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海上的困境与禁运政策

易的限制。杰斐逊认为禁运政策并没有损害美国形象。他描绘了英国工业不景气时商人遭受损失，大量的英国工匠流离失所、无饭可吃的情景。杰斐逊说，英国的劳动者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轻而易举地找到新的工作。他们也不会像美国农民那样有存粮可吃。听杰斐逊说话的口气，好像所有美国人都是农民。杰斐逊完全没考虑到靠贸易生存的沿海居民。杰斐逊认为，沿海居民充满爱国热情，受到损失后也不会闹事，美国的禁运会引起许多英国人的不满，他们将会叫嚷着威慑英国议会和政府。全国大多数人都对杰斐逊的禁运政策充满信心。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先生从英国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证实了该政策对英国造成的压力。这些都是杰斐逊实施禁运政策的正当理由。行政主义者们在辩论中认为，有两方面的问题必须要搞清楚：第一，既然禁运是一项国内措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商船和海员，就应该同时积极备战。若一直用禁运来保护自我未免有些荒谬。因为禁运时间一长，就会带来负面影响。只要各国找到处理彼此关系的新方式，禁运就该解除。第二，禁运涉及外国事务————其实就是为了影响英国的立法，就像在做实验。既然实验注定要失败，我们就应该放弃。

    事实上，应从这两个方面做出权衡。若从第一方面入手，为解除禁运而辩论是不可取的，因为事情还没有发展到用充足的武力保护人和财产的地步。政府的政策显然管不了国外的事情，禁止商人在海上贸易就是为了间接地保护他们。当国家有足够的实力，能够直接用武力保护他们时，自然就解禁了。如果要为后来的解禁辩护的话，必须从禁运政策对国外的影响入手。英国政府对美国的禁运政策置若罔闻。美国中断贸易后，商人们可能只是暂时受到损失。无论如何，他们是国家政策的受害者。禁运政策注定要对国家的航运和贸易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英国的既定目的是搞垮美国的贸易，因为美国贸易给英国带来了严重威胁。在英国内阁成员的眼中，禁运是竞争对手自己送上门来的好事，他们高兴都来不及。杰斐逊应该明白英国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的政策，赚取比美国更多的利润。在英国，受到禁运影响的英国人不多。而在美国，整个航运业和商业界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最终将导致贸易的彻底毁灭。禁运在美国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能帮助英国实现自己的计划。禁运是一项长期政策，如果禁运失败了，美国将一败涂地。即使成功了，美国贸易也会遭受严重的损失，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无论怎样，英国人定会获得相当大的利益。美国贸易遇到的每一次挫折都促进了英国贸易的发展。

    讽刺《禁运法案》的漫画：商人躲避禁运

    如果禁运对英国没有什么好处，那对法兰西帝国也没有什么好处。禁运政策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法兰西帝国当然愿意美国继续禁运下去。英国人在雄心勃勃地发展贸易。拿破仑·波拿巴非但没有感到不安，看到敌人的补给被切断反倒感到十分满意。

    英国的政策既精明又有效。1812年战争之前，美国商人已饱受挫折，在战争中他们又历经艰险，遭受损失。贸易和航运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自己造成的。如果政府的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商人们就可以保存足够的实力。杰斐逊的禁运措施出台之后，进行相关立法时考虑欠佳，使商人们本有的一点实力毁于一旦。杰斐逊曾对贸易比较反感，现在却无意中让美国贸易受损，很难恢复元气。他这样做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完全不懂贸易。

    杰斐逊没有意识到自己给商人们带来了损失，更不会承认这有悖于自己的初衷。联邦党人讽刺道，联邦党执政期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强大的政府”。联邦党人的禁运与杰斐逊这可怕的无限期禁运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联邦党人真正讨论的是禁运时间长短的问题，而不是该不该禁运的原则性问题。如果禁运是一种合法的措施，禁运期限应该按照当时的情况而定。有人认为，《禁运法案》没有明确规定禁运结束的时间，所以该法案没有效力。也有人认为，禁运毁坏了贸易，与宪法相悖，最高法院可以将其废除。杰斐逊将美国公民关在国门之内，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这是温情主义政治的极端做法。就其本身而言，禁运政策不但不民主，而且极其愚蠢。杰斐逊也许认为自己很明智，商人们的本金不受损失，还有利润可赚。商人们并非愚蠢无能，比杰斐逊更了解贸易。

    杰斐逊似乎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强行禁运。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明智合理的措施。这种说法正确与否，需依据美国和英国出现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实施禁运后，美国国内并无异样，国外也没引起什么骚动。杰斐逊无法影响国外之事，这无可厚非，但国内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若杰斐逊主张建立海军，增强国防，或者有意开战，只要向国会知会一声，国会就会立刻照办。杰斐逊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坚定地维护了和平。

    杰斐逊的传记作家们起初很愿意充满热情地讲述，杰斐逊之所以实施禁运，是因为国会和民众都不反对这项政策，后来又说这个理由有点勉强。这种说法难以让人信服。杰斐逊作为总统就应该比普通民众更有智慧，就应该承担引导民众的责任。国会坚持禁运的理由与他们第一次实施禁运时的理由相同。约翰·亚当斯先生认为实施禁运是“总统的职责”。这也是美国国会内外多数人认同禁运的原因。杰斐逊起初只是支持约翰·亚当斯的观点，后来却对其大力宣扬。直到后来禁运政策变得不得人心，成为败局时，杰斐逊才开始觉得总统的这种“责任”使自己筋疲力尽，厌烦透顶，欲去之而后快。说句公道话，当政府犯错误时，反对派通常会提出合理的反对意见。没有人能给杰斐逊提出合理的意见，因为联邦主义者们比行政主义者更加盲目。联邦主义者对禁运的批评表明他们对禁运的真正后果一无所知。他们只看到了禁运给英国造成的伤害，污蔑地称“禁运”是杰斐逊为暗中帮助法兰西帝国而制定的一项“狡诈”的政策。除了对英国人的要求卑躬屈膝外，联邦主义者们也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

    1807年12月18日，杰斐逊向国会提出禁运的建议。1808年3月23日，杰斐逊写信给马萨诸塞州的李维·林肯，说：“法案得到了批准，除了你所在的州外，其他州的联邦党人都同意该法案。实际上，除战争之外，我们能打的最后一张牌只有禁运。”1808年6月23日，杰斐逊写道：“不可能继续延长禁运期限，战争已为期不远。”1808年8月9日，杰斐逊总统写信给战争部长亨利·迪尔伯恩，信中的语气与“威士忌酒税暴动”发生时所用的语气截然不同。这话是说给大西洋彼岸的敌人听的，而不是针对正在受禁运之苦的美国公民。杰斐逊说：“波士顿的托利党人公然进行威胁，如果禁止进口面粉，他们就要暴动。当务之急是阻止他们暴动。恐怕当地的州长控制不了这里的叛乱局面。一旦出现非法暴力事件的征兆，希望你能火速抵达现场，帮助州长平息骚乱。”

    亨利·迪尔伯恩

    杰斐逊既没有被这来自新英格兰强烈的怨言所吓倒，也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想法。杰斐逊认为战争已“为期不远”，可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1808年9月，杰斐逊感到很失望。他本想通过长期禁运迫使英国改变对美国的政策，但毫无成效。与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谈判时，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先生推断英国有可能废除枢密院令。杰斐逊说：“我不太相信外交中得出的推断，更不相信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的诚意。”转眼间到了1808年11月7日，国会又开始开会。全国上下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想听听杰斐逊对国会有何指示，是否会宣布战争即将开始？国外的失望，国内的不满，以及后来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在新英格兰各州的失利，会不会对杰斐逊产生影响呢？杰斐逊没有明确表态。杰斐逊说，自己曾向英国暗示，不管法兰西帝国采取什么行动，只要英国撤回枢密院令，美国就会停止对英国的禁运。英国内阁并没有注意到杰斐逊的这种意向。杰斐逊坦率地承认，通过禁运影响英国立法的措施已化为泡影，并说必须“依靠国会的智慧决定最适合当前事态的政策”。显然，杰斐逊不想再提出任何建议，也不想再承担责任。杰斐逊有点得意，因为禁运“向外国表明了美国国会多么坚定，多么能克制自己”。杰斐逊没提及英国人令人恼怒的自满情绪。他们看着美国人长期忍受痛苦，自己却从中受益。杰斐逊也没有提及美国驻英公使曾向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提议，如果英国废除了枢密院令，美国将停止禁运。乔治·坎宁这位刻薄的绅士说愿意帮助美国摆脱禁运，英国发现禁运给美国造成了很多不便，可英国不能因此而撤回枢密院令。拿破仑·波拿巴还以讽刺的口吻发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扣押所有在海上发现的美国商船。还说，法兰西帝国出于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帮助美国阻止因犯法而逃跑的船只。杰斐逊并没有向国会提起拿破仑·波拿巴的这番话。

    乔治·坎宁

    为了避免战争，杰斐逊开诚布公地说自己不想发动战争。禁运本是一项临时措施，但在杰斐逊的支持下成为一项长期的政策。事实表明，杰斐逊像君主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众议院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支持继续实施禁运。在参议院，一项直接废除《禁运法案》的决议最终以六票赞成，二十五票反对未能通过。1808年12月21日，参议院又通过一项强制执行《禁运法案》的法案。不久，杰斐逊和行政主义者就发现，自己做的蠢事令人害怕。马萨诸塞州议会谴责《禁运法案》不公正，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违背了宪法，没有法律约束力。康涅狄格州州长小乔纳森·特兰伯尔拒绝依照杰斐逊的新法案征兵，并向州议会建议要拒绝执行这项联邦法令。康涅狄格州议会通过了与马萨诸塞州相似的决议。公众舆论也认为《禁运法案》有不妥之处。有影响力的联邦党人开始提议，如果不为该法案制定明确的计划，各州应脱离联邦。

    听到这些威胁后，杰斐逊变得犹豫不决，情绪不太稳定。1808年11月，杰斐逊还没有废除禁运的想法。1809年1月14日，杰斐逊说，最初制定禁运政策的目标已经实现，禁运政策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到了该废除的时候。几天后，国会又通过了一项法案，决定在1810年5月额外举行一次国会会议，并在1810年6月1日废除《禁运法案》，然后“以武力恢复和维护航海权”。从杰斐逊1809年1月14日的观点来看，他显然为国会的决议感到高兴。实际上，杰斐逊依旧痛苦地坚持和平的愿望。他抱怨道：“如果现在开战，恐怕我们永远不可能看到还清债务的那一天。如果能再和平发展八年，我们将摆脱债务，我们的收入必定能够足以应对任何战争，不用收税也不用贷款。我们的地位和实力将日益增长，终将超越别的国家。”1809年1月25日，来自弗吉尼亚的威尔逊·尼古拉提出1809年6月1日废除禁运的决议。威尔逊·尼古拉是杰斐逊的朋友，也是众议院的行政主义者的领袖。通过激烈的辩论，废除《禁运法案》的日期定在1809年3月4日。这次投票预示着政府禁运政策的失败，将废除禁运的日期提前了三个月。十八个月后，杰斐逊写道：“当时联邦党人暂时占了优势，迫使政府废除禁运，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人们都不知道杰斐逊这时候在想什么。他知道自己的政策失败了，但不愿意承认。杰斐逊失望而痛苦地看到自己的政策无法推行，内心极其焦虑，极想摆脱尴尬。此时，杰斐逊很渴望辞去总统职务，比当年想辞去弗吉尼亚州长的那种感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离职前，杰斐逊不想做出任何决定，不想提任何建议。1808年12月，他甚至说：“我不参与制定任何措施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政务将交给我的继任者。我的主要任务是去做一个旁听者。”换句话说，离职之前，杰斐逊已宣布提前三个月卸任了。1809年1月底，杰斐逊重申：“现在我快要退休了，除了表决以外，我不参与任何事情。我的继任者现在应该开始参与制定措施，因为他将执行这些措施并承担责任……再过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摆脱这难以忍受的苦差事了。”

    国会决定缩短禁运期限时，杰斐逊未发表任何观点。1809年3月4日，杰斐逊卸任时就像八年前任总统时一样高兴。他从失望、失败中解脱了出来，也摆脱了即将面临的尴尬。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中，杰斐逊很无助、很困惑，也很值得同情。杰斐逊的禁运政策最终失败了。他的个人声望虽然有所减损，但依然很高。全国绝大多数人认为他是足智多谋、品德高尚的伟大政治家。杰斐逊成功地将政府交给了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麦迪逊深受杰斐逊的影响，在政治上支持杰斐逊。杰斐逊卸任后，他们仍然保持着好友关系。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杰斐逊无权提名自己的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之所以成为下一任总统，是因为他政治地位高、功勋卓著、执政能力强。在选举中，詹姆斯·门罗是詹姆斯·麦迪逊的竞争者，选举活动进行得很艰难。杰斐逊公开宣称，自己对两位竞选者不偏不倚，每一位都是他爱慕和信任的人。詹姆斯·门罗将信将疑，情绪比较冷淡。在杰斐逊的抚慰下，詹姆斯·门罗别无选择，只能保持沉默，因为丝毫没有杰斐逊支持詹姆斯·麦迪逊的证据。杰斐逊在很久之前就想让詹姆斯·麦迪逊继任总统，别人肯定也知道他的意愿。

    民众中许多有影响力的人恳求杰斐逊继续担任总统候选人。若杰斐逊想成为候选人，一定会得此殊荣，但他急流勇退，没有半点犹豫和徘徊。杰斐逊已多次强调总统任职期限的原则问题。他现在引退比继续担任候选人更能获得好声誉。再者，时局动荡不安，国家的前景不容乐观。

    杰斐逊在总统第二任期结束时六十五岁，从政约四十年，中间偶有中断，也可忽略不计。杰斐逊从政期间好运连年，在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在民主政体中更是史无前例。杰斐逊在总统职位上载誉而退，一点也不比乔治·华盛顿逊色。在七百万人口的自由国度，难免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杰斐逊的廉正和政治判断力为自己树立了坚定的信心，不论制订对外还是对内政策，他都有权发号施令。杰斐逊没有军功，但对美国的影响深刻而久远，任何人都不能和他相提并论。杰斐逊虽然有缺点，但真正为民众着想。杰斐逊认为，民众的福祉是政府的最高目标，但他并没有像上级对下级的施舍一样给予民众恩惠。杰斐逊尊敬民众，认为他们有无限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别人称杰斐逊是煽动家，但他在宣传自己的学说时不乏真诚。杰斐逊坚信自己的政治原则，不仅因为这些原则十分正确，而且他确信这些原则最终会盛行。杰斐逊和那些趋炎附势的政客不同。他把个人成功的希望寄托于正确的原则之上。杰斐逊也不同于事必躬亲的政治家。他制定了具体政策，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在杰斐逊开创的宽阔政治道路上，具体政策就像是铺路的石子。杰斐逊也有不真诚的时候，而且常常前后矛盾，善于趋利避害。从总体上看，从弗吉尼亚议会进行重大改革起，杰斐逊所确定的目标和制定的政策都以人道主义为崇高目标。直到今天，民众仍然怀念和敬重杰斐逊，以表达对这位朋友的感激之情。许多总统都和杰斐逊一样曾服务于民众，但没有人像他那样尊重民众，让民众感到荣耀。

    卸任总统后的杰斐逊

    注解：

    [1]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1749——1806），英国辉格党资深政治家，从政四十年，曾三次短暂地在内阁供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严厉谴责策划派兵镇压革命的首相诺斯勋爵及英王乔治三世，1806年被委任到“贤能内阁”供职，第三次出任外相。————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