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温和的执政与卡伦德的诽谤

不称职的官员，数量不可太大，而且要逐步进行。将联邦党内不称职的官员清理干净毫无不妥之处。杰斐逊说：“1800年12月12日，选举结果已经揭晓。约翰·亚当斯先生快马加鞭，在联邦各部门任命了许多联邦党人。该工作一直持续到他卸任当天晚上十二时。别人看来，约翰·亚当斯并不是为自己任命官员，而是为继任者代劳。因为关乎国家大事，这种冠冕堂皇的做法使人敢怒不敢言。我认为约翰·亚当斯十二月以来所做的任命全都无效。”当然“官方的不当行为”也可以作为免职的理由。“那些称职、勤勤恳恳工作的人自然不能免职，因为没有拒绝他们的理由。虽然政治原则不同，可他们在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杰斐逊唯一想免职的是“法院的执行官和检察官”。杰斐逊认为，法院是“联邦主义者坚定而不可撼动的大本营。共和党人担任执行官和检察官后，才能进一步进入法院，才能保护公民中的共和党人”。司法部门的确既诚实又能干，共和党人也有充分的理由埋怨和不信任司法部门。最高法院有权解释新宪法，政治上的重要性与政府不相上下。然而，当时美国几乎所有法院的法官、地区检察官和执行官都是联邦党人，而且不可否认，他们大多都是党派主义者。联邦党在国会额外设立了一些席位，由约翰·亚当斯先生的得力朋友们所占据。杰斐逊上任后不久，共和党人就在国会废除了这些额外的席位。其他法院却不能用这种办法，那些执行官和检察官的职位只能通过免职才能空出。司法部门体系庞大、牵扯面广。杰斐逊认为，共和党有充分的理由在司法部门占有一席之地。杰斐逊将官员的渎职和不称职作为免职的依据，无疑引起了一种极端的倾向。人们开始相信证据不明的可疑指控。“挑选陪审团”就是常见的一种。这就像是披着体面的外衣，指控一些实质上并不该受谴责的事情。

    杰斐逊制定了官员免职的原则，以书面形式发布，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杰斐逊宅心仁厚，本不愿免去任何人的官职，也坚决反对强行免职。过了一段时间后，杰斐逊也慢慢地懂得运用权力，强行将那些表现十分恶劣的官员免职。杰斐逊说：“免去别人职务是一件痛苦而糟糕的差事。许多人对我恶言相加，蓄谋激怒我，将联邦主义者们统统革职。”最后，杰斐逊将不再受人拥戴，联邦主义者也会认为杰斐逊迫害他们，共和党人与他们达成的和解也将付诸东流。杰斐逊说：“我根本没有激情来履行这令人讨厌的职责，更没有半点儿快乐可言。”执政两年后，杰斐逊写道：“国会第一次会议结束时，十六位官员因违反政治原则被强行免职。若不是有人违法乱纪，我也不会下决心免去任何人的职务。国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到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又有九人被免除职务。前后加起来共有二十五人因违反政治原则被免职，为共和党人腾出了职位。”1804年3月3日，杰斐逊对一项免职的原则做了说明：“决不赞成公开反对国家意志的人担任公职”。当然也拐弯抹角地指出，敌视执政党的人也不能担任公职。令人敬佩的是，杰斐逊的确没有违背他开始执政时所确立的原则。他以莫大的勇气和真诚留任了大量在职官员，而这些官员所在的党派一直在排斥共和主义者。如果当时执政的是联邦党而不是共和党，联邦党的领导人决不会像杰斐逊一样做出承诺。众多免职的官员中就有担任波士顿银行破产专员的约翰·昆西·亚当斯。联邦主义者认为这明显是在公报私仇。后来，杰斐逊写信给约翰·亚当斯夫人，对她的指责做了清楚的答复。杰斐逊为了腾出空职位而免除官员时，并不知道约翰·昆西·亚当斯当时所任何职。

    选任官员很重要，也很困难。杰斐逊痛苦而谨慎地推进此事。他说：“我并不急着做出任命，没有比这更难办的差事了。很有必要了解预任官员的特点，但这种了解十分有限。”于是，杰斐逊请自己信任的朋友提供信息。不过，杰斐逊也难免有犯错误的时候。一位老迈无能的撒母耳主教出任了纽黑文市的收税官。别人对杰斐逊的攻击接踵而来。杰斐逊却辩解该任命无可挑剔。杰斐逊从不将一个官员过去的政治表现作为推荐任职的标准。他也会怒斥那些存心干预政治的联邦党官员。1801年2月2日，杰斐逊写道：“今后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的官员，只要干涉选举，统统免职。在联邦政府内，宪法救济受到限制，选举中根本无济于事。”后来，杰斐逊将“干涉选举并公开反对当前政府”列为官员免职的原则之一。杰斐逊所规定的免职原则对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一视同仁。1804年9月，杰斐逊对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说：“联邦政府的官员严重干涉选举，我们应私下里告诫他们，还是将他们的行为公之于众……”

    杰斐逊对联邦党在职的官员也算得上仁至义尽了，但联邦主义者并没有在报纸上大书特书杰斐逊的善行。偏偏这时候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1]编造了荒唐的故事，恶语中伤杰斐逊。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出生于苏格兰，因写了一本《大不列颠政治演变》的小册子而被起诉，后来逃到美国避难，成了共和党的“笔杆子”。起初，杰斐逊认为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很能干，对别人的攻击粗俗而猛烈，善于毫无顾忌地谈论一些身居高位的人们不愿意让别人提及的隐私。就品德而言，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是个地地道道的可鄙之人，完全不顾忌别人的尊严和面子。就是他发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雷诺兹夫人的恋情，并通过卑劣的手段将取得的证据公之于众。他还写了一些下三烂的文章攻击乔治·华盛顿。他的所作所为真是有点居心叵测，不可饶恕。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能力平平，只会粗鄙地指责并侮辱他人。如细作分析，他就是个无知的白痴。他的讽刺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常以为他是一个喝得烂醉如泥，写低俗文章的政治雇佣文人。杰斐逊说，自己打心眼里讨厌这位党徒。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几乎成了人人憎恨的害群之马。杰斐逊也曾三番五次地让他停止这种卑鄙的做法。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杰斐逊时不时地给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一些钱，接济他的生活。杰斐逊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心肠太软。联邦主义者们则指责杰斐逊，说他内心之中对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的工作很满意。

    约翰·亚当斯执政期间，依据《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十个有罪之人被捕入狱，并处以罚款。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便是其中之一。杰斐逊执政后，赦免了他们的牢狱之灾，退还了罚款。联邦主义者称这是“滥用权力”。杰斐逊认为：“《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自始至终无效。国会似乎要强迫我们趴下来像尊神一样尊崇它的光辉形象。那些对国会的光辉形象有微词的人就违反了《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而身陷囹圄，遭受磨难。国会早应废止该法，将这些人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尽管杰斐逊担心自己卷入纷争，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毫不逃避责任。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之前得到了杰斐逊的慷慨资助，又受到了杰斐逊的鼓励，理应对杰斐逊感激涕零，但他不但没有半点感激之情，反而露出贪婪的本性，渴望得到更多的好处。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刚刚被释放出狱，就迫不及待地怂恿杰斐逊将里士满邮政局长革职，任命自己担任此职。这位邮政局长是位联邦主义者，曾任过编辑。杰斐逊很尊敬他，不想撤换他。这种正直的做法并没有使世俗的人们感到良心不安，反而使杰斐逊本人痛苦不堪。要求被拒绝后，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马上笼络了里士满《记录报》的编辑们，在报纸上接连不断地编造故事贬损杰斐逊。那些故事有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自己写的，也有别人提供的。《记录报》本是地方上不值一提的出版物，因登了这些故事传遍了美国的大街小巷。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猛烈的攻击虽卑鄙无耻，但相当有效。他说，杰斐逊过去是他的朋友，曾经向他提供资金，他们共同诽谤过乔治·华盛顿。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主要攻击的是杰斐逊的私生活。他所写的故事可谓自取其辱，让人讨厌到了极点。这些诽谤性的故事比起对一般婚外情的指控更加骇人听闻，自然没有重提的必要。任何正派的人都不愿意涉足这些龌龊的事情。有人认为，为了实现卑鄙的复仇目的，联邦主义者怂恿了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与他做了一笔交易。至少这些联邦党的绅士们应该记得，他们不久前还指责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是低俗而不可相信的骗子，何况此人还攻击过乔治·华盛顿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当时的记者们也捕风捉影，做了一些让人厌恶的龌龊之事。联邦党的作家们忙着从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的诽谤故事中大量汲取素材。杰斐逊淫逸放荡的谣言在美国变得家喻户晓。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杰斐逊从未试图否认这些诽谤。本指望联邦主义的历史学家们能对此做出公正的评价，没想到他们却认为杰斐逊的沉默正好证明了他的罪行。杰斐逊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不可能屈服于这些诽谤和诬蔑，也无法证明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所说的不是事实。也许我们认为，对这些诽谤最好置之不理，但当时它们严重影响了杰斐逊的心情和名声。作家们也在反复做着有损杰斐逊名誉的事情。人们心中的杰斐逊将会成为一个异常放荡淫乱之人。在当时崇尚道德、思想纯真的年代，在提倡感恩的国度，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智者贤人、爱国志士都无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当然，绝不是说杰斐逊不如同时代的这些风云人物。实际也没有人会这样想。杰斐逊不可能做出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所说的事来。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的诽谤没有一点事实根据。杰斐逊的道德操守绝对不会逊色于和他地位相同的那些人。遇到官员任免的敏感事情，无论谁任总统都会遭到类似的诽谤。

    丑化杰斐逊的漫画：杰斐逊与莎莉·赫明斯

    注解：

    [1]　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1758——1803），美国著名的政治作家和报纸编辑，曾发表一系列文章诽谤杰斐逊，宣称杰斐逊和奴隶莎莉·赫明斯生了孩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