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内阁正式改组，张志潭代表直系，王乃斌代表奉系，在靳内阁分别接掌内务及农商。旧交通系复起，周自齐、叶恭绰联翩入阁，一掌财政，一接交通。外交总长顾惠庆接任，到部第一件公事是行文使节团，要求交出“安福十祸首”。

    使节团召集会议，决定各自答复。各国公使都照会外交部，说并未收留徐树铮等人，唯独日本公使馆不复。于是外交部直接照会小幡，询问曾否收留“祸首”？

    小幡复照承认有其事，说是依照国际通例，予以政治庇护，随后又进一步声明，无论徐树铮受何种刑事罪名之控诉，日本公使馆都将拒绝引渡。

    外交途径走不通了，靳云鹏决定抄“十祸首”的家。但除了日用器物以外，一无所获。靳云鹏一不做，二不休，将警察总监段鸿寿找了来，秘密交代了一番。段鸿寿又找部下秘密商量，设下一条毒计。

    在日本兵营做客的“祸首”，伙食自理，中午、晚上都是由馆子里送饭来，早晨由日本兵到前门一家小铺买烧饼果子，充作点心。这天是梁鸿志先吃，一咬烧饼，舌头发麻，赶紧吐出来漱了口；再检查烧饼，里面有白色结晶物，找军医来检验，确定是砒霜。

    于是买烧饼的日本兵，赶到前门一看，那家小铺已经关门大吉。

    果然出花样了，证明段芝贵的警告，确有先见之明。经此刺激，大家都大骂靳云鹏，唯有徐树铮暗中下了决心，非离开使馆区不可。

    于是徐树铮去找建川，坦率提出要求，请建川助他脱险。他已经想好一条夹带的计策，只等建川同意，便即提出。如果不同意，这条计策，还可保留。

    哪知建川的回答，既非同意，亦非拒绝，只说：“最近奉到司令官的命令，军人行动要格外谨慎，所以这件事最好跟公使谈一谈。”

    原来此时日本是号称“平民宰相”的原敬登场，除陆、海、外三相外，其余都是政党出身，为日本自大正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政党内阁。原敬的手腕很高明，利用民众的“过激思想”来对付军部，颇为见效。除了“台湾总督”改由文官出任外，并打算撤销参谋本部。陆军的气焰，大非昔比。所以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南次郎少将，特别告诫部下谨慎。

    “只要征得公使的同意，司令官那面我来想办法。”

    基本是赞助与鼓励的。徐树铮便去见小幡，一改对建川有所保留的态度，首先提到康有为在复辟时，由美国公使伴同，由北京抵天津，转乘外国轮船，抵达上海，他要求小幡亦能特别予以这样的援助。

    “如果可行，我乐于相助。只是在我们答复贵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已声明两点：第一，你们不得干预一切政治；第二，断绝外面交通。如果我公然陪你到天津，是很明显地违反了自己的诺言。贵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我们很难解释。”

    “这样说，我是绝不能离开贵使馆的了。”

    “如果你自己有办法脱离，我们可以装作不知道。”

    这是暗示，只要不动用日本官方的力量，日本公使馆不会加以干涉。徐树铮心想，日本官方的路子走不通，不妨找日本的居留民。

    于是想到一个朋友，此人叫加藤定吉，是日本宪政会的代议士，但在中国经商，在东交民巷开了一家专营杂货的加藤洋行。当即向建川要求，希望能跟加藤作一次会晤。

    就在这一次会晤中，商定了办法。当然，建川的同意是必要的。

    “要瞒过城门密探的耳目是绝不可能的，这个办法虽笨，倒值得一试。”建川在听取了徐树铮的计划以后说，“不过，必须先请示司令官。”

    建川要求北京守备队长镰田中佐，亲自到天津向南次郎报告。南次郎表示，如果出事，司令部决不承认事先知道计划，一切责任要镰田担负。因为他是“北京守备队”，有不使日本在北京的机关及侨民发生任何意外的全责。

    正当镰田踌躇不定之际，驻屯军司令官的会计部门主管，名叫小野寺的“主计正”，悄然来访。他说他是奉了南次郎的密令，特来相助。但有个条件，如果行藏败露，需要镰田出面，一肩担承，与司令部毫不相干。

    这就很明白了，如果这件事做成功，南次郎会记他一功。这个险是值得冒的，镰田一口答应，又问小野寺如何相助。

    “这要看你。”小野寺答说，“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要人。”镰田用征询的语气说，“能不能请你带一件行李？”

    “是怎么样的行李？”

    “一只柳条筐。”

    小野寺想了一下，毅然同意：“可以。”

    于是镰田关照加藤定吉备一只特大号的柳条筐，这是日本特有的行李箱，可分可合，分开来是两个长方形的筐筐，一个尺寸稍大，但筐边稍低，合在另一个筐上，用带子捆紧，即成了一具箱子————这是精于昆腔的徐树铮，从“打棍出箱”这出戏上得来的灵感。他藏身其中，由两名日本兵挑着，跟着挂了指挥刀的小野寺，由东交民巷出前门。

    前门由段鸿寿派了密探，分班守候稽查。不管车辆行李，觉得可疑，即须打开来看。对于日本军人的行李，虽不敢强制检查，却不妨问一问。

    “请问，”有个会说日本话的密探，问小野寺，“这里面是什么？”

    小野寺答话之前，先取一张名片递了过去，上面印着三行字：第一行是“大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第二行是“主计正”；第三行是“陆军中佐小野寺一男”。

    “啊，啊！中佐。”密探问道，“是回天津？”

    “是的。”小野寺指着柳条筐说，“我到正金银行来领一笔现金。”

    “是‘老头票’？”

    “不光是钞票，还有金条。”小野寺说，“你问得很详细，是不是还要看一看？”

    这名密探不敢做主，“巧到麦斗！”说了这句请等一等的日本话，用中国话跟他的首脑商议。

    “既然他愿意让咱们检查，不查白不查。查！”

    那密探便转脸说道：“如果中佐不介意，想请你打开来看一看。”

    “好！”小野寺转身望着天安门的方向，“风很大。卫兵所在哪里？”

    “喏！”密探指着城门洞说，“那儿就是。”

    “我们到那里去开箱子，免得西北风把钞票吹跑了，发生责任问题。”

    密探觉得他这话似乎有弦外之音，当即译述给他的首脑听，并且加上自己的意见：“倘或他说检查以后，少了多少钱，要咱们赔，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对！‘矮子肚里疙瘩多’，这小子，‘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不上他的当，叫他走吧！别查了。”

    “不查了。”密探手向城外一伸，“请吧！”

    于是小野寺大模大样地出了前门，直奔车站。时间是扣准了的，将柳条筐抬上火车，旋即开行，直抵天津，由老龙头车站转往大沽口，上了日本轮船“花笑丸”，在船长室将柳条筐打开，徐树铮面无人色，双腿由于长时间蜷缩的缘故，已僵硬得无法动弹，按摩了好一阵，方能起立。

    第二天“花笑丸”提前出港，南次郎方始打了个电报给镰田：“行李已安抵天津。小幡公使前保守秘密。”

    镰田不理南次郎的叮嘱，谒见小幡，率直陈明经过。事已如此，小幡只好急电东京，请求指示处置方针，复电是应该照会中国政府。

    于是小幡亲自拟了一个照会，译文是：

    “为照会事：收容于本馆护卫队兵营之徐树铮氏，近来再三请求本公使，停止其保护，拟退出本公使馆，曾经本公使切促其反省。兹据护卫队长报告称：该氏于十一月十四日之晚，尚确在兵营内，而十五日早晨，即不见其形迹。自系在十四日夜至十五日晨之间，单身逃出该所无疑等语。本公使当日收容该氏，系基于国际之道义，并无他意。当日曾将收容该氏之事实，照会贵国政府在案。兹复将该氏逃出本馆之事实，照请贵国政府查照。须至照会者。”

    外交部据情转报，靳云鹏便下令大索。徐树铮的至亲好友，都受到骚扰，始终不能发现徐树铮的踪迹。卫戍司令王怀庆，只得自请处分。接着贴出布告，将捉拿徐树铮的赏格，由大洋五万元，提高至十万元。同时，外交部向日本公使馆提出一件照会。

    这当然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至于缉拿祸首，提高赏格，只博得了徐树铮在“花笑丸”中的一首七律：

    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

    闭门大索宣严令，侧帽清游放醉吟。

    白日歌沉燕市筑，沧波梦引海舟琴。

    云天不尽缠绵意，敢负平生报国心。

    虽为逋客，壮志犹存。徐树铮南下，为作卷土重来之计，因为东南的局势，有了一番变化，在他看来是有机可乘。

    变化是由于江苏督军李纯的“自杀”。这个消息，震惊了北京。双十节那天，李纯大宴南京绅商各界，尽醉极欢，隔了两天，忽然自杀了！这不显得太过离奇？因此，靳云鹏特派他的亲信，就是财政部次长潘复，专程南下，调查内幕————果然有极深的内幕。

    李纯字秀山，天津人，出身北洋武备学堂，由小站淮军营官，当到新军第六镇协统，是吴禄贞的副手。吴禄贞被刺，李纯“扶正”。入民国后，镇改为师，李纯便是第六师师长。民国二年癸丑，由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进行五国大借款而爆发了“二次革命”。袁世凯派冯国璋、李纯领兵南下“平乱”。从此，李纯在北洋中归入冯国璋的系统，为“长江三督”的翘楚。

    到得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不得不辞江苏督军，李纯便由江西调江苏，成为东南重镇。冯国璋一死，他隐然成为冯系的领导者，与曹锟有分庭抗礼之势。直皖战争他是反段的，所以皖系失败，“安福”解散，论功行赏，李纯也升了官，接替倪嗣冲而为长江巡阅使，紧接着改称为苏皖赣巡阅使，职权与清朝的两江总督相仿。

    其时安福垮台，王揖唐所充任的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亦为徐世昌明令免除。冯系一向与西南接近，所以北方总代表改派李纯担任，事业如日中天，方当盛时，何以突然自杀？启人疑窦者在此。

    各方传言，说李纯之死，与他的部下齐燮元有关，此人籍隶天津附近宁河县，与李纯算是小同乡。他本来是第六师第十二旅旅长，一向为李纯所倚重，及至升了第六师师长，关系更加密切，公认为李纯的心腹大将。

    但也有人说，齐燮元工于心计，早有取李纯而代之的异心。李纯死后，秘不发丧，齐燮元布置了一天，才于十月十二日宣布“巡师祈望和平统一，自杀以促国人觉悟”，同时公布了李纯的遗书，表示“痛心国事”。而这封遗书，传说出于伪造。李纯有个同乡，仿他的书法，可以乱真，为齐燮元罗致在幕，李纯的遗书，即出于此人的手笔。

    至于齐燮元被怀疑的主要原因是，李纯保荐齐燮元，以江宁镇守使代理江苏督军，“恳请中央特简实授”，并非生前的安排，仅是遗书中的表示。有人认为这是仿照当年李鸿章保荐袁世凯的故事。李鸿章为俄国人所凌逼，病殁北京贤良寺，遗书中保荐袁世凯，说“环顾海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这实在不是李鸿章的本意，而是他的部属如袁世凯的亲家周馥等人，在代草遗书时加上去的。同样，保荐齐燮元，亦非李纯的本意。若有此意，为何生前并无表示？

    当潘复未奉派到南京调查以前，京沪各大报的记者，纷纷出动采访，所记“官方人士”的说法，亦顾有道理，若说“国事日非，遂萌厌世之念”，那是将北洋军阀的人品，捧得太高了，连他们自己都不会有一个相信。不过，李纯好名是事实。而在江苏，声誉大损，这是促成他自杀的一大动机。他在江西除了喜欢荐用亲戚同乡以外，对民政绝少干预。直皖战起，一改常态，不待北京政府命令，擅调一贪污有据的俞某为财政厅厅长，又保荐王克敏为省长，大为江苏士绅所反对。北京为了顾及民意，收回成命，改任王瑚为江苏省省长。至于财政厅厅长，李纯不肯让步，他坦率表示，财政为军事命脉，必须是他信任的人，才能确实控制饷源。这也是实话，北京政府便准他另行保荐。

    这回保荐的是他在江西所收的干儿子，姓文名龢，据说是文廷式一家。文龢随义父到了江苏，当的都是肥缺，先主烟酒公卖；后调两淮盐运使，名声当然不会太好，所以江苏士绅反对如故。省议员中有人提倡“苏人治苏”，所见太狭，不足重视。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县商会等等人民团体的一通联合通电：“徒以军民有分治之名，无分治之实。军费日渐增加，民政无由发展，倘财政再入军署私人掌握，苏民其何以堪？”言简而意赅，非常有力，省议员且曾表示，如果北京政府一定用文龢，江苏将以拒绝纳税，作为抵制。

    此时的报纸，日日有攻击李纯的报道与评论，渐渐形成一种江苏人对江苏省政的主张，除了文龢在任不纳税以外，另外两点是：“外债以苏产作抵，苏人不能承认”及“李纯既如此跋扈，中央应明令解职”。

    据说李纯在看报以后，曾经痛哭，自道：“我在江苏，抚躬自问，良心上对得起江苏人。如今为了一个财政厅厅长，如此诋毁我的名誉，有何面目见人？”接着便命副官到机器局，将他交修的手枪，取了回来。这把手枪，便是他用来自戕之具，时间是在十月十二日凌晨四时许。

    到得天明，齐燮元召集江苏省省长王瑚、四省剿匪总司令陈调元等人，到督署开会。报告李纯自杀，保荐他为督军，同时公布了遗书。

    遗书一共五封，一是道自杀的原因；二是对国事的期望；三、四是分别交代江苏、安徽的政务————辖区本有江西，大概由于江西督军陈光远，在李纯一发表为苏皖赣巡阅使时，即有不受节制的表示，所以对江西政务的交代，独付阙如。

    第五封写给他的胞弟李桂山，说“为官二十余年，廉洁自持”，可是遗产有二百数十万元。来源是“祖遗产”“一生所得薪公”及“实业经营所得”，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隶灾赈，以四分之一捐助南开大学堂永久基本金；其余半数，作为嫂弟合家养活之费”。像这样能说出私财的具体数字及其来历，似乎遗书又非他人所能伪造。究竟自杀的真相如何？唯有等“中央大员”到达，才有水落石出的可能。

    潘复带着随员到达南京，由齐燮元陪着在行馆中安顿略定，第一件事当然是到李纯灵前行礼。

    灵堂设在督军公署西花厅，齐燮元派人代为预备了清香素果的祭品，上香行礼既毕，孝子磕头答谢。李纯的参谋长何思溥延宾到客座待茶。方在寒暄之际，只见四十来岁的一个中年人，头戴白结子的青布小帽，身穿毛边黑布薄棉袍，形容惨淡地走来，朝潘复面前跪下来就磕了一个响头。

    “不敢当，不敢当。”潘复急忙避开，问何思溥说，“这位是什么人？”

    “秀公的令弟桂山先生。”

    既非孝子，何故行此大礼？潘复益觉不安，赶紧从侧面去搀扶，口中说道：“请起来，请起来！有话好说。”

    “先兄死得很惨。他一生爱惜名誉，不想落得如此下场，要请次长成全。”说完，又磕了一个头，方始掩面哭着退了出去。

    潘复与随员们都是狐疑满腹，何思溥便即说道：“齐督军在签押房敬候次长，请！”

    潘复看出事有蹊跷，齐燮元的话，看起来不宜令第三者与闻，当时便向随员使了个眼色，一个人去会齐燮元。

    签押房中设着烟榻，齐燮元很客气地说：“次长请升炕。”

    潘复正要过瘾，便道声“多谢”，在上首躺下；齐燮元隔着烟灯，躺在对面相陪。有个长身玉立的丫头，便端张小凳子，坐在烟榻前烧烟。潘复一面应酬主人，谈谈京中近况，一面抽烟，抽足了二十四筒上好“云土”，瘾已过足，向主人说道：“你请吧！”

    “谢谢！我跟此物无缘。”齐燮元接着便向丫头说，“你下去吧！不必在这里侍候。”

    显然，一榻聚首，更无六耳，必是有极深的内幕相告。

    “秀公死得很窝囊，”齐燮元说，“而且到死都不明白是怎么死的，成了个俗语所说的糊涂鬼。”

    “噢，流言一半证实了！果然不是自杀。”潘复问道，“出了什么意外？”

    “是让马弁打死的！”

    潘复简直震惊了！一蹶而起，睁大着眼问：“是谋逆的案子？”

    “倒也不是谋逆。”齐燮元也坐了起来，低声说道，“帷薄不修，大损秀公一世英名。我迫不得已，从权处置。请潘次长格外体谅，为死者留个面子。”

    “自然，自然！只要办得到，我一定效力。不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唉！亦是多内宠之故。秀公有————”

    李纯有五个姨太太，灌溉不能遍及，以致广田自荒，少不得有自愿代耕的“勇士”。但想不到一月之中数数当值的一个宠妾，亦让马弁勾搭上了。

    李纯宿有定处，愿召哪个姨太太侍寝，必定在晚餐以前，即已决定，从无中宵忽然相召，或者突然之间，不速而至。因此，偷欢的一妾一弁，胆子都很大，停眠整宿，放心酣睡。不道双十节大宴士绅的那夜，李纯醉中心血来潮，半夜里闯到宠妾那里去敲门。其时罗帐低垂，被翻红浪，两人一听是李纯的声音，只当他已得知秘密，特来捉奸，吓得魂不附体。

    其实，李纯已醉得昏头昏脑，眼都不甚睁得开了。那马弁如果悄悄溜走，亦就无事。只为心慌情急，一不做，二不休，开开门来，当胸一枪。李纯立即栽倒，抽搐了一阵，双腿一伸，人就不动了。

    深夜枪声，自然惊动了值宿的警卫，闻声而集，一看便知是怎么回事。那马弁自然被捕，宠妾闯此大祸，心知不免，而且也没脸见人，捡起马弁的手枪想自戕，为人夺了下来，加以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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