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俄关系，1800—1862年

    扩大商业的努力归于失败

    俄国是在亚洲腹地进行活动的唯一的欧洲大国，它在满洲这个天地里占有一种特殊地位。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曾经规定过一条大致的边界，并且在清帝国和莫斯科帝国之间确立了平等的原则。1727年的三项初步协定和恰克图条约，曾使边界线向西延伸，并规定蒙古北部边境上的恰克图和尼布楚附近满洲边境上的粗鲁海图[1]为俄国人进行贸易的地点。清帝国的商人和俄国商人可以在这两个地方进行免税的贸易，不过粗鲁海图并未能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所以所有合法的私人商业，实际上都是在恰克图进行的。总之，自18世纪20年代以来，俄国便拥有一个双方按平等原则交往的从事中俄私人贸易的市场。这种条件是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想要在中国沿海取得而未能如愿以偿的。

    除了恰克图的贸易外，俄国还可以每三年派一个商队前往北京，不过条件是该商队的领队得履行中国方面的朝贡礼节，而俄方则获准在北京保持一个东正教传教士团。除了这些特许权外，清政府不让所有俄国人入中华帝国之境。

    俄国官方的商队并不是有足够的利益可图的。走私的皮毛充斥于北京的市场。俄国的出口货物绕过恰克图前来蒙古的库伦和满洲的嫩江，而中国的货物则绕过恰克图运往伊尔库茨克。自1755年以后，俄国政府不再派遣国家的商队前往北京。在1768年，恰克图条约的一条修改条款重申了在恰克图和粗鲁海图进行的免税贸易，并试图改善有关边境事务的管理。但是困难依然无法克服，于是清政府便不时中断贸易，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发生在1785——1792年。但是，即使在恰克图关闭期间，中俄贸易仍然通过定期集市继续进行。在18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中以伊尔比特的集市最为重要，它在该世纪的最后25年中遇到了马卡尔耶夫集市（它在1816年的一次火灾后迁到了下诺夫哥罗德）的竞争。运往这些地方的货物，有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洛格达运来的毛皮；有从莫斯科和雅罗斯拉夫里运来的棉布；也有从伏尔加河各城市运来的皮革。俄国商人将这些货物售与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商人，然后换回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出产的货物。

    1792年，清俄双方谈判再开恰克图的贸易，同意各自根据本国法律惩处非法越境的人犯，从而清除了一系列枝节问题的麻烦。但是，为了报答这次贸易的重新开放，俄方政府必须忍受清帝国的恩赐的口吻，这种恩赐的态度，在1792年的恰克图市约中有所反映，虽然反映得相当隐晦。造成清朝与俄国之间关系恶化的复杂情况依然未变，原因是自从17和18世纪以来，清王朝进行的征服在某种程度上使俄国吃了亏，因为征服减少了俄方的贸易，并在游牧民的心目中确立了清王朝的主导地位。到18世纪90年代俄方还多了一层担心，这就是英国人在中国所取得的商业成就有可能损害恰克图的贸易。

    大约在19世纪初期，欧洲俄国对茶叶的需求日益增长（与此同时，英国人在广州也需求这种商品），这也促进了在恰克图用俄国毛皮交换中国棉花和丝绸的交易。不久，茶叶的出口额便达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额的40%。其他的中国出口货物有球状烟草（此物在西伯利亚特别行销）、草药、香料、大黄以及品种繁多的各项奢侈品和工业制品，如瓷器、金属制品和玻璃制品。这种贸易恐怕只是以物易物，不过，尽管清朝作了许多限制，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白银通过恰克图流出了中国。

    1800年，俄国政府试图靠加强官方控制和公布一套《对恰克图关卡和贸易合伙人的指令》的办法，从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此办法企图划一价格、调整关税和取缔外国的竞争。欧洲和美洲的商人被禁止在恰克图的俄国一侧进行贸易，可是外国的制造商们仍然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比重，只有1812年是例外，当时拿破仑侵入了俄国。从1800——1824年是恰克图贸易的高峰年代，商业总额增加了将近90%，即贸易额从8383846卢布增加到了15960000卢布。[2]

    到1800年时，在新疆西北边境，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也进行非法的中俄贸易。由于俄国商人对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唯一享有贸易权利的哈萨克人的贸易额一直在扩大，清政府于1768年曾规定哈萨克人除牲畜外，不得运进其他任何货物，以此来限制他们携带俄国货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萨克人的贸易项目又逐渐繁多起来，同时随着违反商业规定的事件日益增加，政府当局便另谋别法来对付这种情况。俄罗斯帝国的商人们开始自己来做生意了。最初来到这里的只有鞑靼人和西伯利亚的穆斯林。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塔什干人也参加了贸易，他们每次用两三匹马把小批货物偷运到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并且充当哈萨克苏丹的代理人。开始时，新疆地方当局故作不知，但是过了不多时间便开始向这种商业征税。清政府并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它一直严密监视着俄方的活动。例如它竟然发现俄方在纳伦河地区内设置了边境哨所。清当局对此提出抗议，后来清政府和俄方官员在1794年几经交涉，俄国人才将几个最易引起反感的哨所拆毁。

    1797年，俄国政府命令该国官员沿额尔齐斯河加速发展与新疆之间的贸易（虽然这样做是违反恰克图条约的），而同时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仍在不断发展。中国的汉族商人和清朝的官吏贪婪地购买俄国人的棉布、钟表、刀和其他杂货，而其中的筒风琴在当时被当作奇珍而大受欢迎。清朝的臣民愿意出俄国人视为荒唐的高价，用砖茶和锦缎（特别是受到高度赞赏的和阗彩色棉织物）以及条文规定不准出口的白银来交换这些俄国货物。清朝的商人欣然同意赊欠，于是俄国的鞑靼人便发了财，新疆也就成了“冒险家的不折不扣的加利福尼亚州”。虽然出身于欧俄的贸易家也不时来到新疆边界上，但是，当时因在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做大生意而闻名的只有一个人，他名叫桑尼科夫，一位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商人。

    在进入19世纪的前后，还有其他一些信基督教的商人和旅行家也来到了新疆。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亚美尼亚人。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两位阿达拉修教派的教士在叶尔羌、和阗和阿克苏曾经商多年而未受限制，而设在喀什噶尔的亚美尼亚人的商会甚至还有它们自己的教堂。来自第比利斯的一位格鲁吉亚人名叫拉费尔·达尼别加什维里曾游历了拉达克、叶尔羌、阿克苏、吐鲁番和准噶尔，而且大约就在这时，一位德国军官兼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人们只叫他乔治·吕德维希·封————则游历了帕米尔诸国、浩罕、哈萨克草原、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印度的贸易者在新疆经商显然是不受干预的。

    从18世纪70年代或比这还早的时候起，主要是由卫拉特蒙古人运来的俄国货就打进了西藏。在班禅喇嘛赠送给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礼物中就包括“打着沙皇双头鹰金印的俄国皮革”，而早在19世纪初便传说亚洲的俄国商人在西藏和中亚细亚出售法国布匹。确实，当时俄国在亚洲的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新疆和西藏发展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为此，俄国政府便于1803年设立了布赫塔尔马关卡，1804年又由西伯利亚当局派遣一个商队前往固勒扎和阿克苏，领队是一位名叫别兹诺西科夫的翻译官，此人当时假装做哈萨克苏丹的代理人来从事收集情报工作。1805年，在普加乔夫暴乱中被俘的鞑靼人加贝杜拉（乌拜德·阿拉）·阿米罗夫在游历了布哈拉和印度以后回到了俄国，这使俄国人对遥远的亚洲贸易的兴趣又增添了知识和热情。[3]因此就更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印度的渗透会“引起圣彼得堡一阵忙乱”，而需要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中设立一个“特别司”来处理有关亚洲各民族的事务了。

    在18世纪最后30年期间，俄国人的商业兴趣在北太平洋大为扩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猎捕者追寻日益减少的皮毛来源造成的。在1799年，俄国政府成立了俄美贸易公司，这是“俄国历史中第一个由沙皇批准的股份有限公司”。[4]但公司如果要变得有利可图，它必须设法供应它的前沿分站，扩大皮毛市场，并遏制外国的竞争。因此，圣彼得堡开始又注意黑龙江，使之可能成为一条把货物从中西伯利亚运往太平洋的路线。

    对推销该公司的皮毛来说，中国似乎是最理想的市场；但在中国，西欧————特别是美国————的商人保持着竞争的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在五个月内就把皮毛从西北美洲运至广州。俄美贸易公司的皮毛运往恰克图不但开销惊人和旷日持久（从阿拉斯加运出皮毛需时两年多），而且俄国人在阿拉斯加和堪察加的分站对给养的需要非常迫切，所以公司的外国竞争者可以在业务上扼其咽喉，即把给养售给公司各分站来换取皮毛，然后运往广州销售。因此，俄美贸易公司如要取得成就，也许甚至可以说，如要取得生存，就取决于它是否像欧洲人和美国人那样能争取清朝同意俄国人通过海路与中国进行贸易。

    根据这个逻辑，圣彼得堡在1803年知照北京说，沙皇希望派一名使节前往中国。同年，又派出“纳杰日达”号和“涅瓦”号两艘轮船在封·克鲁森斯腾的率领下从喀琅施塔得驶出作环球航行。封·克鲁森斯腾乘“纳杰日达”号，与他同行的是宫廷大臣和俄美公司的董事列赞诺夫。后者此行的目的是说服日本人同意俄国人来进行贸易。但列赞诺夫的使命完全失败。日本人拒绝在江户接待他，退还了他的礼物，并在打发“纳杰日达”号离开时命令俄国船只不准再来日本。于是列赞诺夫单独回国，而封·克鲁森斯腾乘“纳杰日达”号载运堪察加的皮毛驶向广州，以期与“涅瓦”号在1805年后期会合。

    与此同时，理藩院却答复说，清帝愿意接纳一名俄国使节。于是圣彼得堡派戈洛夫金伯爵去试探清朝对俄国人所提一连串迫切要求的反应。戈洛夫金想说服北京向俄国人开放整个俄——清边界以进行贸易，把俄国在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合法化，并同意把贸易扩大到额尔齐斯河和布赫塔尔马河汇合处。此外，他还企图使俄国获准在中国内地不受限制地进行商队贸易和取得在南京的贸易垄断权。另外还有许多其他要求，如通过西藏与印度贸易；俄国的监督官有权陪同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到拉萨朝圣；在黑龙江航行；在黑龙江河口建立仓库；广州对俄国船只开放（首先从“纳杰日达”号和“涅瓦”号开始）。根据俄国枢密院后来送交理藩院的一份说明，戈洛夫金应在“纳杰日达”号和“涅瓦”号驶抵广州前到达北京并正式宣布它们之到达广州，同时解释它们在广州进行贸易的理由。

    但是清朝的朝贡礼仪这一棘手问题，特别是叩头的问题，在戈洛夫金到达清朝京城前就破坏了他的使命。俄国派往北京的使节一直行清廷要求其属国履行的三跪九叩首之礼。但在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作为俄国主要商业敌国的大使已经拒绝行叩头礼，可是清帝仍予召见。当时这个英国人在北京要求取得与俄国人享有的相似的贸易权利（每三年来一次朝贡商队），而清帝的答复是，俄国人的贸易仅限于恰克图，英国人的贸易就应同样限制在广州。

    到戈洛夫金出使时期，清政府当然会担心：给一个欧洲强国以特许权，其他欧洲列强会起而效尤。自马戛尔尼事件以后，清王朝比过去更热衷于坚持合乎体统的朝贡仪式，特别坚持叩头的礼节。另一方面，戈洛夫金知道马戛尔尼拒绝行叩头礼后，很可能下决心尽量不使自己降低身份。在俄国使节到达北京前，清当局要他在张家口对披挂着黄绸的代表清帝的象征物叩头，以此来考验他。戈洛夫金拒绝照办。清政府坚持这一要求。戈洛夫金也寸步不让，因此他除了回俄国外就无事可做。此事发生后，理藩院和枢密院之间互相不愉快地交换了几次照会。

    就在1805年末期间，封·克鲁森斯腾的两艘船只未经通知就抵达广州，它们在那里顺利地进行了贸易，但在它们离开后，清政府着重重申，它要把非纳贡性的中俄商业限制在恰克图的以物易物贸易范围内。[5]封·克鲁森斯腾回到俄国后，又重复了1787年和1797年早期探险者的荒谬的主张，即库页岛是一个半岛，黑龙江河口被泥沙淤塞，船只已不能通航。这种错误看法受到封·克鲁森斯腾这样一个权威人士的支持，就推迟了俄国向黑龙江地区的推进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6]

    戈洛夫金出使的失败，使俄国只有靠两条在18世纪争取到的非纳贡性途径与中国接触：一条是在北京的传教士团，一条是恰克图的市场。沿边境一带的非法贸易增加了，但恰克图的贸易根据1800年的《指令》中关于禁止用现金或用赊欠交易的规定照旧进行。当然，也有违反这项规定的情况，但俄国政府对违禁者严予惩处，所以一般说来，中俄商业在1854年前还是限制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到了这一年恰克图当局才准许俄国商人以金、银购买中国货物。1855年，俄国政府仍希望扩大俄国对华的合法贸易，因而进一步放松了恰克图的各项规定。其直接后果是，恰克图的商业交易多少增加了，但也造成了俄国的收支不平衡，俄国在恰克图的出口继续下降。

    如果不提俄国通向中国的另一条非纳贡性途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那就对19世纪的中俄关系不会有完整的记述。清政府在1683——1685年把所有逃亡到清帝国的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组织起来，并把有些俘虏编进一个满洲镶黄旗旗兵的独立分队后，曾准许俄国每十年依次派一批东正教教士和学生来到北京，他们于1716年在北京居住，后来又建立了自己的教堂。俄国这批18世纪的传教士团以懒散、酗酒和放荡而最为著名，但历史文献可能过于强调了这些消极面，因为正是通过这些传教士团的学者，才奠定了俄国的中国学基础，并使俄国政府掌握了有关中国的大部分知识。

    到19世纪初，这个传教士团已有一所寄宿处（只供传教士团本身使用）、尼古尔斯基教堂、一所学习汉文和满文的学校和一所学习俄文的满人学校。[7]已有八届传教士团在清朝京师驻扎过。第八届传教士团除两名成员外，其余都已死亡，因此亚历山大一世在1806年派出由夏真特神甫比丘林指导的第九届传教士团。[8]比丘林与他的前人一样，在北京时相当放荡。有一次，理藩院召集了第九届传教士团全体，指责他们的不道德行为。但比丘林却获得了扎实的中文知识，并有一批中文藏书。在他的领导下，第九届传教士团奠定了俄国的中国学基础，并且逐步收集了有关中国本土、满洲、蒙古和西藏等地的材料。第十届传教士团出了达尼伊尔·西维洛夫，他在1837年在喀山大学设立第一个中文讲座；还有O.P.沃伊采霍夫斯基，此人是第十届传教士团中的医生，后来接替西维洛夫的讲座。1830年，J.E.科瓦列夫斯基（O.M.科伐列夫斯基）送第十一届传教士团来北京，次年回国时为喀山大学带回了一批中文、满文和藏文图书，他编的三卷本蒙文词典仍是蒙文词典学方面的杰作。后来担任该传教士团临时团长和大司祭的圣僧阿瓦库姆·切斯诺伊在1841年回俄国后，就成为外交部亚洲司（1819年设立）的顾问。

    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出了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俄国的中国学家，此人名魏西里夫，他曾是西维洛夫的学生，从中国回国后就成了中文和满文教授（代替沃伊采霍夫斯基），后来在1855年成了圣彼得堡大学的第一个中文教授。[9]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另一名成员，即鲍乃迪大司祭（N.N.卡法罗夫）也成了一名有成就的中国学家。他发明了一套俄文拼写中文的体系，并且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主题的重要文章，同时在政治方面也为俄国政府收集过情报。他之经常在北京，已成为19世纪50年代后期有特殊意义的事，因为那时俄国正在与中国商谈条约和划分黑龙江和滨海的领土。从1850年起，每届传教士团的驻期从10年缩短为5年，这样就可使更多的俄国学生能在北京取得第一手的经验。

    中亚贸易和固勒扎条约，1851年[10]

    尽管戈洛夫金的出使失败了，西伯利亚的官员仍设法想在恰克图以外扩大俄国的对华贸易。最初，他们只谨慎地鼓励在沿额尔齐斯河一带进行非法的交易和从穆尔塔德·法伊德·阿丁（此人1807年在新疆进行贸易）等俄国的鞑靼人那里收集情报。但到1810年，中俄的商业在布赫塔尔马已经激增，连中国的汉族商人也偷偷地到那里做生意，因此西伯利亚当局劝一个名叫奈尔平的商人派一支侦察性商队前往塔尔巴哈台和固勒扎，商队由像往常那样充当哈萨克苏丹代理人的译员普京采夫率领。由这次远征得悉，在清朝官员中也有希望使俄国和新疆贸易合法化的人。

    在1810——1825年期间，许多商队从俄国到过六城地区，商队中有一些神秘人物，如打扮成亚美尼亚人的格鲁吉亚贵族马达托夫，打扮成安集延人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佩连科夫，以及一个打扮成布尔加尔人的名叫伊萨耶夫的人。西伯利亚当局说服两名塔什干的和喀山的穆斯林商人组成一支商队去调查在阿克苏贸易的可能，在1813年又派出了一支配备有译员布宾诺夫的商队。这支商队带了价值32.1万卢布的商品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在行进途中得到柯勒克孜人的合作，穿过柯勒克孜领土沿一条新路线来到阿克苏和喀什噶尔。他们于次年带回大黄、茶叶、棉织品和锦缎，商品总值达100万卢布。这在俄国官员的心目中，树立了新疆贸易有利可图的想法。

    佩连科夫和另一个名叫波波夫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在19世纪第一个25年中与新疆进行了大量贸易，穆尔塔德·法伊德·阿丁就是作为波波夫的代理人而在1821——1824年与一支商队去喀什噶尔的，他在那里为西西伯利亚军区进行侦察。在这些鞑靼商人的劝告下，有些柯勒克孜的酋长派代表去西伯利亚当局讨论归顺俄国事宜。他们受到热烈的接待。[11]

    国际政治日益与俄国对中亚贸易的努力纠缠在一起。最令人注意的“土著”政治代理人是喀布尔的一个名叫阿哈玛迪（梅第·拉斐罗夫）的犹太商人，他在幼年是克什米尔的一个孤儿，后被抚养成为什叶派穆斯林，后又在俄国转信希腊东正教。1813年，西伯利亚当局派阿哈玛迪与一支商队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出发前往六城和拉达克。在列城，阿哈玛迪向该城高级行政长官阿克巴·马赫默德汗递交一封要求建立友好关系的信，后者答应保护俄国贸易，并写了回信，表示愿意与俄国建立关系。

    在1821年，俄国人又派遣阿哈玛迪在回程中递信给旁遮普的土王伦吉特·辛格，要求建立友好关系，此信是奉沙皇亚历山大之命写的，由涅瑟尔罗德伯爵签署。阿哈玛迪在前往克什米尔途中，又在叶尔羌改变了他的宗教信仰，成了一个逊尼派穆斯林，据说他还“向喀什噶尔的穆罕默德信徒们保证，任何企图摆脱中国人控制的行动都能得到俄国的支持，甚至邀请该土邦的继承人访问圣彼得堡，答应后者可带一支军队回来，以收复其祖先的土地”。但当阿哈玛迪越过喀喇昆仑山时，他因身体暴肿而死去。柯勒克孜部落的人掠夺了他的商队，俄国政府在1823年才知道他的命运。阿哈玛迪出使的消息也使英国人对俄国在印度边境的野心警惕起来，英国人同时还听到俄国人和浩罕统治者之间有一项协议，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浩罕统治者“在俄中商队从俄国边境至喀什噶尔的途中穿越其领土时，将提供安全护送队”。[12]

    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和俄国相互日益关注对方在新疆和西藏的活动。在开始时，俄国官员对他们在亚洲腹地的贸易地位具有信心。俄国的海豹皮、皮毛、绿丝绒、金银色绣花线、布尔加尔皮革、锹、锄、圆木、块糖、海狸皮和阿斯特拉罕细平布行销远至和阗的市场。但当外国的竞争似乎要危及俄国的恰克图贸易结构时，圣彼得堡政府的官员们开始大声疾呼，担心英国人会“窃取”俄国的亚洲贸易。布哈拉的商人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报告说，英国的暗探已经到喀布尔和“布哈利亚”，已经用赊销方式推销货物，已经把礼物赠给那里的统治者们，并且留下了武器，其中还有火药武器。俄国人愈加担心了。清政府的忧虑也日益增加。[13]

    随着1825年张格尔圣战的爆发，北京采取了各种措施，为的是把英国人和俄国人排除于帝国的亚洲腹地边境之外。但新疆地方当局并不禁止穆斯林商人运进俄国货，甚至还准许扮成穆斯林的俄国人通过。而一些欧洲部分俄国人如鄂木斯克团军医齐别尔什坦（1825年）和有经验的布宾诺夫（1829年）都设法进入新疆。鞑靼的代理人如穆罕默德·亚吉布·詹库罗夫和特罗伊茨克商人阿卜达尔·瓦利·阿卜杜尔·瓦加波夫·（阿卜达尔·瓦哈布）阿布-巴基罗夫（他在19世纪40年代到过准噶尔）继续直接和间接地向西伯利亚军区提供最新情报，就像阿布德·拉赫曼·依善等穆斯林那样。依善在1833年提供了一份关于从阿姆利则出发至克什米尔、喀布尔、西部中亚和六城的旅行报告。

    穿越新疆边境的中俄贸易开始发展了。首先增长的是中国的茶叶出口。1825年，有60普特22芬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1芬特等于409.5克）的茶叶通过了塞米巴拉金斯克关卡。到1835年，数量增至909普特51芬特。大黄和硇砂也是重要的贸易商品。从俄国进口的货物中，金属器皿数量也有增长。俄国的平纹布、黑貂皮和仿制锦缎远销至西藏的羌塘和拉萨，通常从俄国边境来的商队往南远至库车和阿克苏，携带的货物有平纹布、锦缎、铜、钢、皮毛和金币银币，从而使阿克苏在19世纪30年代成为“交换中国和俄国鞑靼利亚产品的一个重要大商业中心”。参加俄国和新疆贸易的浩罕人和其他中亚人与日俱增，因此从布哈拉和浩罕运往俄国的大部分出口货中就有了中国的产品，而俄国的纺织品也经过安集延行销至叶尔羌。甚至连有些中国商人也不甘落后，他们显然避开了清朝的边哨。参加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贸易。[14]

    一般说来，大约到1830年，清朝商人用白银购买俄国货物相当普遍，但此后的贸易即变成以物易物，到19世纪40年代，俄国商人开始用白银和黄金购买中国货，并利用中国人的信贷。在1835——1840年期间，只有586普特25芬特的白银从准噶尔经塞米巴拉金斯克关卡流出。白银似乎已成为支付鸦片的唯一手段。但这些银子的大部分立刻又流回新疆。到19世纪30年代，小量鸦片烟已从塞米巴拉金斯克渗入准噶尔，但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圣彼得堡禁止向中国输出鸦片以期打击英国的地位，并在1841年将这项措施知照北京。俄国的鸦片贸易是少量的，所以容易放弃，但俄国禁令的有效程度如何，则不能肯定。这项贸易在19世纪40年代甚至还有所发展，因为有一个目击者约在1850年报告说，来自俄国的鞑靼商人正在新疆出售鸦片，换取同样重量的白银。“在商队到达固勒扎和楚呼楚（塔城）时，中国人会见了他们。中国人用白银把货全部买下并把鸦片偷运入城。然后这个商人与携带器皿和元宝的商队不受检查地进了城。”[15]到19世纪中叶，鸦片通过中亚还运进了准噶尔。

    当然，整个俄国与新疆的贸易按官方规定是违反清朝法律和恰克图条约的。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俄国已经如此强有力地控制着哈萨克人，以致清朝与哈萨克人贸易垄断的门面再也不能掩盖中国汉人和俄国人之间互相经商这一事实了。因此，北京政府先在塔尔巴哈台，然后于1845年又在伊犁，把中国汉人与“哈萨克人”（包括俄国鞑靼人，形形色色的中亚人以及穿着穆斯林服装的欧洲部分俄国人）的贸易加以合法化，放弃了官办的垄断贸易性质。但是清当局还是保留了比私商优先购买哈萨克牲畜的权利，此外，清朝又征收了高得不合理的税额，对俄国货征收8%的营业税，对国外运进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商品征5%的进口税。

    特别在19世纪40年代，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量和贸易值都增长了，在1840年交易总额为36.73卢布，到1851年增至83.45卢布。俄国方面当时有两个最重要的商人，一个是波波夫的合股人萨姆索诺夫，一个是原来的塔什干商人，名叫伊布拉金·阿米罗夫，两人都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萨姆索诺夫每年向伊犁出口的总值约2万卢布，而阿米罗夫每年运往塔尔巴哈台的货物约值1.5万卢布。其他许多商人的生意也获得利润，但即使到19世纪40年代末，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总贸易量仍然只有恰克图中俄贸易量的6%。在19世纪40年代，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非法贸易也像恰克图贸易一样，主要是以俄国的纺织品交换中国的茶叶（大部分中国茶叶运往俄属亚洲腹地和伏尔加区）。通过新疆向俄国出口的茶叶，其总值在1842——1851年这段时期几乎增长了10倍。

    1845年，俄国外交部本身决定直接调查穿越新疆边境的中俄贸易的远景，因此它派亚洲司副司长柳比莫夫（伪装成商人，化名为霍罗舍夫）到塔尔巴哈台和伊犁。一定是因为柳比莫夫又捏造了一个合法的理由，说他是哈萨克人的穆斯林代理人，清当局才让他入了境。他注意到英国货在那里占着优势，而这些货物却不是来自印度，而是来自中国沿海。但他又发现，只要以条约使那里的贸易合法化，俄国在新疆的贸易是有巨大潜力的。他建议，俄国必须急起直追，因为英国棉布进口量日增。因此在1847年，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大司祭波利卡普奉俄国政府之命要求清政府把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的贸易合法化。在恰克图的中国茶商担心新疆的中俄合法贸易会损害他们在恰克图的营业，于是说服清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16]但俄国人并不消极等待，他们已经开始建筑一条从奥伦堡通向伊犁的道路，所以在1848年和1850年再次提出申请，要求把他们在新疆的贸易合法化。

    如果清朝拒绝把俄国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合法化，这项贸易无论如何也一定会继续下去。何况对清朝法律的公开违抗就会使清帝国对新疆北部的控制濒于瓦解，就会引起其他国家注意到清帝国在其亚洲腹地边境的弱点。另一方面，如果清朝把那里的贸易合法化，当局就能对它进行管理，可以重申清王朝的权威。因此，清朝同意了俄国的请求。

    1851年8月6日（俄历7月25日）科凡勒夫斯基代表俄国，奕山代表中国，签订了固勒扎（伊犁）条约，条约规定开放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免税进行中俄贸易，准许俄国人在两城市建立仓库、住宅和各建一处公墓，并同意俄商在俄国领事管辖下每年留居八个半月（春、夏、秋三季）以销售其商品。如果一个商人不能在规定期间售完其货物，可以留至销完货物时为止，然后由领事将他遣送回俄国，但清朝对这种商人不派兵护送，除非他随行时带有至少10头骆驼驮运的货物。条约规定俄商进入清境得出示俄国当局颁发的执照，这样就加强了俄国政府对本国商人的控制。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俄商只有从领事那里取得执照，才能离开市场和不再受领事的监督。两国都禁止商人使用赊欠方式贸易。

    固勒扎条约使中国边境市场的传统稍微现代化了，外来人可以在贸易季节来到这些市场，但不得长期居留。驻扎俄国领事的措施是一个创举，但他对俄国臣民的管制则不是新措施；而禁止信用交易之举也不是独出心裁，在沿海条约之前，这种方式在广州已不断遭到禁止，虽然没有收效。总之，固勒扎条约无疑因有了南京条约的先例而便利其签订，但其条款仍是按照边境控制的老传统拟订的。

    准噶尔远离中国本土的商品制造中心，相对地说，离俄国较近。因此，俄国人迅速发展了他们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并于1852年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了仓库。他们在1854年建设了维尔内城（今阿拉木图）这一俄国与新疆贸易的重要枢纽。由于圣彼得堡禁止鸦片、黄金、白银、钞票、火药武器、火药和伏特加酒向中国出口，所以主要以俄国的牲畜、纺织品、金属器具、珠宝、皮革和皮毛去换取中国的土布和茶叶。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向俄国的出口货中，在19世纪50年代上半期，90%以上是茶叶，主要是供俄属亚洲居民饮用的廉价砖茶。通过新疆边境向俄国出口的其他中国货有纺织品和粗毛织品，有趣的是，还有阿尔泰山区的皮毛。

    俄国人的日益增多，可不是准噶尔的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因为在1855年，由于一些不能确切说明的原因，有几百名“游民”掠夺并焚毁了塔尔巴哈台的俄国仓库。新疆当局被认为是破坏仓库的纵容者。俄国在塔尔巴哈台的贸易因而中断，在伊犁的贸易也有所减少。俄国人要求赔偿损失，于是在1856年派了一名信基督教的哈萨克军官瓦里哈诺夫前往伊犁，谈判重开俄国贸易之事。贸易随即恢复，但赔偿问题仍悬而未决，于是就暂时放到正在中国沿海进行的中俄条约谈判中去考虑。但清朝最终被迫承认他们负有责任。根据1858年9月9日（俄历8月28日）中、俄在塔尔巴哈台（楚呼楚）缔结的议定赔偿条约的条件，清朝同意重建俄国的仓库，以550箱茶叶（价值30.5万卢布）赔偿俄国的损失。[17]

    俄国政府对固勒扎条约真正感到失望的只有一件事，这就是清政府不愿意开放喀什噶尔给俄国进行贸易。据说，俄国政府自喀德琳二世执政（1762——1796年）以来，“经常注意与喀什噶尔建立政治的和商业的关系”，[18]但六城地区一直被叛乱所困扰，所以清朝不愿意俄国人在那里扩大他们的影响。但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又给俄国想与喀什噶尔建立贸易关系的愿望增添了新的因素，因为战争加剧了英俄的对抗。由于英国人日益发展的海上贸易，特别是在茶叶方面，所以俄国更加希望能够掌握大陆商业的竞争优势。圣彼得堡尤其担心英国的贸易会从印度通过新疆渗入中国本土的心脏地区。1854年俄国人加强了他们对俄清边境地区的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的控制，同时勘探了清朝的边境和记下了通向喀什噶尔的商队路线。1855年，那个在19世纪40年代为西伯利亚当局考察准噶尔形势的詹库洛夫启程进入六城地区和浩罕。

    1858年俄国人把瓦里哈诺夫派回新疆，这一次他伪装成商人前往喀什噶尔。他成功地留在那里几乎达半年之久（1858年10月至1859年3月中旬），同时又成功地访问了叶尔羌。回国后，他在1861年发表了一篇内容广泛而详尽的报道《关于六城的情况》[19]，从而为俄国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学术奠定了基础。现在的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和人种学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表示对他的纪念。

    到1860年缔结中俄北京条约时，喀什噶尔最后被开放与俄国通商。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但英俄的对抗却有增无已。

    东北满洲的丧失

    清王朝继续半心半意地决定保持满洲边境的满族特点，但汉族移民仍不断涌进（吉林的人口在1800——1850年期间翻了一番）。因此政府考虑到满洲的资源，就制定了一项满洲移民政策。在1812年，决定把贫困的满洲旗人重新从北京移回吉林和黑龙江南部的军垦区。1842年，政府开始贯彻这一决定，专门为满洲移民准备了耕地，并准许他们免税五年。不管从哪一方面说，这一措施对加强边境的满族特点都无效果。汉人移民开垦着土地。汉族商人到处经商，有的经过批准，有的则没有。一些创业者在那里从事鸦片贸易和兴办像堡垒那样坚固的高粱酿酒厂等事业，给19世纪的满洲提供了寻欢作乐的机会。快到该世纪下半期时，汉族的绅士阶级开始在满洲边境社会发展起来。[20]

    汉人大批涌进吉林和黑龙江，他们在未设防的领土上定居下来，他们买进了旗人和分散的部落民的可耕地，他们与土著竞相狩猎和捕鱼，他们也大力发展贸易————所有这些情况到了19世纪第二个25年时造成了本地满洲居民的负债和贫困。即使如此，边境的中国化在速度和广度上都不足以免使最北部的部落区和滨海领土落入俄国人之手。在19世纪中期，仍只有分散的清朝臣民居住在黑龙江右岸，居住在左岸的人数则更少。[21]

    在整个18世纪中，俄国已经稳步地加强了它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地位。俄国的探险家们在1737年和1738年已经对黑龙江进行了两次勘探。西伯利亚史学者缪勒曾在1741年建议，利用黑龙江航线作为向堪察加提供给养的手段是可取的。5年以后，白令的助手奇里科夫曾力促在黑龙江河口建立一个港口。1753年伊尔库次克行政长官米亚特列夫重申了上述两个建议的内容。喀德琳二世认为获取黑龙江的想法很吸引人，但是1787年和1797年的两次海上航行则引起了一种错误的意见，即黑龙江的河口是不能通航的。在19世纪初期，另外两个俄国人曾调查了直至阿尔巴津的河流区，俄美贸易公司也表示了它对黑龙江潜力的兴趣，[22]但是戈洛夫金的出使没有取得通航权，而封·克鲁森斯腾的航行又进一步证实了黑龙江不能通行的错误观念。

    可能在1819年又有人提出了黑龙江的问题，当时俄国政府又派季姆科夫斯基护送第十届传教士团前往北京。季姆科夫斯基想去购买地图和地图说明，“以便更好地执行我国政府的意图”。季姆科夫斯基所发表的记载中只提到与理藩院的一些次要谈判，但他的职责之一可能是了解取得黑龙江通航权的可能性。[23]根据俄国在1824年和1825年与英国和美国签订的条约，俄国人必须断然放弃在北美进一步南下扩张。因此，圣彼得堡开始以更大的兴趣注意黑龙江以北的清朝领土，于是在1832年，拉季任斯基上校奉命去确定哥尔比察河下游边界标界的确切位置。1840年，俄国外交部试图通过在北京的传教士团与清朝谈判黑龙江的问题，但是北京则坚持尼布楚条约已经了结此事的立场。

    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很少注意满洲边地的发展事务，而清廷的政策依然反对汉人前来移居，这使得满洲北部基本上无人守护。只有日本政府注意到了俄国在东西伯利亚行动的必然后果，因为它早在1809年已派一个名叫间宫林藏的代理人去确定俄国人不但在库页岛，而且在黑龙江流域的影响和渗透的程度。[24]

    横跨西伯利亚的大陆运输所花的费用和时间，使俄国的恰克图贸易在与西欧及美国向广州的海运进行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但俄国政府由于相信黑龙江不通海，所以很少去注意改进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但南京条约改变了俄国政府的态度，因为欧美的竞争者这时可以比过去更迅速更廉价地运载他们的货物，而且做生意也方便得多了。相反，在恰克图搞贸易则既慢且费。在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期间，恰克图的贸易总额大致保持稳定，每年约一千三四百万卢布，但俄国人的利润却受到了大陆远程运输费用的限制。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从恰克图通过陆路运往莫斯科，每普特茶叶运费达6卢布或更多一些，而它从广州运往伦敦的海运运费只相当于30——40戈比。结果，欧洲货和美国货逐渐在恰克图市场上销声匿迹。中国与欧俄之间横穿大陆的贸易也受到了损失。中国在恰克图的最大宗出口货是茶叶。中国进口的俄国毛织品和棉织品的数量日增，因为这些商品甚至在华南也容易找到市场。另一方面，中国进口皮毛的数量却下降了。由于运费的关系，恰克图贸易愈来愈限制在中国和俄属西伯利亚之间的交易方面。[25]

    对于西伯利亚来说，对华贸易的潜力似乎特别重要。西伯利亚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扩大的经济，需要发展相应的对外贸易来推动该地区的开发，而发展西伯利亚贸易和工业潜力的关键就是黑龙江。俄罗斯帝国科学院的封·米登道夫在1844年勘探了黑龙江流域。1846年，俄国人偷偷地侦察了黑龙江河口，但没有结果；1847年俄国政府又直接与清廷接触，要求再增加三个贸易地。清廷拒绝这一要求，同时又轻率地重申它的旧政策，即反对汉人移居北满。

    到1847——1851年期间，由于俄国制品几乎有一半要向中国出口，所以圣彼得堡必须认真对待对华贸易。1848年，俄国政府试图再以俄美贸易公司的一艘轮船“孟什科夫公爵”号在中国沿海试一下运气，它载运皮毛驶进上海，要求准许贸易。清政府拒绝了它，并打发它离去。两年以后，它又来上海，重提同样的要求，仍遭拒绝。但1853年另一艘俄国轮船访问上海时做成了一笔生意，以阿拉斯加皮毛换取给养和茶叶。[26]

    在此期间，积极肯干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进一步推动了对黑龙江的勘探工作，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是为了军事的安全，因为他和与他抱同样想法的人都关心俄属远东在英国驻太平洋海军舰队面前所处的脆弱的地位。两个英国人希尔和奥斯汀在1846年和1848年的出现更增加了穆拉维约夫的担心，这两个人表面上是进行地质研究和寻找与考察队一起失踪的弗兰克林船长。当穆拉维约夫获悉奥斯汀打算乘木筏沿黑龙江而下时，就把他逮捕并带回伊尔库次克。1849年穆拉维约夫派涅维尔斯科伊去勘察库页岛北部和调查海峡以及黑龙江三角洲和河口的情况。涅维尔斯科伊确认黑龙江可以通航，并且证实库页岛不是半岛，而是一个岛。他在黑龙江一带没有看到清军，断定清政府在这一地区没有行使权力。他推测，黑龙江下游的居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清朝的属民，因而他认为他们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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