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退休后的工作与政治观点

否则，英美之间只有战争，永远无法和解。杰斐逊强烈反对英国对美国的敌视和仇恨，希望上帝保佑这一切能够改变。他说：“我非常真诚地希望能和英国平等友好地交往……我知道英国人的走狗将我描绘成了英国的敌人。相信这种说法的人要么是傻瓜，要么认为我是傻瓜。我也不希望看到英国受到侮辱和伤害，也不反对英国政府罪大恶极的行事准则，更不想与英国制订对外政策的人为敌。我无法确定英国是否会在政治原则中讲一点道德，不知道英国是否会对我们以礼相待，或至少以中立态度对待我们。我要强调的是，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一样，让我们为了与之建立友谊而做出如此大的牺牲。”

    杰斐逊善于消除仇恨。他总是希望和解、原谅，让失去或破裂的友谊重归于好。与约翰·亚当斯吵完架后，杰斐逊非常诚恳地和约翰·亚当斯沟通。这只是杰斐逊人格魅力的诸多例证之一。人们觉得杰斐逊和蔼可亲。最令人遗憾的是，根据记载，他也像魔女“阿拉斯”一样，具有邪恶的一面。人们普遍认为，杰斐逊总是充满善意，但杰斐逊有时也会纵容自己无情地报复别人。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民众对他的看法会大不一样，好像透过杰斐逊仁慈和友善的一面，窥视到了他本性的另外一面。

    1820年，杰斐逊对《密苏里妥协案》深感不安。

    杰斐逊说：“该法案事关重大，就像夜晚的火警警铃一样惊醒了我。我立刻意识到该法案对我们的联邦是一种凶兆。暂时相安无事，但不知最终会如何。”“《密苏里妥协案》标志着美国南方和北方的领导人就密苏里地区变为自由州还是蓄奴州的问题，在道德和政治原则上相互妥协达成一致，并在地理上画出一条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线来。这条分界线一旦被确定，恐怕再也无法从我们的头脑中抹去。该分界线会在不同的场合被反复提起，不断激起人们的愤怒，直到彼此之间产生致命的仇恨。总体来说，分为两个不同的州也比一直不和更可取。”

    杰斐逊预见到了内战，说：“我们会不会再次看到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联盟？是否会再一次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杰斐逊虽然预见了未来可怕的战争，但没能认清冲突的性质和结果。杰斐逊说：“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密苏里妥协案》的目的是从地理位置上划出一条线来，作为选举总统时的准则。如果法案不生效，争论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人们都认为道德因素隐含在表象之下，杰斐逊却认为以后的冲突与道德无关，南北分裂后北方受到的影响更大。杰斐逊预测道：“北方人会发现，南北的分界线与北纬三十六度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线完全是两回事。以制造业和航海为生的各州将为了自己的生计而纷争不断，经历一些困难之后，他们将言归于好，根本不用担心。”

    此外，杰斐逊认为国会干涉了各州的权利。他谴责“国会为新成立州的人口设定了不同条件。这本来是各州的特权，宪法不能剥夺各州的权利而将其赋予联邦政府”。杰斐逊奴隶解放的观点始终没变，但他比以前更加注重实际困难。他说：“这种财产（奴隶）的割让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奴隶’这种称谓本来就不对，我不会再考虑此事。通过财产割让，可在大范围内实现奴隶解放和迁移，而且我认为，若能谨慎处理，奴隶解放将会慢慢变为现实。我们现在似乎骑虎难下，既无法消除奴隶制，也不能让它继续存在。”

    1821年，杰斐逊再次表达了对司法部门的不满，并就此写了一些文章。后来，在约翰·昆西·亚当斯执政期间，杰斐逊对内部改良政策的彻底胜利颇感恼火，放弃了与司法部门的斗争，绝望地服输了。杰斐逊认为“舆论的洪流不可抗拒”，并因此暗自伤怀。他无法接受从宽解释宪法。杰斐逊认为，无论从宽解释宪法有多大优势，都是对宪法的扭曲。显然，杰斐逊比以前更不能容忍从宽解释宪法了，因为从宽解释宪法后无法控制贸易，不能为政府带来声望。杰斐逊从理论层面入手，用一种抽象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学说不受侵犯。在实践中，杰斐逊的学说却显得苍白无力。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州议会起草了冗长的《声明和抗议》，并以一般性立法的方式加以确立，其中列举了国会的无能。因为美国各州有权批准国会尚未通过的内部改良法案。杰斐逊认为，用国家的资金建设运河和道路违反了宪法，可能导致联邦分裂。他说，国家的资金“在人们遭受了巨大灾难时才能使用”。杰斐逊的惊慌毫无根据，他提出的措施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杰斐逊的确已悄然老去，这是他所参与的公共事务中最后一件值得提起的事情。

    奴隶主与黑人奴隶

    注解：

    [1]　威廉·杜安（1760——1835），美国记者，生于纽约，1788年移居加尔各答，1791年创办《孟加拉日报》，1794年移居美国，创办了《费城极光报》，曾在1800年支持杰斐逊成功竞选总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