入侵者在到达默兹的关键时刻开始变得犹豫不决，迪穆里埃得以趁机从看似无法挽救的险恶局势中安全脱身。迪穆里埃把所有可能的部队集合在一起，并从卢万召回弗朗西斯·克里斯多夫·克勒曼辅助自己，然后率军退到了横跨默兹省西部的香槟地区绵长山脉以北的阿登高地和阿尔贡。据守了这个地形复杂的地区的所有出入口后，迪穆里埃决定守株待兔，耐心等待反法同盟军的进攻。同时，数千名新兵从首都及邻近的省份被送往法军营地。尽管最终被罢免，但迪穆里埃至少成功地抵御了一段时间。1792年9月20日，普鲁士军队突破了法军防线，但涣散的法军仍成功击退了普鲁士军队，将其从瓦尔密高地上赶走了[3]。法军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仑斯威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费迪南的错误指挥。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却产生了绝妙的结果。普鲁士国王、布仑斯威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费迪南和奥军将领开始产生分歧，并彼此产生防备心理。更糟糕的是，奥普盟军中成千上万的军人因为恶劣季节的极端潮湿天气而难逃一劫。不出几日，推进到沙隆附近的耀武扬威的奥普盟军开始全线撤退。这次入侵如果不是因为指挥失误，一定会压倒一切抵抗。可以说，巴黎和整个法兰西侥幸躲过了一场劫难。

    朗巴勒公主的尸体被扔到街上

    也正是在这时，国民公会在闲置的杜伊勒里宫成立了。国民公会是在1792年8月10日事件和外国侵略的共同影响下成立的，虽然比其前身立法议会更具革命性，但主要成员大部分都是立法议会的成员，其中大多数反对无政府主义。然而，山岳派的加入使国民公会比立法议会更有力量，而平原派则更摇摆不定了。有人指出，几位激进左翼山岳派的杰出代表现在改投保守右翼吉伦特派。吉伦特派的领袖再次回归，成为所谓的温和派首领。尽管来自巴黎的代表让-保罗·马拉、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是非常杰出的政治煽动者，但立法议会总的来说还是社会秩序的拥护者。

    在1792年9月20日的瓦尔密战役中，原本涣散的法军成功击退普鲁士军队，将其从瓦尔密高地上赶走

    弗朗西斯·克里斯多夫·克勒曼

    1792年9月20日瓦尔密战役中的普鲁士士兵

    国民公会的第一项措施显示了其真正的政治倾向。它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对路易十六的指控。近一年里，尤其是与奥普同盟开战以来，法兰西王室的行为引起了的民众的愤慨和不信任，因此共和国[4]中无人反对废除君主制。法军也在努力加强力量，不断驱逐入境的敌军。作为对《布仑斯威克宣言》和仍记忆犹新的《皮尔尼茨宣言》的回应，国民公会以抵制国王作为国家事业，并以法兰西国家的名义向任何有意推翻暴君、追求自由的国家提供支持。即使对外国来说具有侵略性、破坏性甚至挑衅的意味，国民公会的大多数人也仍然真诚地希望在国内遏制无政府状态。国民公会警觉地察觉到了最近发生的有辱首都威严的事件。以杰出的吉伦特派为主的温和派谴责了1792年9月的暴行，公开宣称巴黎革命政府对国家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并宣布罗伯斯庇尔及其同伴的最终目的是实行恐怖的暴政。指责的声音肆意蔓延，尽管巴黎革命政府对此持质疑态度并进行了自查，无政府主义者的俱乐部也以威胁回应，但这些“乱党”最初在国民公会中的力量尚微不足道。然而，暴力情绪已经被唤起，首都的暴徒组织了示威以表愤怒，温和派的雄辩激怒了雅各宾派煽动者，后者对温和派尤其是吉伦特派的领袖开始产生了仇恨和嫉妒。

    关于国王的报告一提交，国民公会就开始骚动不安。雅各宾派领导人提议判处国王死刑。最后，国民公会决定审判路易十六，并定期进行弹劾。1792年12月11日，这位命运多舛的君主被从监狱带到原来的宫殿，接受共和国法官的审判。他头戴纱巾，沉默地接受着一切，顺从地回答关于“路易十六”的问询。国王一贯的被动顺从触动了许多人的心，人们亲眼看到伟人堕落时常会产生同情心理，也正是这一点挽救了他的性命。然而，国民公会发现了一些被奉命藏在铁箱子里的可疑文件，从而对国王产生了新的怀疑。1792年12月26日，国王的辩护人做了极具说服力的辩护之后，国王本人只简单地补充了一句：“1792年8月10日的流血事件不应该记在我的头上。”辩论开始不久，雅各宾派就明显地企图利用1792年8月10日事件激起民众对国王的仇恨，以便进一步实现自身目的。雅各宾派提出立即制裁暴君，宣称不打倒王室国家就不会安全————这将给欧洲各国树立很好的榜样，并宣称所有反对爱国者提议的人是反动的、隐藏的保皇党。除了这些恶毒的谩骂，雅各宾派还使用了屡试不爽的应急手段：首都当局及其爪牙随时准备恐吓那些在“国家事业”面前犹豫不决的代表。就在这时，温和派分裂了。温和派的大多数人谴责国王，但也希望饶恕他的性命。吉伦特派领袖在信念、感情、欲望和恐惧之间徘徊不决，在雅各宾派的坚决果敢面前怯懦退缩了。当勇气和意志跟优柔寡断不期而遇时，结果不言自喻。1793年1月14日，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有罪，第二天又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缓期执行和向人民上诉的建议在此关键时刻被驳回了。在长达几天的会议上，在代表们的郑重请求下，投票开始了。当时的场景令许多目击者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厅内无比昏暗，令人敬畏的法官决定着前君主的命运，像在剧场一样坐成排的人们只露出半张脸看着台上戏剧性的一幕，爆发出刺耳的喧闹声。据说，尽管许多挤在走廊里的妇女尖叫着控诉路易十六，但有一票却激起了人们甚至是最为残忍的山岳派领袖的反感。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以雅各宾派的身份再次回到巴黎，赞成立即处决他的堂弟，声音中充满了无耻。

    罗伯斯庇尔

    法王路易十六接受共和国法官的审判

    丹东辞职了，新的司法大臣于1793年1月20日宣布了路易十六的判决书。接到判决书后，路易十六请求给予三天时间，以做好死前准备，但遭到了拒绝。几个小时后，巴黎革命政府官员打开了路易十六的房门，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伊丽莎白夫人和王室的两个孩子，都被劫数难逃的国王抱在怀里。为什么要揭开这个痛苦场景的面纱？为什么要探究这悲惨不幸的离别中那无声的顺从、激动的眼泪和心碎的悲伤呢？1793年1月21日清晨，平静的夜晚过后，路易十六站起身来，将一个代表王后的结婚戒指给了近身侍从。路易十六曾承诺跟家人见面道别，但因不希望家人承受痛苦而改变了主意。不一会儿，路易十六收到了埃奇沃思[5]神父的圣餐。埃奇沃思神父品德高尚，在国王生命的危机时刻承担了王室神父的工作。神父停留了一会儿，为国王做了一段诚挚的祷告，完全不受监狱外面喧嚣的声音干扰。1793年1月21日8时左右，市政官员宣布行刑时间已到。国王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完成遗愿，另一个是支付律师费用，然后就顺从了。国王安静地走进一辆马车，周围全是刺刀。忠诚的神父坐在国王旁边，不断重复地唱着庄严的临终祷词，似乎没有意识到周围的一切。沉闷的队伍穿过一条条长长的国民自卫队队伍，虽然能听到一些愤怒或同情的声音，但鲜有旁观者，即使有，也都是沉默的。道路两边，商店的门和窗户紧闭着。一时之间，怜悯和恐惧占据了人们的心，这位近百位先王的后裔即将面临可怕的命运，甚至连革命的狂潮都因此安静，最口无遮拦之人也缄默不语。10时，马车抵达杜伊勒里宫前的广场。在这里，新型的死刑机器断头台耸立在一个破碎的路易十五雕像附近。广场周围是一排排的骑兵和大炮，他们手执军刀，点燃火把。一大群人聚集在这里。街巷的喧嚣中出现了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熟悉的面孔，他又来宣扬他的雅各宾信仰了。路易十六本想向人民致意，但百鼓齐鸣的喧嚣声令他打消了这个想法。路易十六被置于高高吊起的斧头下面，头颅被砍下的瞬间，欢呼声从人群中爆发出来。犹如中了魔咒，人民胸口的重石终于被搬走了。

    议会发现了一些被奉命藏在铁箱子里的可疑文件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和孩子们以及伊丽莎白夫人依偎在路易十六怀里

    处决路易十六是比犯罪更糟糕的政治失误之一。退位国王的顺从赴死事件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愤慨，激起了人们的普遍同情，加剧了无政府状态。掌权者应时刻牢记流血政策的危险性。当一个曾经令人敬畏的人被害时，人们往往会产生同情之心。在一个真正受欢迎的议会产生之前，审判只是党派斗争的手段和对正义的嘲弄。大部分针对国王的指责都属于无中生有。但路易十六是否对法兰西人民守信，是否履行了尊重和坚持制度的誓言，历史并不能对此做出裁定。他尽管反对外来入侵，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外来入侵。不仅如此，他还与国家的敌人做交易，间接侵害了国家利益。毫无疑问，与伟大的查理一世[6]不同的是，路易十六并没有犯原则性错误，但在维护王权与治国方面，却能力不足。在生活中，路易十六虽然缺乏道德和社会尊严，但仍是一个好人。然而，他一再地以一种刻意的、背叛的方式来背叛臣民的意志。当法兰西危如累卵时————这是比查理一世在位时更严峻的时刻，路易十六似乎背叛了法兰西最根本的利益。这种刻意的行为无疑是因为路易十六软弱无能，更何况他一直处于两难的境地。从道德品质角度来看，路易十六不会做出这种行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受到愚蠢甚至邪恶智囊团的影响。但法兰西人在国家危机时刻无法推断出也不可能相信这些分析。所以，在后人看来，当战争爆发时，尤其在王室出逃后，废黜路易十六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合理的。

    埃奇沃思神父诚挚地为路易十六做祷告>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