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直系的计划是，旧国会恢复，推举黎元洪复任大总统，作为过渡。然后另行布置一个局面，让曹锟来过一过大总统的瘾————这是“保派”的想法，“洛派”并不知情。

    黎元洪仍旧住在东厂胡同，弃政从商，与美国的一个政客，组织了一家中美实业公司，担任董事长的名义。这家公司的规模很大，业务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进出口，进口以汽车及电气材料为主；出口是土产，无非大豆、猪鬃、桐油之类。一部分是在西北屯田造林，有蒙古王公投入大片土地作为资本，因此副董事长是蒙古阿拉善旗的亲王塔旺布里甲拉。此外，华籍董事还有张勋、冯禄阁等失意而多金的“将军”。公司的组织除董事会之外，采取总裁制，总裁、副总裁都姓王，一个是民国第一任直隶总督，因袁世凯反对，未曾到任且引起政潮，使得唐绍仪愤而辞职的王芝祥，一个是前清曾护理川督的王人文，其他高级职员亦莫不有显赫的经历，唯一的例外是总文书薛观澜，才二十五六岁。此人是无锡人，曾国藩的幕友、“老洋务”薛福成的孙子。他之得任总文书，由于两项资格：第一，是袁世凯的女婿；第二，留学美国多年，精通英语。

    黎元洪本人不大管事，燕居多暇，喜欢听戏，尤其喜欢捧坤伶。其时天桥刚刚开辟，仿照上海大世界的格局，设立一座“城南游艺园”，请了一班“髦儿戏”————清一色坤伶组成的京戏班子。黎元洪迷上了一个色艺双绝的金少梅，排日捧场。这天曹锟、吴佩孚、齐燮元、阎锡山、孙传芳联名拥戴黎元洪的通电一发出去，卫戍司令王怀庆带了一批兵赶到城南游艺园，观众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大起恐慌。到后来才知道，是王怀庆特为来接黎元洪回城。曹锟兄弟及张志潭等人，都在黎家等着劝驾。

    “我不能干！”他是早就听他的一班智囊替他筹划好的，“那么多督军，个个是我婆婆，那么多兵，连‘财神’梁燕孙都应付不了，虽说责任内阁，到时发不出饷，还不是到公府来闹！不干、不干！懒得缠！”他乱摇着手。

    “宋老，”黎元洪字宋卿，所以曹锟如此称呼，“众望所归，不必谦辞。至于裁兵，这件事总好商量。”

    黎元洪答应考虑后再作答复，当天便回天津，与智囊密议，多说良机不再，应该接受。黎元洪当然也知道，倘来富贵，天与而不取，未免太傻。只是照例须做作一番，所以先发一个谦谢的通电，接着便由饶汉祥起稿，预备了提出“废督裁兵”的主张，作为“勉为其难”的交换条件。

    其时“保派”已经在准备组阁了，当然再次劝进。黎元洪便在六月六日发了一通“鱼电”。全文三千余字，自问自答，拖沓无比，但“废督裁兵”四字，极为响亮。全国舆论，一致赞许。曹锟、吴佩孚自是通电响应。于是由两院议长、直隶士绅，奉迎黎元洪入京，在六月十一日暂行大总统职权。

    就在这一天，奉、直两军在山海关大打特打。原来奉军本来邀请一个久在国外传教的英国人活动外交团调停议和，尚无结果。奉军看直系保、洛两派都在忙着推黎元洪上台，顾不到前线军事，因而在黎元洪就职的那天，发动反击。直军吃了亏，急调援军全力反攻，一连五天，剧战不休。直军王承斌、彭寿莘两部，调兵由九门口绕出长城，进攻奉军，这一下奉军便非讲和不可了。

    张作霖是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仍请英国传教士居间；一方面派人到天津与北京活动。总算王承斌讲交情，全力斡旋，在秦皇岛的英国军舰上获得协议，由奉军代表孙烈臣、张学良与直军代表王承斌、彭寿莘签订了合约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划定滦州迤东出关到锦州迤西一带为“中立地”。双方在中立地驻兵，不得超过一旅以上。

    “老帅”铩羽而归，锐气未倒。一回奉天，立即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以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实际上是郭松龄“当家”，奉军的新编制、训练计划、军需独立制度，都由他一手拟订。所有的部队，编为二十七个步兵旅，五个骑兵旅，仍旧保持三个师的番号，二十七师师长张学良，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暂编第一师师长张景惠当然不能再干了，由李景林升任。郭松龄是第二旅旅长，新近投效的张宗昌所部，编为第三旅。此外又成立海、空军，海军司令沈鸿烈，空军司令由张学良兼任。兵工厂、讲武堂都扩充了。

    经此一番整理，除了吴俊升、万福麟、汤玉麟等少数老将以外，尽是新军的天下。但“士官派”及“讲武堂派”壁垒分明，而游离于两派之间，既崇“老帅”、又捧“少帅”的有李景林、张宗昌。不过张作霖的号令足以贯彻，所以暗中虽有派系，表面却很团结。

    相反地，直系的裂痕却越来越深了。只就内阁的成员来看，北洋政府的“太上皇”应该是吴佩孚而非曹锟。

    照黎元洪的想法，旧国会既已恢复，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算是有了交代，很想搞成形式上的南北合作，所以坚决主张，要请南方，特别是广东人来组阁。直系方面，吴佩孚曾有两次通电，“派何人组阁乃元首之特权”，自不便表示反对。曹锟左右则以为连黎元洪都是过渡，内阁总理自也是一样，根本不必反对。因此，黎元洪先派原来代理阁揆的颜惠庆“看守”内阁到八月一日，旧国会正式开会，然后提名护法政府外交部部长兼广东省省长，高龄八十有一的老外交家伍廷芳组阁。不过就在黎元洪接事的第六天，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伍廷芳悲愤得疾，不过一个星期的工夫，就让陈炯明活活地气死了。

    于是目标移向唐绍仪。北洋军阀拿他看成死对头，自然不敢到任，便由从司法总长转任教育总长的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吴佩孚公开支持王宠惠组阁。而阁员中，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佩孚山东蓬莱的小同乡，且为亲信；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保派”却只得一个农商总长高凌霨。

    张绍曾虽跟“保派”接近，孙丹林、高恩洪却只认得吴佩孚，不买“保派”的账。吴佩孚甚至将曹锐的直隶省长都搞掉了。两派感情之恶劣，亦就可想而知。

    但黎元洪却自得其乐，依旧经常轻车简从，到城南游艺园去捧金少梅。那里是大众化的娱乐场所，达官贵人绝少涉足，平民百姓也不知道这个高踞包厢，面团团如当铺朝奉的老翁，就是当今大总统。除非两个人去了，他才会受到注意。

    这两个人，一个是薛观澜，他正在为梅兰芳拉拢福芝芳，所以排日捧场；一个是前清做过广东水师提督的四川人李准。他本是广东的道员，自文改武，本通文墨，喜欢编戏，但场子稀松，情节啰唆，够资格自排新戏的名角，都不愿用他的本子，只有城南游艺园的班子无所谓，用了他的本子，他自然每天要来捧场。

    这天两人在池座，仍然发现黎元洪在包厢中，双双起立向后转，恭恭敬敬一鞠躬。观众大为诧异，不知是怎么回事。问看座儿的才知道大总统与民同乐，不免指指点点，相顾私议。黎元洪便坐不住了，临走时交代卫士，要薛观澜去见他。

    于是第二天上午，薛观澜驱车到了东厂胡同。一递名片，立即延见，不待客人落座，便用申斥的语气说：“汇东，怎么袁二小姐把她的婆婆气死了？你要负责。”

    薛观澜一愣，随即不客气地说：“哪有这回事！我带着内人奔丧回籍，先母得病时，内人根本不在无锡，从哪里去气先母？而况内人贤淑，最得先母欢心的。”

    “请大总统明鉴，椿年与汇东尊人有同年之雅，椿年力保汇东，必无此事。”

    薛观澜这时才发现财政部次长赵椿年在座。亏得有他这一“保”，黎元洪方始色霁，连声说道：“坐、坐！我有事托你。”

    见此光景，赵椿年知趣，站起来说：“大总统没有别的吩咐，椿年就告辞了。”

    “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不必避开。我托汇东的事，你亦不妨参与参与意见。”黎元洪说，“转眼双十节到了，今年北大蔡校长发起举行国民裁兵运动大会，会后还有游行。我呢，这天要到南苑阅兵，发表演说。晚上来唱个堂会，庆祝一下，你看如何？”

    “国庆唱戏庆祝，自然应该。”

    “那么，你来提调。”

    “这可不敢当。”薛观澜说，“公府自有事务人员，何容我越俎代庖？”

    “你不必居名义，算替我私人帮忙。这总可以吧！”

    “是！大总统这么说，我岂敢不效劳？请大总统吩咐。”

    “我想找余叔岩唱大轴。你看烦他一出什么戏？”

    薛观澜跟余叔岩私交最好，几乎无一天不在一起。眼前正走红之际，若能在公府堂会唱大轴，更如锦上添花。所以薛观澜很起劲地说：“叔岩的拿手是‘四打’，《打棍出箱》《打渔杀家》《打鼓骂曹》《打侄上坟》。随大总统挑，我来关照他就是。”

    “《打鼓骂曹》不好，曹仲珊会多心。《打渔杀家》也不好，以为是骂贪官。《打侄上坟》更不好，东海没有儿子，听说承继的侄子也不怎么成材，别以为陈伯愚是指他。”

    “那就只有《打棍出箱》了。”赵椿年插嘴，“叔岩一出场，将鞋子甩在头顶上，是绝活。”

    “好！就是《打棍出箱》。压轴呢？”

    “压轴照例是武戏。叔岩唱大轴，前面就得小楼的码子才相称。”薛观澜为了替余叔岩生色，随又建议，“让小楼跟兰芳唱一回《霸王别姬》。”

    “妙！”赵椿年赞叹着，“凭这压轴跟大轴，可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汇东，在压轴与大轴之间，我想添一出戏。”

    “那也可以。添一出玩笑小戏好了。”

    “这得什么角儿来唱？”黎元洪问。

    这一问将个公子哥儿的薛观澜问住了。压轴与大轴之间垫一出玩笑小戏，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譬如唱大轴的角色因事误场，赶到犹须扮戏，看需要多少时间，临时决定填一出多大幅度的戏。事非恒有，所以无成例可援，薛观澜只好含混答说：“那不一定。”

    “既然不一定，我想把金少梅的戏码摆在这里。汇东，你看行不行？”

    原来黎元洪是要借杨、梅、余所谓“三大贤”的声光，来捧他的爱宠，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便即答说：“当然行！大总统特烦，后台不会说话。”

    “小楼他们不会不高兴吧？”

    这很难说。不过只要招呼打在前面，应该没有问题。薛观澜心想，黎元洪要他来提调，正是为此，因而慨然答说：“大总统请放心，我来跟小楼说。”

    “好！那就托你了。”

    “理当效劳。”薛观澜顺口问道，“金少梅预备唱什么？”

    “是李直绳编的《婴宁一笑缘》。”

    李直绳就是李准。这出《婴宁一笑缘》取材《聊斋志异》，是他特为金少梅所编。薛观澜已看过“响排”，情节松懈，了无可取。但亦不必直言，唯唯而已。

    辞了出来，薛观澜便到余家。余叔岩正在吊嗓子，等他吊完一段他祖父余三胜的拿手戏《马鞍山》，坐下来喝茶时，薛观澜说：“双十节公府有堂会，我替你争了个大轴，戏码也替你答应下来了，是《打棍出箱》。”

    “呃，”余叔岩问道，“倒第二呢？”

    “倒第二”便是压轴。薛观澜答说：“你先别问倒第二，倒第三是小楼、兰芳的《霸王别姬》。黎菩萨捧金少梅，让她唱倒第二，无所谓吧？”

    “人是无所谓，要看戏。”

    “是李直绳编的新戏，稀松平常。”

    听得这话，余叔岩便与他的管事姚玉美对看了一眼，问一句：“怎么样？”

    “我看，让杨、梅的《霸王别姬》唱大轴吧！有金少梅的这出戏在前面，把场子弄冷了，唱大轴很吃力。”

    这一下提醒了薛观澜，已经听过杨、梅的《霸王别姬》，谁还要听金少梅的新戏？而况到此已夜深人倦，座客很可能陆续“抽签”，余叔岩岂非受到她的累？

    于是他说：“这话不错，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大轴子不妨让一让，照道理也应该让。”

    余叔岩是谭鑫培的学生，喜欢人家称他“谭派”。对他最大的恭维是，说他“真谭派”。因为如此敬重师门，所以凡是与谭鑫培有渊源的伶人，亦都为他所尊重。杨小楼不必说，梅兰芳亦为谭鑫培配过戏，说起来都是前辈，照道理亦应相让，而况又可落个敬老尊贤的名声，何乐不为？

    宴客及堂会，都在西苑的中海。这里有一座精舍，铺地用紫绿石板，形如锦缎，其名春藕斋，相传是咸丰以前的皇帝，偶尔要放诞一下，会开无遮的秘戏之处。但自冯国璋时代起，春藕斋是大总统办公室。

    与春藕斋相对的是居仁堂，本名海宴堂，用来招待外宾。袁世凯当总统时，听政于此，改名居仁。冯国璋则用来安顿他的眷属。以后徐世昌因为曾为前朝宰辅，不敢入居别苑，改设公府于集灵囿。黎元洪仍以春藕斋为办公处，不过家住东厂胡同，居仁堂便恢复为宴飨宾客之所。这天盛宴宏开，用的是西餐；宴后入座听戏，气氛就有些不大对劲了。有人交头接耳，有人悄悄开溜，还有些人妙奏当前，却心神不属，不知在想些什么。

    黎元洪的兴致却很好，待到金少梅的《婴宁一笑缘》上场，更是笑容不消，唱完犒赏大洋五百。等金少梅出来谢了赏，重整场面，《霸王别姬》正将上场时，金永炎去到黎元洪面前，低声耳语：“报告大总统，明天怕有风波。戏散回府，要找人谈一谈。”

    这一下扫了黎元洪的兴。戏散匆匆回东厂胡同，他左右的一班策士，金永炎、哈汉章等人已经在等着了。

    原来第二天是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会开幕。有个消息说津保派不满王内阁为洛派所扶植，预备捣乱。

    “津保已经收买了两个‘打手议员’，打算给王亮畴一个极大的难堪。”金永炎说道，“据说他们预备给王内阁上个封号，叫作‘私生子内阁’。”

    王宠惠组阁，正当参众两院休会期间，自然无法提请国会同意权，所以只用署理的名义。因为如此，称之为“私生子内阁”，名称虽不雅，却很难驳倒。

    由“私生子”变为合法的婚生子，最简单的办法是提名王宠惠组阁，请参众两院同意，但在目前的情势下，津保派认为王内阁的“洛派”色彩甚重，很可能通不过。所以一提名反而给津保派带来倒阁的机会。

    “暂且不提名。”黎元洪做了决定，“等他们自己‘闹家务’，闹定了再说。”

    决定维持王内阁的原则，为黎元洪的左右亲信所一致同意。因为“保洛分家”以来，情势已逐渐明朗，黎元洪的心腹大患是以曹锐为中心的保派，在他们看，“北洋三杰”自冯国璋下世，王士珍潜龙勿用，段祺瑞虎落平阳，连徐世昌都归隐东海了，论资格，自然以曹锟为首；谈实力，皖已式微，奉正铩羽，直系已无对手。然则继徐而登大宝者，舍直系领袖曹锟其谁？以恢复旧国会而捧黎出场，不过过个渡而已。黎元洪的任期问题，迄未解决，说法有四五个之多，得到时机成熟，随便找个说法，就可以撵他下台。

    因此，黎元洪自己知道，他能够在春藕斋待多少日子，全看保派势力的消长而定。洛长则保消，而吴佩孚是主张先制宪后选总统的，制宪要好长一段日子，他的大总统便也能做好长一段日子。既然如此，当然要拉紧洛派，而王宠惠为吴佩孚所支持，所以维持王内阁，正就是拉紧吴佩孚。当然，保派亦不宜得罪，不独保派，“妾身不分明”之际，唯有抱定委曲求全的宗旨，始为明哲保位之道。

    既愿委曲求全，自须处处拉拢。黎元洪不但对国会议员的无理取闹、保派要角的咄咄逼人逆来顺受，连“旁观者清”的小朝廷都尽力在敷衍。

    溥仪的婚事，一延再延。由于太妃们的坚持，非在年内办了不可，因而由“钦天监”的“官儿”择定十二月初一为“大婚吉期”，照阳历算是民国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婚礼已经筹备了半年多了。“王公大臣”对这一次的“大典”，无不像自己家里办喜事那样兴奋。因为一则，民国以来，宫里从没有这样热闹过。二则，男子结婚是成人的最鲜明的象征，“皇上”长大成人，当然“恢复祖业”有望了。

    但从毓庆宫到“北府”，一直担心着一件事，大总统已非“当朝太傅”的徐世昌，而是民国的元勋黎元洪，生怕他对婚礼的排场，横加干涉。不道“内务府”通知“大婚”的公事一到内政部，不到一星期，便由财政总长汪大燮具名写来一封信，说目下经费困难，以致优待岁费不能发足，殊感歉然。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中拨出大洋十万元，其中两万元作为民国的贺礼。随后黎元洪还送了贺礼，用大红全帖所开的礼单，上写“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礼物八件”，包括一副对联，出于饶汉祥手笔：“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宝贵吉祥。”

    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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