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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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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驻节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以及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官员们相继而起，买船成风。可以预计，结果是造成了一场混乱。建立起来了四支互不统属的舰队：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各领一支，福州船政局统带一支，驻节广州的总督也统带一支。还有一些旧式水上部队，包括长江水师在内。这些部队的武器、船只和训练，不仅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迥然不同，甚至在一个号令系统内也各吹各的号。而且，由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尽管赫德有过这样的建议），各省官员经常被狡诈的军火商所愚弄。甚至李鸿章也未能免遭他们的摆布，欧洲和美国来的军火商川流不息地在他的衙门、他的统领们和他的外国顾问们那里进进出出。[120]
李鸿章的财政资源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多。在1875年清帝许诺的每年400万两“海防经费”中，到1877年后期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二百万两，因为各省受到另外更大的压力，要它们给左宗棠远征新疆之役提供经费。可是，李鸿章得到了南洋通商大臣————特别是沈葆桢————的合作，还是能够扩充他的舰队。沈葆桢把原来南洋水师订购的四艘英制炮艇让给了李鸿章。在日本于1879年吞并琉球以及伊犁危机期间俄国的海军威胁发生之后，李鸿章在1880——1881年奉旨向德国定造两艘斯特汀式铁甲舰和一艘钢甲巡洋舰。它们的财政来源有下列几个方面：“海防经费”项下的各种拨款；轮船招商局为偿付政府过去债款转来的100万两；皖南盐商捐赠的60万两；以及向专用于外交用途的海关收入所借的“借款”。[121]1881年订购的德国船只直到中法战争以后才运到。与此同时，李鸿章还计划在满洲南端的旅顺口搞一个大型船舶修造厂。旅顺和山东的威海卫将成为他的海军基地。
1882年，清帝国可以号称它拥有约50艘战舰，其中约半数为中国自造。李鸿章直接经管着12艘船————8艘小炮艇，两艘1350吨的巡洋舰（通过赫德向英国阿摩士庄厂定造），以及两艘福州船政局的产品。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特（1881年李鸿章显然曾考虑要让他暂管北洋舰队）赞扬了他所视察的英制船只，他说：“每一项现代海战工艺器械都装备到了这些新舰艇上：用水力操纵的具有大口径和高速度的炮，以及机关枪、电灯、鱼雷和鱼雷艇，双螺旋桨引擎，钢制金属撞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的确，这个舰队的材料是完美的，但是很显然，若要使它确实发挥效益，它还需要有一支有文化水平的队伍和一个完善的组织。”[122]
李鸿章不是没有觉察到人事方面的问题。他支持1872年派遣留学生使团去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一部分原因便是寄希望于它可能提供受过西洋训练的陆海军人才。总理衙门在1881年想撤回留美学生，李鸿章对这一意见作了妥协，这部分的是因为，与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相反，安纳波利斯军校和西点军校不接受中国学生受训。1876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制造局添建了一个电动鱼雷厂。也就在这一年，他派了七名淮军军官去德国学习战争技术。但在19世纪70年代，为中国的海军提供军官的最好的来源是福州船政局训练的士官生。虽然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有一个小规模的船上训练计划，但在福州举办的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被认为更加完备。[123]
到了1873年秋天，4名从福州船政局修船科毕业的士官生已取得舰长或大副的资格，另外四名出航服役者也将获得同样的军阶，其他六名可能在次年春天取得资格。一年以后，14名轮机舱科的毕业生被委派到福州造的船上，其他7名合格的工程师则等待分配。李鸿章急于想利用这批由在华洋人训练出来的专业人才。1877年，第一批30名福州学生经李鸿章和沈葆桢的荐举被派到欧洲去深造（见上卷第十章）。1879和1880年回国后，他们都在舰只上或福州船政局获得了重要的职位。有几个人为李鸿章效劳。
1875年以后，福州船政局日趋衰落，这部分是因为现在已没有什么洋员留任。头两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和丁日昌卸任后，福州船政局的行政落入了能力较差的人员的手中。不久，它就被批评为软、懒、贪的摊子。行政经费被削减，这表明北京和省级官员都对它减少了兴趣。1881年年中的一道上谕曾引用一份奏折中的大意说，在多年的代价高昂的训练之后，中国海军学生仍然不知道怎样驾驶船只。虽然这些指控往往是保守派或派系斗争所调唆出来的，但从欧洲留学回来的某些福州士官生的才能确未博得信任。李鸿章本人也把他们形容为“文秀有余，威武不足”[124]。
李鸿章现在想法寻找一个更可靠的来源，以便得到用西式方法训练的中国海军军官。1880——1881年，他在天津开办了自己的水师学堂。它的第一任学监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严复，他在格林威治深造过，后因翻译西洋政治思想著作而享有大翻译家的盛名。水师学堂的外国教官包括海关派来的三位官员和一名年轻的美国人阿灵敦。1882年，李鸿章通过赫德招来了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此人曾帮助把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订购的几艘阿摩上庄船只弄回中国。琅威理给李鸿章当了约两年北洋水师总查，但他不直接在天津水师学堂的编制内。作为海军提督丁汝昌（曾任淮军骑兵军官）的副手，琅威理的主要工作是训练李鸿章舰艇上的现役人员。[125]
天津水师学堂在主要课程和学制方面（见上卷第十章）类似于福州船政学堂的英语班。它开设两个科：一为1881年开设的驾驶科，一为1882年开设的轮机科。为了想吸引那些不进学堂就会受科举制度引诱的才智之士，李鸿章在水师学堂的告示中强调指出，中国的新式舰只将给上层家庭出身的青年人提供进入仕途的新机会。在说到福州毕业生的时候，他指出：“那些受人尊敬的家庭出身的子弟……已经学有所成……而且当上了舰长。有些人现已官至二三品，并且被授过了勋章。”[126]这水师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只经过三年学习就毕了业。他们在中法战争中处于戒备状态的舰艇上继续接受训练。虽然北洋舰队几乎没有参加这次冲突，但是由于英国是中立国家，琅威理仍被迫退出中国海军的现役。他的一位临时的继任者德国人式百龄，完全是一个无能之辈。琅威理直到1886年初才又在中国海军中工作。
中法战争及其后果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对中国过去20年间所执行的新式陆海军计划的第一次外部考验。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两年之内的陆上和海上的零星战斗中，中国人在经费、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丢失了对安南（中国人对越南的称呼）传统的宗主权，而且必须让法国人在商业上侵入华南内地诸省（见第二章）。
可是，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127]在中国于1884年“非正式”宣战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永福的黑旗军有效地在东京困扰法国人，有时设壕作战，有时巧设埋伏以伺机狙击。1884年6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的军官王德榜统率勇营参加作战，在北黎附近经过三天苦战之后打败了法国人。8月初，著名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的军队打退了法国舰队司令礼士卑士对台湾基隆要塞的进攻；10月份，法国人又在淡水遭到严重的挫折。1885年3月23日，中国人在中国——安南边境的镇南关击败了法军，并且在往后的两个星期中接连收复了重镇谅山和安南的其他据点。在某些人看来，当和平谈判迫使双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敌对行动时，中国人正在胜利的边沿。
然而，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闹得很紧张，而且谣传法国人正想在北面帮助日本人与中国交战。[128]此外，中国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严重困难而大伤脑筋。正当北京的决策人继续举棋不定时，省一级督抚官员却完全陷于思想混乱之中。这种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福州地方上，因为1884年8月23日这里的11艘舰只组成的中国建造的“现代”舰队，不到一小时就被法国人摧毁。随着福州这次创巨痛深的惨败之后，以江苏为基地的南洋舰队也由于领导无方、训练糟糕和纪律松弛，在试图打破孤拔将军对台湾的封锁时大败亏输。
甚至中国在陆战中的胜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刘永福在东京取得的有限的胜利，部分是由于黑旗军在非正规战争中东奔西突的勇气，但是这些遭遇战也表明了法国人的弱点：犹疑不定，后勤困难，战术措置失宜，完全缺乏准备。当1883年12月13——16日法国人在山西发动一次协同一致的攻势时，黑旗军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击”。法军在四个月后占领北宁的时候，刘永福据说是不战而退的。[129]甚至经常被吹嘘为中国大捷的谅山之战，法军之战败似乎不是由于清军的战斗力高和训练有素，而是由于人数上占压倒优势以及法军供应上存在的问题。目击者的记述表明，尼格里将军的部队极端缺乏火药和其他供应，因为法国的“苦力队”大批地开了小差。根据一位西方观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国人认为是同情中国人的）的说法，谅山地区的清军装备得很好，但训练和领导都极差。[130]胜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国军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为没有中国军事制度影响的缘故，而且中国人的伤亡几乎总是比法国人的伤亡大得多。只有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才能够一比一地坚持与法国人交战，这大部分应归功于刘铭传的精明的准备工作和几位淮军军官的指挥才干。[131]
李鸿章通常被指责应对中国海军在中法战争中的覆没负有责任。批评家们认为，如果他一旦接到请求就愿意立即派遣北洋舰只南下，他是有可能保住福州舰队的。他和南洋大臣曾国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战时只顾本省一地之利。但是，李鸿章之专注于北方防务是情有可原的，甚至连张之洞也认识到这一点，这特别是因为日本在朝鲜的活动正在日益加紧。此外，就法国人来说，他们实际上也打算进犯北方。他们之所以还不敢放手进攻华北，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李鸿章的部队。[132]李鸿章虽然很明显地不急于以反对法国人来考验他的舰队，但他并不缺乏爱国精神。中国所处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整个清帝国的行政制度，很不利于对法国的挑战作出迅速而举国一致的反应。
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
虽然某些文人和官员相信，中国在1884——1885年与法国作战时实际上是打赢了陆战，但是，中国海军的缺点却是暴露无遗了。有许多人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例如应谋求更集中的协同作战。早在1870年，政界元老曾国藩就已经提议，需要把海军船只置于单一的指挥之下。[133]1885年这个意见至少在名义上突然变得可行了。1885年10月北京成立了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而以庆亲王奕劻（1836——1916年）和李鸿章为会同办理大臣。这一“中国海军部”的组织可以比得上总理衙门，它最后拥有6名帮办，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员则主要是满人。[134]醇亲王本人这时似乎已转而相信自强运动。但海军衙门应该主要被看作慈禧太后及其宠幸们所搞的鬼把戏，意在与李鸿章分享北京能从各省提取的经费，虽然它表面上的动机是无可指摘的。
它的背景是1884年4月宫廷政治中发生的一件大事。一位御史攻击恭亲王和军机处应对东京的军事挫败负责，作为摄政者的慈禧太后便降旨解散了整个军机处，而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五名新军机大臣来接替。恭亲王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从总理衙门免职，它的领导权交给了庆亲王。作为年轻皇帝的父亲，醇亲王不便在军机处或总理衙门供职，但慈禧太后再次降谕，“着醇亲王奕譞（就军机处事宜）一并与议具奏”[135]。醇亲王的心腹顾问中有孙毓汶：这是一位精明而贪得无厌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军机处供职，直至1895年，即醇亲王死后的第四年。[136]
虽然醇亲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机期间也站在“主战派”一边，但他过去对海军事务却不感兴趣。他曾给神机营买过西洋军火，但直到1881年初他才开始以矛盾复杂的心情对铁路和机器开矿表示兴趣。[137]他和慈禧太后之决定成立海军衙门，无疑是受了李鸿章1885年9月份在北京作三个星期逗留时的影响的结果，那时这个计划正被提出来反复加以研究。
李鸿章非常急需经费来维持和建立他的舰队及其相关的设施。虽然他同伊藤博文在4月份就朝鲜问题签订了协议，李鸿章仍然相信，中国迟早会因它的这一最邻近的藩属而与日本相对抗。醇亲王也能够看到朝鲜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他的异母兄弟和政敌恭亲王由于反对慈禧太后喜爱豪奢的苑囿宫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太后的愤怒。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每年只从各省收到约60万两用作海防经费。[138]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军衙门看作这样一种手段，即它将迫使各省在满足皇室的园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为海军多出经费。李鸿章别无其他选择，实际上只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起。
清帝现在给各省施加压力，要他们给海军衙门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经费四百万两，按照上谕所说，甚至为此削减绿营和勇营兵额以及废除海军的中国帆船式战船和无用的陈旧轮船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设“海防捐”。为此目的，公开实行卖官鬻爵，官员被鼓励出钱来“报效”，以使自己能够晋升或使过去的渎职行为得到宽恕。[139]
慈禧的当务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宫西面围绕三海的、有许多亭台楼阁的御花园，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后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离宫。早在1885年6月，她曾命令满洲的四大富裕贵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内）帮助苑囿的建设，即伸手要他们捐钱。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几家共捐出24万两。1886年1月的一道上谕，公开为三海建设要求粤海关监督帮助经费，而且还要求海军衙门本身作为“借款”提供款项。醇亲王在12月份写信给李鸿章说：神机营和海军衙门已从当时筹措到的220两中提供了75万两，但池苑工程还需要更多的钱。因此，醇亲王建议李鸿章应该筹集更多的经费。他希望李鸿章的衙署能帮助弄到一笔70万两的外债，其名义是“可否指称创建京师水操学堂或贵处某事”。李鸿章只得照办，而且他显然在这笔外债中增借了22.7万两，以用于他的舰队。这笔钱由当时正在帮助李鸿章搞直隶北部铁路计划（这计划得到海军衙门的赞助）的伍廷芳来筹措，而由德商泰来银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总数为500万马克，年息五厘五，由天津、牛庄和芝罘海关收入于15年内偿清。[140]李鸿章最后放弃了他筹款不举外债的原则————但只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这样做的。
与此同时，李鸿章每年从海军衙门收取他的应得份额约150万两（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过是记在海军衙门账上）。他也从海军衙门接受数额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应付特殊需要。他分别通过驻英国与驻德国公使曾纪泽和许景澄在1886——1887年订购了两艘新的英国巡洋舰和两艘德国巡洋舰。（前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在订购李鸿章的头三艘德国舰只时被指控收受了大量个人佣金，因而已在1884年被撤职。）[141]1888年当新的巡洋舰到达时，李鸿章订出一套北洋海军章程，重新组织了他的舰队。这个章程的内容把英国海军的实际做法、勇营的制度和绿营兵的术语，都兼收并蓄于其中。丁汝昌提督将由两员小军舰舰长辅佐，他们被授予总兵衔，各指挥一艘7430吨的铁甲舰。从2300吨到2850吨的几条巡洋舰则交给军衔为副将的舰长统带。这些舰长一方面得服从提督调动，一方面对自己的舰艇又享有完全的权威，并完全有权指挥支应委员以及管好受训的学生。[142]这是一支给人印象深刻的舰队，它拥有两艘铁甲舰、7艘巡洋舰、6艘炮艇和6艘鱼雷艇。
可是，李鸿章发现他不能进一步扩充他的舰队，虽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购买一种更新式的、经过改进的船只。困难是在财政方面，因为慈禧现在正致力于在北京西北建造颐和园的计划。她从海防经费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钱来建造颐和园，其确切数目是难以弄清楚的。但是我们发现，醇亲王在1888年11月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200万两，存入天津洋行，以其利息用于进一步修造这座避暑离宫。[143]可是，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为1891年3——6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本身的奏折，公然建议颐和园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早在1888年3月，清帝本人就已在一道上谕中宣称，他愿为皇“母”提供休憩颐养的环境以娱其晚年，就像乾隆帝对待他的母亲那样。[144]皇室的伦常显然允许这样胡乱花钱，以尽孝道。
在这同时，北洋海军在1889——1890年继续每年收到约130万两，勉强够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1890年，旅顺口海军基地装备了一个400英尺长的砖石船坞，以蒸汽作动力，俯临一个疏浚达25英尺深的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总共花费了300多万两（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可是，李鸿章因此不能给他的舰队增添一条船了。显然由于慈禧太后的需求不断增加和许多谄谀之徒从夏宫的修建中渔利，海军衙门向清帝建议“停购船械”。[145]
可是，经费来源不足还不是李鸿章的海军所面临的唯一困难。在筹措经费和保护自己的权力的同时，李鸿章还在想方设法解决对合格人员日益增加的需要的问题。随着福州船政局的日就败落，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成了培养下级海军军官的主要来源。1888年，李鸿章在琅威理的帮助下改组了水师学堂；琅威理是在1886年初返回中国的。水师学堂的重订章程表明，它愿意使中国的海军训练赶上西方的现代实际水平。入学要求被提高了，学习年限延长到六年零九个月（包括27个月的舰上训练），定期考试也被规划出来了。章程也包括了关于奖惩、提升和海军礼仪等复杂细致的规定。毕业生还被授予候补千总的身份。[146]旅顺口、威海卫、大沽和北方海岸的其他据点，还提供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设施。
可是，有些中国的高级海军人员的特点是骄傲自大和尔虞我诈。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高级军官与其他地区来的军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有些高级军官对琅威理的非常宝贵的工作表示不满，所以琅威理称这般人为“既愚昧又嫉恨别人的人”[147]。这些紧张关系，再加上琅威理在中国军队中的地位不明确，造成了一次事件，从而使他在1890年辞职。琅威理的去职特别不幸。它不仅促使中国学生被排除于英国海军学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军内部的标准也为之下降。赫德曾经非常痛惜琅威理的辞职，可是也承认他的僵硬态度使他陷入了麻烦的境地。[148]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正在试图改进海军训练，当然，他们的资源必然比李鸿章更受限制。在广州，总督张之洞在1887年开设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其基础是原淮军将领张树声总督1881年在黄埔早已开办的一所训练学校。虽然在理论上张之洞认为海陆军训练同样重要，实际上广东地处沿海，所以他更加重视海军。黄埔学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开办的，它吸收了这两个学校原来的师生员工。吴仲翔曾在福州做过10年学监，并帮助李鸿章创办过天津学堂，现在当上了张之洞学堂海军部分的第一任负责人。虽然海军部分在1887年开始时有70多名学生，后来又至少从福州转来了37名学生，但到1893年只剩下了25名士官生。财政拮据可能是享受公费补助的学生人数严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张之洞又要强调中文学习，又要强调海军技术，这也一定打击了许多学生的学习情绪。士官生在学堂里每一天都奉命读经，以“巩固根本”。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不允许学生应科举考试，可是，张之洞却准许他的士官生这样做。张之洞在1889年后期的调任是对学堂的一个打击。他的继任李瀚章对扩充学堂的计划横加阻挠，而在1892——1894年，臭名远扬的保守派、广东巡抚刚毅则蓄意摧毁了这个计划。在刚毅的任期内，广东水陆师学堂遭停办，洋员被解聘，广东小舰队的现代化船只常年投闲置散，抛锚而不开动了。[149]
在北京避暑离宫附近，于1887年创立了一所所谓昆明湖水师学堂，以此来证明海军衙门的开支已用于正途，它培训了约四十名满洲生员，以便他们去天津水师学堂深造。曾国荃在南京迟至1890年才开设的南洋水师学堂则不那么被人们所耻笑了。它仿照天津水师学堂的榜样，意在为南洋舰队提供军官。据报道，它的入学要求是严格的，课程是完备的，师资（有几位教师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是合格的。但它也不能吸收优秀学生，而且经费显然也很短缺。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战争后才毕业。[150]
刘铭传在台湾
1885年，清廷采取另一步骤以加强帝国的海疆。10月12日，即宣布海军衙门成立之当日，宣布了一道上谕：把前此为福建之一部分而受制于道台的台湾单独另设行省，而以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是原淮军将领，以打败太平军和捻军而蜚声国内，他曾在1884——1885年的法国人入侵中负责防守台湾。1884年他曾任福建巡抚，驻节在台湾。现在他将就任清帝国第二十个行省的巡抚。（福建巡抚之职将由驻节福州的闽浙总督兼任。）刘铭传将单独负责台湾的人事安排，特别要对军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负责。[151]清廷终于迟迟地认识到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及其经济潜力。
地图12 19世纪后期的台湾
自1683年清朝征服台湾岛上国姓爷的后裔之后几乎两百年期间，被葡萄牙人称为福摩萨的这个岛，对满洲人来说是一个边境地区，要放弃它就太危险了。它那里隐匿着许多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来反对清朝。可是，北京还不能贯彻限制中国人从大陆移向台湾的法令。清朝自18世纪中叶以来在那里的记录是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间它不时对起义进行镇压。英国舰船在鸦片战争中炮轰基隆和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辟淡水及打狗（今高雄）为条约通商口岸，才开始使北京憬悟到这个岛的重要性。可是，1874年日本入侵该岛一事，才真正使几位政治家相信加强其防务的迫切需要。1874年危机期间任钦差大臣的沈葆桢在台湾呆了一年，他安装了海岸炮台，并且计划在基隆搞一个机器开采的煤矿。1875——1877年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对台湾事务给予很大的注意，并在1876——1877年冬春之际视察过该岛。他目睹过基隆各矿第一次用机器采煤，又由于他的出力，台湾府（台南）和打狗之间的一条30英里长的电报线在1877年才得以铺设。丁日昌还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把台湾建成华南的海军基地；建一条纵贯该岛南北的铁路以便利战时运兵。这些设想原则上虽已被清帝批准，但各个方面都不给予财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财源的闽浙总督更加如此。丁日昌视察了岛上的绿营兵，发现贪污成风，例如有许多“士兵”只在花名册上列有虚名。由于他的建议，至少台湾的10名绿营军官被裁汰，包括总兵和一员副将在内。可是，丁日昌本人对有机会在台湾贯彻他正在进行的各项革新事业的这一幻想也破灭了。从1875年以来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击，其凶险程度较之李鸿章所受到的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攻击得特别厉害的是他想拥有铁甲舰和倾向西学的观点。丁日昌于是乞病（这也是实情），请辞去福建巡抚职务；这辞呈在1878年4月被清帝接受。[152]
丁日昌对台湾的幻想现在等待刘铭传巡抚去实现了。刘铭传在中法之战之后来到台湾就任，他得到的财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以及它们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关税收入在1886——1889年每年达45万两，后来还略有增加。这笔款项都被拨做台湾陆军费用。1885年，清帝每年另给刘铭传80万两，为期五年。这个数目由福建省库和福州海关出资44万两，另由上海、九江、汉口、宁波和广州等海关出36万两。[153]鉴于他的计划庞大，刘铭传的总收入还是不丰裕的。他被当时的外国人誉为“非凡的中国官员”，不过，一位现代的审慎的学者把他五年的巡抚政绩评为“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瑕瑜互见的记录”[154]。
刘铭传忠实信奉李鸿章关于武装备战的重要性的主张，所以他马上通过欧美商号大批订购大炮和枪支。在刘铭传以前，沈葆桢、丁日昌和其他人士已经用大炮装备了台湾和澎湖的要塞。从1856年开始的三年内，刘铭传给台湾和澎湖的炮兵掩体增加了31门新的阿摩士庄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口径是9——12英寸。他还买了1万支后膛枪，并计划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工厂，他到1886年花了两万多两建造工厂，花了8.4万两买机器、金属和更多的枪支及子弹。这座新兵工厂约有300名雇工，在一员德国工程师的带领下工作，它向刘铭传的部队提供枪炮的子弹，而且当1887年刘铭传为台湾铺设铁路的计划开始的时候，它的金工车间被证明是极其有价值的。[155]
早在1886年，刘铭传就计划在台北和台南之间搞电报，搞海底电线把台湾、澎湖和福州连接起来：所有这一切计划都被认为在军事上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与德商泰来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签订了合同，这两条线路在1887年完成，此时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总局以后的第五年。[156]
正如他在打太平军及捻军的年代那样，刘铭传这位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不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还急于让他的士兵实行西法操练。刘铭传认为，台湾岛上的绿营兵在全国是最下乘的。它的名义上编制是1.4万名，实际数字在1884——1885年是4500名。刘铭传着手搞一项重新训练的计划，从优秀射手中挑选新军官。刘铭传也不满意台湾的勇营。他在1885年的奏折中说，湘淮两军已成“强弩之末”。他主张，实行新的训练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现在当后膛武器已引进国内的时候。“倘令枪码不明，则远近高低茫无准的，是有枪与无枪同矣。”[157]
1885年后期有16营楚勇在台湾，由左宗棠原来将领之一刘璈率领，此人在1881——1885年任台湾道台。刘铭传现在接管了刘璈的楚勇，还统带着他本人带到台湾来的10营淮军。淮军的补充兵员主要从刘铭传的家乡合肥取得，这使他到1888年拥有总数达43个营，即2.2万人马。两位欧洲教官训练着他的士兵。[158]
刘铭传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规定的五年期满以后每年还有80万两协饷收入。可是，他找到了弄到岁收的办法，这就是要使农田的实际所有主缴付更多的税。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调查，而这项工作在清代却从未在一省的范围内开展过，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湾二省以外。李鸿章知道中国农村的既得利益集团壁垒森严，所以他在受任直隶总督以后的1870年明确指出：“通省清丈，断办不到。”[159]可是，刘铭传1886年恰恰着手解决了这个问题，结果把台湾地赋的估计收入从183366两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468两。
在这一时期之前的两年中，刘铭传已经成立了两个清赋局，一在台北，一在台南，挨家挨户编造土地清册。他正在利用渡过福摩萨海峡而来的移民两个世纪以来的开拓成果。从18世纪初起，数量不大的人们（有人说台湾全部是四万人）曾得到政府的专利执照，准许他们开垦大块土地。[160]可是，这些专利执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实际从事垦殖。反之，他门把每块土地分给几个开发者，后者又转而把地再租给佃户。当涌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和地价上涨时，许多开发者实际上又变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户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这些地主在台湾被称为小租户：他们应向那些专利执照持有者（被尊称为大租户）交付他原来收到的土地收成的10%左右。根据传统，只有执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税。由于台湾岛上清朝官僚体制的腐朽无能是臭名远扬的，专利执照持有人往往连并不沉重的地税也予以规避。例如，刘铭传惊愕莫名地发现，淡水全县每年的土地税仅能收780两！另外，许多专利执照持有户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户常常是具有绅士地位的很大的地主，他们根本不纳税。
至少在台湾北部，刘铭传赢得了当地绅士领袖人物的合作，税制改革进行得颇为顺利。小租户是实际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发给地契，并且每年比照他们的土地征税。原来的专利凭照在理论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户每年向专利执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减少了40%。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台湾北部实行。可是，这改革在台湾中部和南部却遇到了抵抗，这部分是由于土地调查中的种种弊病。1888年，在彰化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起事，它是由当地的地主施九缎领导的。[161]虽然新税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广，刘铭传认为必须与台湾南部的更加巩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妥协，于是同意了这样一个方案：某些专利凭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而与小租户一起分担新征的土地税。
同时，刘铭传还想开辟该岛的商业财源。他开征了种种厘金税，但由于外国商人的反对，许多种厘金被停止征收。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馏厂征收樟脑税，不过他不得不准许外国商人免交厘金税出口。这些收入来源，加上关税和土地税的留成（即平余，这是征税所收之铜钱折算成银两的“成色差额”），使得刘铭传治下的台湾甚至在1889年协饷已经停解之后岁收总数仍能达到212万两。[162]
刘铭传用这有限的资财计划了许多亟待开发的项目：办铁路，开航运，采煤，兴建一所洋学堂，聘用外国人训练军队。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国都必须为防御日本而进行准备之际，刘铭传的部队却必须在台湾的高山密林之中与“凶残的生番”作战。
台湾土著和汉族移民之间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当移民到19世纪80年代估计增加到了250万人的时候，自然要引起对较低山丘可耕地的争夺，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跑，或是被降服。那些随波逐流并心甘情愿来到台湾的清朝官员们，从未制定出一项令人满意的“山区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间的冲突历久不衰；后者也购买了火器并且善于把守山隘，他们经常突袭平原，杀人泄愤。[163]刘铭传部分地为了便于同他们作战，部分地为了取得樟脑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条横亘东西两海岸的道路，穿山越岭，止于彰化。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数以百计的清军士兵和几位最好的淮军军官染病而死于瘴疬地区。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合计与“生番”打了40次仗。尽管他使用了机关枪和野战炮，他的部队仍吃了几次大败仗，例如1889年在宜兰附近便损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儿在内。清军的士气很低；[164]在旷野地方作战并无战利品可资掳获，这就使得这种对土著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或打回民的战斗。
刘巡抚既一丝不苟，又富于创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台刘璈贪污，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区的官僚和地主势力。为了吸引品性卓异的文官到台湾服务，他在1886年上奏说：和在新疆一样，凡到台湾服官积功满3年以上者，准其回大陆后优先擢升。刘铭传不得不从吏部为台湾挂牌的人员中挑选府县长令。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鉴于台湾环境的特殊，10年之内那里的县令应由巡抚荐举，特别是要从有地籍调查经验的人员中荐举。吏部认为，该部在台湾10年停止任免人员的时期太长，而清帝则准许他3年之内可自选县长。[165]
和李鸿章一样，刘铭传也设专局来经办他的新事业。但在1889年，清廷强调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减这样的局及其人员，而凡属必不可少者，应将它们的财政情况定期上报户部。[166]当清廷的政策实际上决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时，刘铭传的倡议就几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在19世纪80年代，甚至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也不得不归还70年代政府所举的公债。[167]
到了1890年，刘铭传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样逐渐丧失了希望。甚至他的卓越的地籍调查工作也被御史们攻击一通，说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乱。[168]刘铭传开设了一个商务局（英文名称为The Formosan Trading Company），它的经费来源一为台湾官方资金，一为私人所认捐款，特别是新加坡华侨的捐款。虽然它在1888年拥有两艘英制新轮船，但它在与外国商号的竞争————甚至在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竞争————中，一直赔累。1888年，刘铭传改组基隆的著名煤矿为官办的“基隆官煤厂”。但它缺少周转资本，所以刘铭传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140万两的投资，其条件是这个企业应在20年内在台湾享有垄断机器提炼煤油及机器采煤的权利。可是，北京拒不批准。为了挽救基隆的煤矿，刘铭传在1890年6月重新奏请清帝：这些矿井可以交给一位广东人率领的一批中国人经办。扩资之后，台湾政府将出此资本的三分之一，接受其相应份额的红利。从这个迹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势，并且也可看出他的庇护人李鸿章的影响下降了；因为他为此受到总理衙门及户部的严厉批评，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驳的建议：它们担心这些投资者的后台仍是外国人。1890年10月的一道上谕给刘铭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169]
1891年6月当刘铭传辞去台湾巡抚的时候，他或许有一种慰藉。自从1880年以来他一直为在中国建造铁路奔走呼号，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准在台湾兴建了铁路。在“官督商办”的名义下，刘铭传的商务局从海外华侨那里集资100万两。工程进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台北和基隆之间长20英里的路面已被铺轨15英里，而两年以后，在他的后任邵友濂的任期内，台北和新竹之间42英里的铺轨工程也得以完成。[170]它的起步是缓慢的，但在1894年全中国仅有319英里铁路，包括台湾在内。在直隶，李鸿章花了20年时间才建成一条长257英里的铁路。
武备学堂和它们的问题
中国第一所训练陆战人员的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直到1885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师学堂兴办的五年之后。在这方面迟迟才动手是叫人很难理解的，鉴于李鸿章在70年代就已经大力向欧洲和美国派遣人员去接受军事训练，这种现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171]早在1875年美国将军埃默里·厄普顿即曾向李鸿章建议应开办一所中国的武备学堂，但李鸿章以厄普顿的建议花费太大而加以拒绝，因为它需要从美国陆军聘用九位教师和教官，还加上一个学六年英语的方案。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鸿章兴办一所武备学校，但只是在1884年他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因为：中法战争方兴未艾；几位德国教官已到达中国；他的某些将领————特别是周盛传————改变了态度。[172]
迟迟不能开办陆军学堂，无疑是由于大多数勇营军官抵制向他们带领的部队中输进新成分。新式海军则不那么威胁既得利益集团，虽然李鸿章早期的海军军官据说很快就养成了反对新培养的士官生的偏见。甚至周盛传也表示，他虽然赞成按照西方模式兴办一所中国武备学堂，但他也觉得不一定会培训出许多将领来。[173]周盛传基本上满意淮军的指挥结构，他对许多老军官会反对人事的变动是了然于胸的。
李鸿章最初关于开办这种学堂的建议是很有节制的。他只计划训练约一百名下级军官和一些从淮军及练军营伍中选送来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学点军事的文员而已。经过压缩的课程包括天文学、地理、科学、测量、打样、数学、筑城学和军事操练及作战。6名德国军官开始在学堂教书。课程主要以德文讲授，由从同文馆或其他地方调来的译员帮助翻译。李鸿章希望学生们能在一年内完成学业（实际上要两年），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把新学来的知识传授给同伴们。从1885——1900年用这种方法共对大约1500名士官生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只充当教官；只有少数人成了军官。[174]
1887年春，李鸿章增加了一项旨在培养军官的五年计划。应试者年龄限在13——16岁，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应与其年岁相当。是否合格，应以入学考试为准。最初有40名学生被录取，每个学生必须保证连续在校五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许结婚。父丧或母丧可以准假，但假期很短。[175]这五年学程是相当严厉的：头三年学一门外语（德语或英语）、算术、代数、几何、机械学、天文学、自然科学、地理、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和经书；后两年包括射击学、军操、筑城学及其他工艺科目。定期考试用来测验熟练程度，评定升级或留级，并作为向上奏报学习进展情况的根据。这种一般的教学方法也用于李鸿章办的威海卫和山海关的军事训练学校中：这些学校被认为是天津训练计划的扩大。[176]
和天津水师学堂一样，这所武备学堂的财源也是来自日益枯竭的北洋“海防经费”。虽然它经办不善和贪污腐化，与外籍教官的关系有困难，学校中存在着语言障碍，学生中间存在种种问题，但中国20世纪初期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该校培训出来的。[177]
此外，在1894年以前开办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备学堂就是张之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中的陆军部分。1885年，张之洞曾经在他新建的勇营部队————即广胜军————中聘用过德国教官。有一两名德国军官在该学堂里教书，但中国教官承担了大部分教学任务。张之洞看来很满意于他们的教学工作，因为他后来选派了毕业生充当他于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强军的军官，而且聘用该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时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执教。[178]
在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已拥有一支不容轻视的陆海军。对李鸿章的淮军和其他中国部队的赞赏不乏其例，北洋海军也赢得了不少好评。[179]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有优势。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国参谋本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取胜。在路透社的一篇访问记中，琅威理预言日本必败。琅威理认为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舰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强大。他说，威海卫是不可攻破的。虽然琅威理也强调过，一切得取决于中国部队的领导如何，但他相信，“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180]。
中日战争的灾难
由于日本迅速侵入朝鲜、满洲和中国本部，人们对中国陆海军优势的幻想马上破灭。与中法战争时双方的决策都犹疑不定的情况不同，中日战争从一开始就被日本发动的、以决心攻占北京为目标的一连串攻势所左右。结局清楚地和富于戏剧性地暴露了中国军事准备的失败和日本军事准备的有效性。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陆海军建设得力于它的社会其他部门的现代化革新，同时它也促进了这些革新。到1872年，征兵制的实施激发了国民意识进一步的觉醒，同时，陆海军教育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军官得以去国外留学，使军事学校得以在国内建立。1878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参谋本部，1883年成立了一所参谋学府。陆军和海军之间能有保证地实行密切的合作。[181]
在把日本武装部队提高到高水平的效率方面，外国顾问和教官们，包括英国人约翰英格尔斯和德国人雅可布·麦凯尔在内，都是出过大力的。麦凯尔帮忙改组了陆军部，提高了参谋本部，改进了军事教育，充实了它的后勤和医药工作。他也帮助把日本军队改组为师的建制，并且告诉日本人“关于实行全国总动员的要求，其中应具备一个战略性的铁路网，一项新的征兵令，以及一套改进的参谋作业”。因此，他在日本取得的成就，比他在中国的同行汉纳根的成就要大得多。英格尔斯也比他的同行琅威理上校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182]
甚至在宣战以前的7月后期，日本人在朝鲜就已向人们表现出这样的成就：它的“将军们知道怎样指挥作战，而军队的组织甚至在一个没有良好公路的国家中也能顺利地运转”。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英国和其他外国观察家一再赞许日本人精于战略和战术，赞扬他们有效能的训练、纪律、勇敢善战、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在运输、军粮供应和医药设施方面的突出表现。中国的战败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虚弱；日本则是靠它的力量打赢了这场战争。
8月份以后，日本在朝鲜的攻势进展神速。[183]8月10日，日本舰队袭扰旅顺口和威海卫以掩护军队的运输；中国海军未能对挑战作出反应。仅仅一个多月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重镇平壤（9月16日）：它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拿下了这个重兵防守的要塞，把叶志超等人统率的淮军一举赶过了鸭绿江。就在第二天，日本舰队决定性地在鸭绿江口击败了中国舰队（见第二章）。这一胜利是伊东佑亨海军上将出色指挥的结果，其战果是摧毁了几艘中国舰只使日本人享有制海权，让日本人得以随意派兵登陆，并谋划特别大胆的作战计划。
在10月份，日本人向满洲长驱直入，在鸭绿江附近的九连城和凤凰城打败了中国人。11月初，他们攻陷了金州和严加设防的中国人阵地大连湾，在这里夺取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621支枪、129门炮、3300万余发枪弹、约250万发炮弹。[184]大连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对貌似“不可攻破的”中国海军基地旅顺口的攻击行动，结果使旅顺口于1894年11月21日失守。这不仅使日本得到了东亚最优良的海军船坞，而且严重地瓦解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使北京陷于惊慌失措之中。
11月底和12月初，日本人在满洲攻占了几个重要据点，如复州、析木城和海城。1894年12月13日海城失守的后果特别严重。它不仅阻断了交通和分割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使沈阳本身也成了易受攻击的目标。在后来的战斗阶段，清军三番五次地企图夺回海城，往往牺牲很重，但迄未得手。
1895年1月初日军占领盖平，使它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的交通联络更便利，也使日本控制了所有从辽东到中国的内陆和沿海通路。本月稍晚一些时候，日本人开始进攻山东，作为向北京作大钳形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在1月18日炮轰登州作牵制性进攻，两天以后侵入荣成，在半个月内经过几次恶战之后攻占了威海卫。用一位法国观察家的话说，威海卫之役提供了陆海军紧密协同作战的“引人注目的范例”。日本“显示了现代的陆战和海战的所有方法：对要塞实行猛袭；巧妙地操纵大炮和船只；（还）敢于发动鱼雷攻击，让港口塞满了被击沉的船只”[185]。
地图13 中日甲午战争
威海卫的陷落对中国人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余北洋舰队的船只不是被击沉，就是被日本人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和其他几位陆海军将领纷纷自裁。现在，从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人可以长驱直入了。在中国人主动提出和平倡议期间，战事继续在山东和满洲两地进行。2月下半月，清军在宋庆（包括淮军的若干大分遣队在内）和其他将领的率领下，在海城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虽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人数之比有时略超过二比一（约6万人对2.5万），日本人仍顽强地守住了城池，使对方伤亡惨重。中国人曾取得几次战术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胜利。[186]
在3月份的头两个星期，日本地面部队在满洲拿下了牛庄、营口和田庄台。此后不久，日本人又开始侵犯台湾，3月25日攻占了澎湖岛。在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1895年4月17日），日本做好了准备，要从南满和山东半岛对北京进行钳形进攻。虽然据说中国人已集结了15万到20万军队在直隶北部，但他们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187]
（张书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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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八旗军和绿营军，见魏源的《圣武记》和罗尔纲的《绿营兵志》。勇营之名初见于曾国藩1866年1月的一篇奏稿，载《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3，第35页。关于东军，见《山东军兴纪略》（卷4，第8页）和《丁文诚公遗集》卷1·4，第37页；卷4·9，第16页。关于豫军，见尹耕云等编《豫军纪略》卷1·3，第11页；卷5· 10，第10——11页；卷12·22，第5——6页。滇军起源于岑毓英在云南省平定回民叛乱之役，见王树槐的《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224——228页。
[2]参照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24——31页。史密斯：《19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载《亚洲历史杂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36——141页。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
[3]罗尔纲：《绿营兵志》，第92——100、126——136、162——164、206——207页。
[4]同上书，第179——181、213——220、237——244页。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卷1·2，第4页。
[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8——19页。
[6]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卷331，第8——9页。
[7]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3册，第475——479、484——491页。神机营核心部队总兵力似保持为6000人之数。迨至1881——1882年，日本人的情报认为神机营本部只拥有3500名步兵，2000名骑兵，500名炮兵。见福岛安正编《邻邦兵备略》卷1，第21——22页。
[8]王尔敏：《淮军志》，第354——35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0页。
[9]《洋务运动》第3册，第459——470、481页。在19世纪60年代中叶，清政府在两个城市聘用外国教官训练八旗军和绿营兵，即福州（从1865年中至1866年）与武昌（从1866年初至1868年中），见同上书，第471——472、482、492——494页。
[10]《皇朝政典类纂》卷333，第11页。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123——125页。
[11]王尔敏：《练军的起源及其意义》，载《大陆杂志》卷34第7期（1967年7月），第216页，文中摘录了刘长佑的奏折。
[12]《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第10页。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卷12，第3、21、31——37页。《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93，第18——19页。
[1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7，第2页。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2，第2856页，1869年2月27日条。
[1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9、36页。
[1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页；卷29，第13、16、18——19页。
[16]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4，第17页；卷19，第16——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86——187页。《皇朝政典类纂》卷325，第4、8——10页。
[17]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2，第9、505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74年7月），第217页。
[18]《皇朝政典类纂》卷326，第6——8页。
[19]见恭亲王1884年1月奏折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奏折，载《洋务运动》，第526页。又见张佩纶《涧于集》卷6，第10页。
[20]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2——73页（注70——73）。关于使用练军镇压地方叛乱，在《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中现在已有更详尽的材料，例如卷2，第302、664、667页；卷3，第172、318、323、399、445、518、753页。
[21]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页。
[22]戈登档案（英博物馆），Add.MSS.52，389（1864年8月26日）；52，393，“关于英帝国势力范围的秘密备忘录”（1864年）。
[23]详见史密斯《外国人在凤凰山的训练和中国的自强》，载《现代亚洲研究》卷10第2期（1976年），第195——223页。
[24]戈登档案，Add.MSS.52，389，1864年6月19日。
[25]《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7页。可是李鸿章在1864年7月指出，由于戈登负责训练计划，“以后无甚波澜”；《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5，第21页。
[26]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7，第10——11页。哈克：《太平军叛乱中的事件》，第526——527页。
[27]丁日昌：《抚吴公牍》卷50，第8页。FO（英国外交部档案）228：453及492，文兹坦利的报告（1868年11月20日及1870年1月13日）。
[28]FO228：54，文兹坦利的备忘录（1873年1月6日）。
[29]特别见金天柱《清真释疑》，第1、4——5、17、19——21、25——28页。
[30]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45——52页。
[31]同上书，第136——184页。陈锦江：《马如龙从云南回民之乱的叛乱者变成了变节者》，载《中国论文集》第20期（1966年），第86——118页。
[32]马德新：《大化总归》前言，著者序，卷1，第15——24、36——40页；卷2，第1——2页。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09——127页。
[33]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第25——37、88——113页。
[34]白寿彝：《回民起义》第1册，第8页；第2册，第106、111——131页。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18页注22。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引用了印度司的档案（第164——189页）。参照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第141——150页。
[35]佐口透：《18和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34——538页。贝柳：《克什米尔和喀什噶尔：1873——1874年喀什噶尔旅行记》，第321——327页。
[36]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册，第311页。佐口透：《18和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59——579页。弗莱彻：《中亚的苏菲教派和马明心的新教》，载陈阶贤（音）编《第四次远东阿尔泰会议纪要》，第75——96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8，第35、63——64页。
[37]朱文长：《谈有关西北回乱的两个问题》，载《清华学报》卷5第1期（1965年），第135——137、141页。
[38]东阿居士：《秦难见闻记》，载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93——96页。
[39]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册，第311——312页。
[40]除非另注出处，我们关于陕甘两省事件的概述均取材于朱文长的《1862——1878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41]特别可参看1863年甘肃宁夏边境绅耆通过御史上皇帝的请愿书，载于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34页。
[42]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5，第23页。黄河的支流据信为湟水（见马修斯的《汉英字典》条目第2289号），它连接着青海的西宁和甘肃东南部。
[43]这两种著作均见上面213页注4，以及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
[44]《纪事》（原系用中文化的阿拉伯文写成的残卷，由庞士谦译成中文），载《回民起义》第3册，第240页及第1页对面的图版。
[45]引自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64页。
[46]我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特别是对新疆事件的研究，很得益于当前弗莱彻教授关于清代亚洲腹地的历史考察的手稿。在见解方面，我们也要感谢纽约州立大学拉尼·布鲁斯·菲尔兹教授，我们从他的《左宗棠与回民：1868——1880年在中国西北实行的经世之道》一书受到很多启发。
[47]妥明（妥德林）据信从甘肃河州来，在到达新疆之前曾访问过金积堡。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1册，第449页。
[48]徐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年》，第27页。
[49]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载《中亚杂志》第6期（1961年），第145——148页。
[50]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61——62页。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第149页。
[51]阿尔德：《1865——1895年英属印度的北部边境》，第15——48、303——305页。
[52]引自V.G.楚尔南《喀什噶尔和中亚的政治，1868——1878年》，载《剑桥历史杂志》卷11第3期（1955年），第328页。又见徐中约《伊犁危机》，第34——35页。
[53]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载《近代中国研究》第3期（1959年），第132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0，第66——67页；卷37，第6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6页；卷11，第32页。
[54]《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1，第18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23——26、52页；卷11，第10页。
[55]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0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1——52页。
[56]《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45页；卷14，第48、55页；卷16，第27页。《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1，第34——35页。
[5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9，第17页。
[58]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2——119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力范围的再估价》，第204页注58——59。
[59]《大清穆宗实录》卷220，第26——27页；卷244，第19——29页。
[60]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3——114页。
[61]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9——63页。
[62]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27——128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第10页；卷38，第63页。
[6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16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2、52页。
[64]《大清穆宗实录》卷261，第24页；卷262第17——19页；卷263，第10——11页；卷276，第23页。1871年曾在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旅行过的普列杰瓦尔斯基记录了东干人对这两处地方侵袭的后果，见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德尔马·摩根英译本）卷1，第198、201、238注、259页。
[65]《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19、26、36页。
[6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页。
[6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3、27、28——29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5页；参照卷11，第29页。
[68]《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55页；卷11，第7、10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3，第2——3、17页。
[69]贝尔斯：《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第246——247页。
[70]《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4，第60——61页。
[71]关于陕回从甘肃西南部驰援金积堡的记载，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528——533页。
[72]《大清穆宗实录》卷277，第1——3页。
[73]《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2、23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1——2、21页。
[74]《大清穆宗实录》卷276，第7页；卷282，第15页（第6行）。《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1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41页（第8——9行）。贝尔斯的《左宗棠》一书第240和248页上的地图。
[75]《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21、27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6，第65页；卷37，第12——13、59页。
[76]《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3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60页；卷38，第3——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9页。
[77]《大清穆宗实录》卷293，第17页；卷309，第22——23页；卷312，第10——11页；卷313，第1、11页；卷315，第6页；卷319，第12页；卷320，第12页；卷321，第16页。1870年12月普列杰瓦尔斯基在库伦即听说东干人袭击了乌里雅苏台。他记述说，一支俄国分遣队曾被派往库伦，并且停留了一年多时间；见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卷1，第16、62页。
[78]关于左宗棠的告示，见《回民起义》第4册，第1页（图版）。按照乾隆时代的前例，清帝没有批准左宗棠在全帝国实施这条禁令的奏请；《大清穆宗实录》卷310，第15——16页。
[79]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46——47页。
[80]《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第5——10、36、61——64页。
[8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2，第50——51页；卷43，第24——25页。
[8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第23、32页。陈其田：《左宗棠：促进中国船政和羊毛纺织业发展的先驱》，第51——53页。
[83]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49——15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8页。
[84]《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3，第65、85——86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第34——35页。
[8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第19、79页。
[86]《左文襄公家书》卷6，第58页。
[87]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54、174页。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54页。
[88]文祥在一次决定性的宫廷会议上发表的意见，被这位资深的政治家吐露给了一位北京官员李云麟。见李云麟《西陲事略》，第2——3页；又见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7，第36——37页。
[89]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9——122页。汇丰银行在各通商口岸发行债券，以筹措这五百万两款子。1877年10月赫德写道：“政府给中间人（胡光墉）15%的利息：他付给银行10%，银行付给公众8%。”见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的信件》第1册，第251页。
[90]徐中约：《对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载《中亚杂志》卷12第1期（1968年），第56——58页。
[91]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92、127页。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89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8，第69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53页；卷16，第27页；卷17，第1、39页。关于左宗棠的屯田实验未能满足他的军事需要这一点，见于王宏志《左宗棠平西北回乱粮饷之筹划与转运研究》，第96——97页。
[9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49页；卷15，第41——42页；卷16，第31页；卷17，第14、15、36页；卷18，第26页。皮亚塞茨基：《在蒙古和中国的俄国旅行家》卷2，第156——157页。
[93]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79页。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第142页注13。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6，第36、44页；卷7，第23——2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59页；卷16，第65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5——6页。
[94]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 197——206、243、249——250页。弗莱契特林：《1863——1881年英俄在东突厥斯坦的抗衡》，载《皇家中亚学会学报》卷26第3期（1939年），第483页上引用了英国的档案。
[95]《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34页；卷16，第10页；卷17，第5页。徐中约：《左宗棠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第59页。
[9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3——4、58页。
[97]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0——181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11页。
[98]《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9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35页。
[99]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2、247、25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22、34页。
[100]关于1878——1879年间清军同新疆不同回民集团的较小的冲突，包括可能是白彦虎及其他东干人所挑起的边境侵袭在内，其记载可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641——657页。
[10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7页。
[102]见约瑟芬·奈兰·周《1759——1911年新 疆的边疆研究及行政变动》（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第六至七章。
[103]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64页。
[104]关于李鸿章主办的重大事业项目，其清单见K.H.金《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观察》，第4——12页。
[105]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199页注35。
[106]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1——202页注49。王尔敏：《淮军志》，第356——361页。
[107]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169——170页。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3页注5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52页；卷26，第38——41页。
[108]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4——35、38、40、49页；卷4，第3——4、10页；《外记》卷1，第7页。
[109]《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4页；卷2·2，第1——2、13页；卷4，第19——24、26——27、32——33、37页；《外记》卷1，第11——23、44页。关于派学生去德国接受军事训练的材料，见王尔敏《淮军志》，第203页。
[110]《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14——18、34——47页；卷4，第26——34页。关于戈登的战术思想，见《北华捷报》1880年9月11日。
[111]福岛安正：《邻邦兵备略》卷3，第45——46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册，第4、57——59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英国陆军部档案》，33/4（1880年）第127——130页。
[112]《周武壮公遗书》卷1·1，第19页；卷1·2，第41——42页；卷2·2，第22页；卷4 第36——37页；《外记》卷1，第14、18——21、23、36——37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册，第57、197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第129页。
[113]《周武壮公遗书》卷2·2，第16——17页；卷4，第32——47页。
[114]《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3、49、56页；卷2·2，第1——8、13页；《外记》卷1，第50页。王尔敏：《淮军志》，第146——147页。
[115]见周盛传的军歌，载《周武壮公遗书·外记》卷1，第50——52页。关于一些具体问题，见同上书，第37、39、41页。
[116]《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1——56页。
[117]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7章。王尔敏：《淮军志》，第275——290页。
[118]王尔敏：《淮军志》，第284——289页。《周武壮公遗书》卷2·2，第15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第46页。
[119]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68——81页。斯坦利·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467——478页。
[120]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79——81页。威廉·曼切斯特：《克虏伯的武器1587——1968年》，第150——151页。
[121]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71、73——77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7，第32——34页；卷40，第52——56页。
[122]舒斐尔特给参议员萨坚特的信（1882年1月1日），具载于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1839——1939年的外交档案和公共档案》，第163页。
[123]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85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46——49、177——178页。
[124]《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41页。
[125]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537——538页。
[126]引自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92页。
[127]除了别的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8——50、87——90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169——174页。
[128]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98——200页。
[129]考尔迭：《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2，第481页以后。《北华捷报》增1885年5月22日。麦卡利维：《黑旗军在越南》，第230——231页。
[130]《北华捷报》1885年5月22日。斯科特：《中国的兵勇》，载《亚洲评论季刊》第1期（1866年），第226——244页。
[131]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3，第5、9——11页。
[132]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15页。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66页注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7，第13——14页。参照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第180页。
[133]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季刊》5（1973年），第2页。在谈到曾国藩的计划时，李鸿章1871年写信给他说：它“目前固办不到，内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1，第1页。
[134]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第14——18页。
[135]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4——135、145页。
[136]同上书，第131页。张其昀等编：《清史》第6册，第902页。
[137]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洋务运动》第1册，第117——118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57——58页。
[13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第60页。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学刊》第1期（1969年），第21页。
[139]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8——31页。
[140]《大清德宗实录》卷209，第1页；卷221，第10——11页。醇亲王的信具载于《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2，第22——23页；又见卷2，第36页。斯坦莱：《清季的财政改革者胡光墉》，第58页。
[141]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6——28页。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39页。《洋务运动》第3册，第12页。
[142]《北洋海军章程》，载《洋务运动》第3册，第195——264页；又见第200、203、206页，并散见其他各处。
[143]关于醇亲王的请求及督抚实筹二百万两款项的支配问题的讨论，见吴相湘《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第151——170页及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38——42页。
[144]《大清德宗实录》，卷252第1页；卷294第9页；卷296第8页。
[14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1，第3页：卷74，第33页；卷76，第50页；卷78，第53页。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231页。王家俭：《旅顺建港始末》，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第261页。
[146]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58——163页。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473——474页。
[147]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5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载《皇家联合兵种杂志》第42期（1898年6月），第720页。
[148]《北华捷报》1890年6月6日、7月4日及8月15日；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797、801页。参照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62——63页。
[149]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08——113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4——57页。参照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91页。
[150]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232——236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8——60页。《北华捷报》1892年11月18日；1894年1月12日。
[151]《大清德宗实录》卷215，第5页。《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4页。
[152]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9、283——319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131页。黄家谟：《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1968年4月），第179——180页。
[153]《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1、3页；卷8，第16、18页。又可参照林东辰《台湾贸易史》，第186页。
[154]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247页。斯派德尔：《1884——1891年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与财政改革》，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5第3期（1976年5月），第458页。
[155]斯派德尔：《1884——1891年刘铭传在台湾》 （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第165——166、170——172页。
[156]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3第1期（1963年11月），第47——48页。
[157]《刘壮肃公奏议》卷2，第11——14、20页。
[158]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0页注46。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168、177——178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202页。
[159]《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35页。
[160]这一节关于刘铭传的土地税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叙述，所根据的是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2——454页。迈尔斯：《1684——1895年清帝国治下的台湾的传统经济》，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学报》卷5，第2期（1972年12月），第383——386页。威克伯格：《十九世纪后期台湾的土地租赁》，载戈顿编《中国地方史中的台湾研究》，特别请看第86——88页。
[161]见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4页注64。
[162]《刘壮肃公奏议》卷8，第21——22页；参照第20页。
[163]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114、135页及以后诸页、252页。
[164]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288——294页。
[165]《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5页；卷9，第17、23页。关于清帝对刘铭传1889年奏疏的批答，见卷9，第23页。
[166]《大清德宗实录》卷276，第13——14页。
[167]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133页表11。
[168]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405页注14；又见《刘壮肃公奏议》卷1，第20页。
[169]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40——42、44——46页。黄家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第223——235页。《大清德宗实录》卷288，第89页。
[170]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50页。参照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3，第77——78页。
[171]关于中国学生未能进入西点军校的问题，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875年》第1部分，第227——228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82——83页。
[172]米契耶：《厄普顿的生平和书信》，第290——298、309——310页。《洋务运动》第3册，第552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4（1976年4月）第319——320页。
[173]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第324、339页注18、341页注36。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85页。
[174]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1——62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7——8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3，第42——44页；卷74，第23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第717页。
[175]《北华捷报》1887年4月13日。
[176]《北华捷报》1887年4月13日。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3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8页。
[177]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9——19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第84——85页。
[178]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10——113页（特别是注42）。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4——65页。
[179]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佚名者《中国和日本的军队》，载《美国兵役杂志》第15期（1894年），第255——259页。《北华捷报》1890年6月6日，1894年6月29日和7月27日。
[180]《北华捷报》1894年9月21日。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2、169页。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第140——141页。
[181]山县有朋：《日本的军队》，载大隈重信编《新兴日本的五十年》第1册，第209页。史密斯：《中国和日本军事方面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杂志》，16（1976年），第11——23页。
[182]见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特别请看第三、四章。布拉塞编：《海军年鉴，1895年》，第91页。杰恩：《日本帝国的海军》，第36页。瓦格茨：《军人的国防与外交》，第185页。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89页注28。
[183]下面的叙述主要根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1——108页。《日清战争实记》，中译文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18——286页。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编：《日中战史》第1册。布雅克：《论中日战争》。郭颂平（音）：《中国对外人蚕食的反应：专论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后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53年）。郑昌淦：《中日甲午战争》。刘凤翰：《甲午战争双方兵力的分析》，载《中国一周》，829（1966年3月14日），第13——16页，830（1966年3月21日）第11——14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瓦拉：《东方的战争》，载《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卷21第4期（1895年），第691——739页。关于有关的日文著作，见关于本章的书目介绍。
[184]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215、223、231页。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34——36页。《日清战争实记》，载同上书，卷1，第246——256页。
[185]索瓦热海军少校：《中日甲午战争》，第204页。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303——304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69——275页。
[186]《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75——278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63——65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0——227页。
[187]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90——108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62、70——71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9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81——285页。
李鸿章的财政资源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多。在1875年清帝许诺的每年400万两“海防经费”中，到1877年后期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二百万两，因为各省受到另外更大的压力，要它们给左宗棠远征新疆之役提供经费。可是，李鸿章得到了南洋通商大臣————特别是沈葆桢————的合作，还是能够扩充他的舰队。沈葆桢把原来南洋水师订购的四艘英制炮艇让给了李鸿章。在日本于1879年吞并琉球以及伊犁危机期间俄国的海军威胁发生之后，李鸿章在1880——1881年奉旨向德国定造两艘斯特汀式铁甲舰和一艘钢甲巡洋舰。它们的财政来源有下列几个方面：“海防经费”项下的各种拨款；轮船招商局为偿付政府过去债款转来的100万两；皖南盐商捐赠的60万两；以及向专用于外交用途的海关收入所借的“借款”。[121]1881年订购的德国船只直到中法战争以后才运到。与此同时，李鸿章还计划在满洲南端的旅顺口搞一个大型船舶修造厂。旅顺和山东的威海卫将成为他的海军基地。
1882年，清帝国可以号称它拥有约50艘战舰，其中约半数为中国自造。李鸿章直接经管着12艘船————8艘小炮艇，两艘1350吨的巡洋舰（通过赫德向英国阿摩士庄厂定造），以及两艘福州船政局的产品。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特（1881年李鸿章显然曾考虑要让他暂管北洋舰队）赞扬了他所视察的英制船只，他说：“每一项现代海战工艺器械都装备到了这些新舰艇上：用水力操纵的具有大口径和高速度的炮，以及机关枪、电灯、鱼雷和鱼雷艇，双螺旋桨引擎，钢制金属撞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的确，这个舰队的材料是完美的，但是很显然，若要使它确实发挥效益，它还需要有一支有文化水平的队伍和一个完善的组织。”[122]
李鸿章不是没有觉察到人事方面的问题。他支持1872年派遣留学生使团去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一部分原因便是寄希望于它可能提供受过西洋训练的陆海军人才。总理衙门在1881年想撤回留美学生，李鸿章对这一意见作了妥协，这部分的是因为，与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相反，安纳波利斯军校和西点军校不接受中国学生受训。1876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制造局添建了一个电动鱼雷厂。也就在这一年，他派了七名淮军军官去德国学习战争技术。但在19世纪70年代，为中国的海军提供军官的最好的来源是福州船政局训练的士官生。虽然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有一个小规模的船上训练计划，但在福州举办的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被认为更加完备。[123]
到了1873年秋天，4名从福州船政局修船科毕业的士官生已取得舰长或大副的资格，另外四名出航服役者也将获得同样的军阶，其他六名可能在次年春天取得资格。一年以后，14名轮机舱科的毕业生被委派到福州造的船上，其他7名合格的工程师则等待分配。李鸿章急于想利用这批由在华洋人训练出来的专业人才。1877年，第一批30名福州学生经李鸿章和沈葆桢的荐举被派到欧洲去深造（见上卷第十章）。1879和1880年回国后，他们都在舰只上或福州船政局获得了重要的职位。有几个人为李鸿章效劳。
1875年以后，福州船政局日趋衰落，这部分是因为现在已没有什么洋员留任。头两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和丁日昌卸任后，福州船政局的行政落入了能力较差的人员的手中。不久，它就被批评为软、懒、贪的摊子。行政经费被削减，这表明北京和省级官员都对它减少了兴趣。1881年年中的一道上谕曾引用一份奏折中的大意说，在多年的代价高昂的训练之后，中国海军学生仍然不知道怎样驾驶船只。虽然这些指控往往是保守派或派系斗争所调唆出来的，但从欧洲留学回来的某些福州士官生的才能确未博得信任。李鸿章本人也把他们形容为“文秀有余，威武不足”[124]。
李鸿章现在想法寻找一个更可靠的来源，以便得到用西式方法训练的中国海军军官。1880——1881年，他在天津开办了自己的水师学堂。它的第一任学监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严复，他在格林威治深造过，后因翻译西洋政治思想著作而享有大翻译家的盛名。水师学堂的外国教官包括海关派来的三位官员和一名年轻的美国人阿灵敦。1882年，李鸿章通过赫德招来了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此人曾帮助把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订购的几艘阿摩上庄船只弄回中国。琅威理给李鸿章当了约两年北洋水师总查，但他不直接在天津水师学堂的编制内。作为海军提督丁汝昌（曾任淮军骑兵军官）的副手，琅威理的主要工作是训练李鸿章舰艇上的现役人员。[125]
天津水师学堂在主要课程和学制方面（见上卷第十章）类似于福州船政学堂的英语班。它开设两个科：一为1881年开设的驾驶科，一为1882年开设的轮机科。为了想吸引那些不进学堂就会受科举制度引诱的才智之士，李鸿章在水师学堂的告示中强调指出，中国的新式舰只将给上层家庭出身的青年人提供进入仕途的新机会。在说到福州毕业生的时候，他指出：“那些受人尊敬的家庭出身的子弟……已经学有所成……而且当上了舰长。有些人现已官至二三品，并且被授过了勋章。”[126]这水师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只经过三年学习就毕了业。他们在中法战争中处于戒备状态的舰艇上继续接受训练。虽然北洋舰队几乎没有参加这次冲突，但是由于英国是中立国家，琅威理仍被迫退出中国海军的现役。他的一位临时的继任者德国人式百龄，完全是一个无能之辈。琅威理直到1886年初才又在中国海军中工作。
中法战争及其后果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对中国过去20年间所执行的新式陆海军计划的第一次外部考验。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两年之内的陆上和海上的零星战斗中，中国人在经费、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丢失了对安南（中国人对越南的称呼）传统的宗主权，而且必须让法国人在商业上侵入华南内地诸省（见第二章）。
可是，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127]在中国于1884年“非正式”宣战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永福的黑旗军有效地在东京困扰法国人，有时设壕作战，有时巧设埋伏以伺机狙击。1884年6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的军官王德榜统率勇营参加作战，在北黎附近经过三天苦战之后打败了法国人。8月初，著名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的军队打退了法国舰队司令礼士卑士对台湾基隆要塞的进攻；10月份，法国人又在淡水遭到严重的挫折。1885年3月23日，中国人在中国——安南边境的镇南关击败了法军，并且在往后的两个星期中接连收复了重镇谅山和安南的其他据点。在某些人看来，当和平谈判迫使双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敌对行动时，中国人正在胜利的边沿。
然而，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闹得很紧张，而且谣传法国人正想在北面帮助日本人与中国交战。[128]此外，中国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严重困难而大伤脑筋。正当北京的决策人继续举棋不定时，省一级督抚官员却完全陷于思想混乱之中。这种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福州地方上，因为1884年8月23日这里的11艘舰只组成的中国建造的“现代”舰队，不到一小时就被法国人摧毁。随着福州这次创巨痛深的惨败之后，以江苏为基地的南洋舰队也由于领导无方、训练糟糕和纪律松弛，在试图打破孤拔将军对台湾的封锁时大败亏输。
甚至中国在陆战中的胜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刘永福在东京取得的有限的胜利，部分是由于黑旗军在非正规战争中东奔西突的勇气，但是这些遭遇战也表明了法国人的弱点：犹疑不定，后勤困难，战术措置失宜，完全缺乏准备。当1883年12月13——16日法国人在山西发动一次协同一致的攻势时，黑旗军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击”。法军在四个月后占领北宁的时候，刘永福据说是不战而退的。[129]甚至经常被吹嘘为中国大捷的谅山之战，法军之战败似乎不是由于清军的战斗力高和训练有素，而是由于人数上占压倒优势以及法军供应上存在的问题。目击者的记述表明，尼格里将军的部队极端缺乏火药和其他供应，因为法国的“苦力队”大批地开了小差。根据一位西方观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国人认为是同情中国人的）的说法，谅山地区的清军装备得很好，但训练和领导都极差。[130]胜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国军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为没有中国军事制度影响的缘故，而且中国人的伤亡几乎总是比法国人的伤亡大得多。只有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才能够一比一地坚持与法国人交战，这大部分应归功于刘铭传的精明的准备工作和几位淮军军官的指挥才干。[131]
李鸿章通常被指责应对中国海军在中法战争中的覆没负有责任。批评家们认为，如果他一旦接到请求就愿意立即派遣北洋舰只南下，他是有可能保住福州舰队的。他和南洋大臣曾国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战时只顾本省一地之利。但是，李鸿章之专注于北方防务是情有可原的，甚至连张之洞也认识到这一点，这特别是因为日本在朝鲜的活动正在日益加紧。此外，就法国人来说，他们实际上也打算进犯北方。他们之所以还不敢放手进攻华北，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李鸿章的部队。[132]李鸿章虽然很明显地不急于以反对法国人来考验他的舰队，但他并不缺乏爱国精神。中国所处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整个清帝国的行政制度，很不利于对法国的挑战作出迅速而举国一致的反应。
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
虽然某些文人和官员相信，中国在1884——1885年与法国作战时实际上是打赢了陆战，但是，中国海军的缺点却是暴露无遗了。有许多人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例如应谋求更集中的协同作战。早在1870年，政界元老曾国藩就已经提议，需要把海军船只置于单一的指挥之下。[133]1885年这个意见至少在名义上突然变得可行了。1885年10月北京成立了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而以庆亲王奕劻（1836——1916年）和李鸿章为会同办理大臣。这一“中国海军部”的组织可以比得上总理衙门，它最后拥有6名帮办，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员则主要是满人。[134]醇亲王本人这时似乎已转而相信自强运动。但海军衙门应该主要被看作慈禧太后及其宠幸们所搞的鬼把戏，意在与李鸿章分享北京能从各省提取的经费，虽然它表面上的动机是无可指摘的。
它的背景是1884年4月宫廷政治中发生的一件大事。一位御史攻击恭亲王和军机处应对东京的军事挫败负责，作为摄政者的慈禧太后便降旨解散了整个军机处，而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五名新军机大臣来接替。恭亲王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从总理衙门免职，它的领导权交给了庆亲王。作为年轻皇帝的父亲，醇亲王不便在军机处或总理衙门供职，但慈禧太后再次降谕，“着醇亲王奕譞（就军机处事宜）一并与议具奏”[135]。醇亲王的心腹顾问中有孙毓汶：这是一位精明而贪得无厌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军机处供职，直至1895年，即醇亲王死后的第四年。[136]
虽然醇亲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机期间也站在“主战派”一边，但他过去对海军事务却不感兴趣。他曾给神机营买过西洋军火，但直到1881年初他才开始以矛盾复杂的心情对铁路和机器开矿表示兴趣。[137]他和慈禧太后之决定成立海军衙门，无疑是受了李鸿章1885年9月份在北京作三个星期逗留时的影响的结果，那时这个计划正被提出来反复加以研究。
李鸿章非常急需经费来维持和建立他的舰队及其相关的设施。虽然他同伊藤博文在4月份就朝鲜问题签订了协议，李鸿章仍然相信，中国迟早会因它的这一最邻近的藩属而与日本相对抗。醇亲王也能够看到朝鲜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他的异母兄弟和政敌恭亲王由于反对慈禧太后喜爱豪奢的苑囿宫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太后的愤怒。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每年只从各省收到约60万两用作海防经费。[138]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军衙门看作这样一种手段，即它将迫使各省在满足皇室的园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为海军多出经费。李鸿章别无其他选择，实际上只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起。
清帝现在给各省施加压力，要他们给海军衙门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经费四百万两，按照上谕所说，甚至为此削减绿营和勇营兵额以及废除海军的中国帆船式战船和无用的陈旧轮船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设“海防捐”。为此目的，公开实行卖官鬻爵，官员被鼓励出钱来“报效”，以使自己能够晋升或使过去的渎职行为得到宽恕。[139]
慈禧的当务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宫西面围绕三海的、有许多亭台楼阁的御花园，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后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离宫。早在1885年6月，她曾命令满洲的四大富裕贵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内）帮助苑囿的建设，即伸手要他们捐钱。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几家共捐出24万两。1886年1月的一道上谕，公开为三海建设要求粤海关监督帮助经费，而且还要求海军衙门本身作为“借款”提供款项。醇亲王在12月份写信给李鸿章说：神机营和海军衙门已从当时筹措到的220两中提供了75万两，但池苑工程还需要更多的钱。因此，醇亲王建议李鸿章应该筹集更多的经费。他希望李鸿章的衙署能帮助弄到一笔70万两的外债，其名义是“可否指称创建京师水操学堂或贵处某事”。李鸿章只得照办，而且他显然在这笔外债中增借了22.7万两，以用于他的舰队。这笔钱由当时正在帮助李鸿章搞直隶北部铁路计划（这计划得到海军衙门的赞助）的伍廷芳来筹措，而由德商泰来银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总数为500万马克，年息五厘五，由天津、牛庄和芝罘海关收入于15年内偿清。[140]李鸿章最后放弃了他筹款不举外债的原则————但只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这样做的。
与此同时，李鸿章每年从海军衙门收取他的应得份额约150万两（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过是记在海军衙门账上）。他也从海军衙门接受数额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应付特殊需要。他分别通过驻英国与驻德国公使曾纪泽和许景澄在1886——1887年订购了两艘新的英国巡洋舰和两艘德国巡洋舰。（前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在订购李鸿章的头三艘德国舰只时被指控收受了大量个人佣金，因而已在1884年被撤职。）[141]1888年当新的巡洋舰到达时，李鸿章订出一套北洋海军章程，重新组织了他的舰队。这个章程的内容把英国海军的实际做法、勇营的制度和绿营兵的术语，都兼收并蓄于其中。丁汝昌提督将由两员小军舰舰长辅佐，他们被授予总兵衔，各指挥一艘7430吨的铁甲舰。从2300吨到2850吨的几条巡洋舰则交给军衔为副将的舰长统带。这些舰长一方面得服从提督调动，一方面对自己的舰艇又享有完全的权威，并完全有权指挥支应委员以及管好受训的学生。[142]这是一支给人印象深刻的舰队，它拥有两艘铁甲舰、7艘巡洋舰、6艘炮艇和6艘鱼雷艇。
可是，李鸿章发现他不能进一步扩充他的舰队，虽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购买一种更新式的、经过改进的船只。困难是在财政方面，因为慈禧现在正致力于在北京西北建造颐和园的计划。她从海防经费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钱来建造颐和园，其确切数目是难以弄清楚的。但是我们发现，醇亲王在1888年11月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200万两，存入天津洋行，以其利息用于进一步修造这座避暑离宫。[143]可是，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为1891年3——6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本身的奏折，公然建议颐和园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早在1888年3月，清帝本人就已在一道上谕中宣称，他愿为皇“母”提供休憩颐养的环境以娱其晚年，就像乾隆帝对待他的母亲那样。[144]皇室的伦常显然允许这样胡乱花钱，以尽孝道。
在这同时，北洋海军在1889——1890年继续每年收到约130万两，勉强够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1890年，旅顺口海军基地装备了一个400英尺长的砖石船坞，以蒸汽作动力，俯临一个疏浚达25英尺深的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总共花费了300多万两（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可是，李鸿章因此不能给他的舰队增添一条船了。显然由于慈禧太后的需求不断增加和许多谄谀之徒从夏宫的修建中渔利，海军衙门向清帝建议“停购船械”。[145]
可是，经费来源不足还不是李鸿章的海军所面临的唯一困难。在筹措经费和保护自己的权力的同时，李鸿章还在想方设法解决对合格人员日益增加的需要的问题。随着福州船政局的日就败落，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成了培养下级海军军官的主要来源。1888年，李鸿章在琅威理的帮助下改组了水师学堂；琅威理是在1886年初返回中国的。水师学堂的重订章程表明，它愿意使中国的海军训练赶上西方的现代实际水平。入学要求被提高了，学习年限延长到六年零九个月（包括27个月的舰上训练），定期考试也被规划出来了。章程也包括了关于奖惩、提升和海军礼仪等复杂细致的规定。毕业生还被授予候补千总的身份。[146]旅顺口、威海卫、大沽和北方海岸的其他据点，还提供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设施。
可是，有些中国的高级海军人员的特点是骄傲自大和尔虞我诈。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高级军官与其他地区来的军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有些高级军官对琅威理的非常宝贵的工作表示不满，所以琅威理称这般人为“既愚昧又嫉恨别人的人”[147]。这些紧张关系，再加上琅威理在中国军队中的地位不明确，造成了一次事件，从而使他在1890年辞职。琅威理的去职特别不幸。它不仅促使中国学生被排除于英国海军学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军内部的标准也为之下降。赫德曾经非常痛惜琅威理的辞职，可是也承认他的僵硬态度使他陷入了麻烦的境地。[148]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正在试图改进海军训练，当然，他们的资源必然比李鸿章更受限制。在广州，总督张之洞在1887年开设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其基础是原淮军将领张树声总督1881年在黄埔早已开办的一所训练学校。虽然在理论上张之洞认为海陆军训练同样重要，实际上广东地处沿海，所以他更加重视海军。黄埔学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开办的，它吸收了这两个学校原来的师生员工。吴仲翔曾在福州做过10年学监，并帮助李鸿章创办过天津学堂，现在当上了张之洞学堂海军部分的第一任负责人。虽然海军部分在1887年开始时有70多名学生，后来又至少从福州转来了37名学生，但到1893年只剩下了25名士官生。财政拮据可能是享受公费补助的学生人数严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张之洞又要强调中文学习，又要强调海军技术，这也一定打击了许多学生的学习情绪。士官生在学堂里每一天都奉命读经，以“巩固根本”。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不允许学生应科举考试，可是，张之洞却准许他的士官生这样做。张之洞在1889年后期的调任是对学堂的一个打击。他的继任李瀚章对扩充学堂的计划横加阻挠，而在1892——1894年，臭名远扬的保守派、广东巡抚刚毅则蓄意摧毁了这个计划。在刚毅的任期内，广东水陆师学堂遭停办，洋员被解聘，广东小舰队的现代化船只常年投闲置散，抛锚而不开动了。[149]
在北京避暑离宫附近，于1887年创立了一所所谓昆明湖水师学堂，以此来证明海军衙门的开支已用于正途，它培训了约四十名满洲生员，以便他们去天津水师学堂深造。曾国荃在南京迟至1890年才开设的南洋水师学堂则不那么被人们所耻笑了。它仿照天津水师学堂的榜样，意在为南洋舰队提供军官。据报道，它的入学要求是严格的，课程是完备的，师资（有几位教师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是合格的。但它也不能吸收优秀学生，而且经费显然也很短缺。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战争后才毕业。[150]
刘铭传在台湾
1885年，清廷采取另一步骤以加强帝国的海疆。10月12日，即宣布海军衙门成立之当日，宣布了一道上谕：把前此为福建之一部分而受制于道台的台湾单独另设行省，而以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是原淮军将领，以打败太平军和捻军而蜚声国内，他曾在1884——1885年的法国人入侵中负责防守台湾。1884年他曾任福建巡抚，驻节在台湾。现在他将就任清帝国第二十个行省的巡抚。（福建巡抚之职将由驻节福州的闽浙总督兼任。）刘铭传将单独负责台湾的人事安排，特别要对军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负责。[151]清廷终于迟迟地认识到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及其经济潜力。
地图12 19世纪后期的台湾
自1683年清朝征服台湾岛上国姓爷的后裔之后几乎两百年期间，被葡萄牙人称为福摩萨的这个岛，对满洲人来说是一个边境地区，要放弃它就太危险了。它那里隐匿着许多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来反对清朝。可是，北京还不能贯彻限制中国人从大陆移向台湾的法令。清朝自18世纪中叶以来在那里的记录是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间它不时对起义进行镇压。英国舰船在鸦片战争中炮轰基隆和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辟淡水及打狗（今高雄）为条约通商口岸，才开始使北京憬悟到这个岛的重要性。可是，1874年日本入侵该岛一事，才真正使几位政治家相信加强其防务的迫切需要。1874年危机期间任钦差大臣的沈葆桢在台湾呆了一年，他安装了海岸炮台，并且计划在基隆搞一个机器开采的煤矿。1875——1877年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对台湾事务给予很大的注意，并在1876——1877年冬春之际视察过该岛。他目睹过基隆各矿第一次用机器采煤，又由于他的出力，台湾府（台南）和打狗之间的一条30英里长的电报线在1877年才得以铺设。丁日昌还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把台湾建成华南的海军基地；建一条纵贯该岛南北的铁路以便利战时运兵。这些设想原则上虽已被清帝批准，但各个方面都不给予财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财源的闽浙总督更加如此。丁日昌视察了岛上的绿营兵，发现贪污成风，例如有许多“士兵”只在花名册上列有虚名。由于他的建议，至少台湾的10名绿营军官被裁汰，包括总兵和一员副将在内。可是，丁日昌本人对有机会在台湾贯彻他正在进行的各项革新事业的这一幻想也破灭了。从1875年以来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击，其凶险程度较之李鸿章所受到的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攻击得特别厉害的是他想拥有铁甲舰和倾向西学的观点。丁日昌于是乞病（这也是实情），请辞去福建巡抚职务；这辞呈在1878年4月被清帝接受。[152]
丁日昌对台湾的幻想现在等待刘铭传巡抚去实现了。刘铭传在中法之战之后来到台湾就任，他得到的财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以及它们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关税收入在1886——1889年每年达45万两，后来还略有增加。这笔款项都被拨做台湾陆军费用。1885年，清帝每年另给刘铭传80万两，为期五年。这个数目由福建省库和福州海关出资44万两，另由上海、九江、汉口、宁波和广州等海关出36万两。[153]鉴于他的计划庞大，刘铭传的总收入还是不丰裕的。他被当时的外国人誉为“非凡的中国官员”，不过，一位现代的审慎的学者把他五年的巡抚政绩评为“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瑕瑜互见的记录”[154]。
刘铭传忠实信奉李鸿章关于武装备战的重要性的主张，所以他马上通过欧美商号大批订购大炮和枪支。在刘铭传以前，沈葆桢、丁日昌和其他人士已经用大炮装备了台湾和澎湖的要塞。从1856年开始的三年内，刘铭传给台湾和澎湖的炮兵掩体增加了31门新的阿摩士庄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口径是9——12英寸。他还买了1万支后膛枪，并计划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工厂，他到1886年花了两万多两建造工厂，花了8.4万两买机器、金属和更多的枪支及子弹。这座新兵工厂约有300名雇工，在一员德国工程师的带领下工作，它向刘铭传的部队提供枪炮的子弹，而且当1887年刘铭传为台湾铺设铁路的计划开始的时候，它的金工车间被证明是极其有价值的。[155]
早在1886年，刘铭传就计划在台北和台南之间搞电报，搞海底电线把台湾、澎湖和福州连接起来：所有这一切计划都被认为在军事上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与德商泰来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签订了合同，这两条线路在1887年完成，此时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总局以后的第五年。[156]
正如他在打太平军及捻军的年代那样，刘铭传这位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不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还急于让他的士兵实行西法操练。刘铭传认为，台湾岛上的绿营兵在全国是最下乘的。它的名义上编制是1.4万名，实际数字在1884——1885年是4500名。刘铭传着手搞一项重新训练的计划，从优秀射手中挑选新军官。刘铭传也不满意台湾的勇营。他在1885年的奏折中说，湘淮两军已成“强弩之末”。他主张，实行新的训练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现在当后膛武器已引进国内的时候。“倘令枪码不明，则远近高低茫无准的，是有枪与无枪同矣。”[157]
1885年后期有16营楚勇在台湾，由左宗棠原来将领之一刘璈率领，此人在1881——1885年任台湾道台。刘铭传现在接管了刘璈的楚勇，还统带着他本人带到台湾来的10营淮军。淮军的补充兵员主要从刘铭传的家乡合肥取得，这使他到1888年拥有总数达43个营，即2.2万人马。两位欧洲教官训练着他的士兵。[158]
刘铭传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规定的五年期满以后每年还有80万两协饷收入。可是，他找到了弄到岁收的办法，这就是要使农田的实际所有主缴付更多的税。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调查，而这项工作在清代却从未在一省的范围内开展过，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湾二省以外。李鸿章知道中国农村的既得利益集团壁垒森严，所以他在受任直隶总督以后的1870年明确指出：“通省清丈，断办不到。”[159]可是，刘铭传1886年恰恰着手解决了这个问题，结果把台湾地赋的估计收入从183366两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468两。
在这一时期之前的两年中，刘铭传已经成立了两个清赋局，一在台北，一在台南，挨家挨户编造土地清册。他正在利用渡过福摩萨海峡而来的移民两个世纪以来的开拓成果。从18世纪初起，数量不大的人们（有人说台湾全部是四万人）曾得到政府的专利执照，准许他们开垦大块土地。[160]可是，这些专利执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实际从事垦殖。反之，他门把每块土地分给几个开发者，后者又转而把地再租给佃户。当涌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和地价上涨时，许多开发者实际上又变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户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这些地主在台湾被称为小租户：他们应向那些专利执照持有者（被尊称为大租户）交付他原来收到的土地收成的10%左右。根据传统，只有执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税。由于台湾岛上清朝官僚体制的腐朽无能是臭名远扬的，专利执照持有人往往连并不沉重的地税也予以规避。例如，刘铭传惊愕莫名地发现，淡水全县每年的土地税仅能收780两！另外，许多专利执照持有户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户常常是具有绅士地位的很大的地主，他们根本不纳税。
至少在台湾北部，刘铭传赢得了当地绅士领袖人物的合作，税制改革进行得颇为顺利。小租户是实际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发给地契，并且每年比照他们的土地征税。原来的专利凭照在理论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户每年向专利执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减少了40%。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台湾北部实行。可是，这改革在台湾中部和南部却遇到了抵抗，这部分是由于土地调查中的种种弊病。1888年，在彰化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起事，它是由当地的地主施九缎领导的。[161]虽然新税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广，刘铭传认为必须与台湾南部的更加巩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妥协，于是同意了这样一个方案：某些专利凭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而与小租户一起分担新征的土地税。
同时，刘铭传还想开辟该岛的商业财源。他开征了种种厘金税，但由于外国商人的反对，许多种厘金被停止征收。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馏厂征收樟脑税，不过他不得不准许外国商人免交厘金税出口。这些收入来源，加上关税和土地税的留成（即平余，这是征税所收之铜钱折算成银两的“成色差额”），使得刘铭传治下的台湾甚至在1889年协饷已经停解之后岁收总数仍能达到212万两。[162]
刘铭传用这有限的资财计划了许多亟待开发的项目：办铁路，开航运，采煤，兴建一所洋学堂，聘用外国人训练军队。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国都必须为防御日本而进行准备之际，刘铭传的部队却必须在台湾的高山密林之中与“凶残的生番”作战。
台湾土著和汉族移民之间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当移民到19世纪80年代估计增加到了250万人的时候，自然要引起对较低山丘可耕地的争夺，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跑，或是被降服。那些随波逐流并心甘情愿来到台湾的清朝官员们，从未制定出一项令人满意的“山区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间的冲突历久不衰；后者也购买了火器并且善于把守山隘，他们经常突袭平原，杀人泄愤。[163]刘铭传部分地为了便于同他们作战，部分地为了取得樟脑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条横亘东西两海岸的道路，穿山越岭，止于彰化。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数以百计的清军士兵和几位最好的淮军军官染病而死于瘴疬地区。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合计与“生番”打了40次仗。尽管他使用了机关枪和野战炮，他的部队仍吃了几次大败仗，例如1889年在宜兰附近便损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儿在内。清军的士气很低；[164]在旷野地方作战并无战利品可资掳获，这就使得这种对土著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或打回民的战斗。
刘巡抚既一丝不苟，又富于创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台刘璈贪污，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区的官僚和地主势力。为了吸引品性卓异的文官到台湾服务，他在1886年上奏说：和在新疆一样，凡到台湾服官积功满3年以上者，准其回大陆后优先擢升。刘铭传不得不从吏部为台湾挂牌的人员中挑选府县长令。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鉴于台湾环境的特殊，10年之内那里的县令应由巡抚荐举，特别是要从有地籍调查经验的人员中荐举。吏部认为，该部在台湾10年停止任免人员的时期太长，而清帝则准许他3年之内可自选县长。[165]
和李鸿章一样，刘铭传也设专局来经办他的新事业。但在1889年，清廷强调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减这样的局及其人员，而凡属必不可少者，应将它们的财政情况定期上报户部。[166]当清廷的政策实际上决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时，刘铭传的倡议就几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在19世纪80年代，甚至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也不得不归还70年代政府所举的公债。[167]
到了1890年，刘铭传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样逐渐丧失了希望。甚至他的卓越的地籍调查工作也被御史们攻击一通，说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乱。[168]刘铭传开设了一个商务局（英文名称为The Formosan Trading Company），它的经费来源一为台湾官方资金，一为私人所认捐款，特别是新加坡华侨的捐款。虽然它在1888年拥有两艘英制新轮船，但它在与外国商号的竞争————甚至在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竞争————中，一直赔累。1888年，刘铭传改组基隆的著名煤矿为官办的“基隆官煤厂”。但它缺少周转资本，所以刘铭传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140万两的投资，其条件是这个企业应在20年内在台湾享有垄断机器提炼煤油及机器采煤的权利。可是，北京拒不批准。为了挽救基隆的煤矿，刘铭传在1890年6月重新奏请清帝：这些矿井可以交给一位广东人率领的一批中国人经办。扩资之后，台湾政府将出此资本的三分之一，接受其相应份额的红利。从这个迹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势，并且也可看出他的庇护人李鸿章的影响下降了；因为他为此受到总理衙门及户部的严厉批评，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驳的建议：它们担心这些投资者的后台仍是外国人。1890年10月的一道上谕给刘铭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169]
1891年6月当刘铭传辞去台湾巡抚的时候，他或许有一种慰藉。自从1880年以来他一直为在中国建造铁路奔走呼号，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准在台湾兴建了铁路。在“官督商办”的名义下，刘铭传的商务局从海外华侨那里集资100万两。工程进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台北和基隆之间长20英里的路面已被铺轨15英里，而两年以后，在他的后任邵友濂的任期内，台北和新竹之间42英里的铺轨工程也得以完成。[170]它的起步是缓慢的，但在1894年全中国仅有319英里铁路，包括台湾在内。在直隶，李鸿章花了20年时间才建成一条长257英里的铁路。
武备学堂和它们的问题
中国第一所训练陆战人员的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直到1885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师学堂兴办的五年之后。在这方面迟迟才动手是叫人很难理解的，鉴于李鸿章在70年代就已经大力向欧洲和美国派遣人员去接受军事训练，这种现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171]早在1875年美国将军埃默里·厄普顿即曾向李鸿章建议应开办一所中国的武备学堂，但李鸿章以厄普顿的建议花费太大而加以拒绝，因为它需要从美国陆军聘用九位教师和教官，还加上一个学六年英语的方案。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鸿章兴办一所武备学校，但只是在1884年他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因为：中法战争方兴未艾；几位德国教官已到达中国；他的某些将领————特别是周盛传————改变了态度。[172]
迟迟不能开办陆军学堂，无疑是由于大多数勇营军官抵制向他们带领的部队中输进新成分。新式海军则不那么威胁既得利益集团，虽然李鸿章早期的海军军官据说很快就养成了反对新培养的士官生的偏见。甚至周盛传也表示，他虽然赞成按照西方模式兴办一所中国武备学堂，但他也觉得不一定会培训出许多将领来。[173]周盛传基本上满意淮军的指挥结构，他对许多老军官会反对人事的变动是了然于胸的。
李鸿章最初关于开办这种学堂的建议是很有节制的。他只计划训练约一百名下级军官和一些从淮军及练军营伍中选送来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学点军事的文员而已。经过压缩的课程包括天文学、地理、科学、测量、打样、数学、筑城学和军事操练及作战。6名德国军官开始在学堂教书。课程主要以德文讲授，由从同文馆或其他地方调来的译员帮助翻译。李鸿章希望学生们能在一年内完成学业（实际上要两年），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把新学来的知识传授给同伴们。从1885——1900年用这种方法共对大约1500名士官生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只充当教官；只有少数人成了军官。[174]
1887年春，李鸿章增加了一项旨在培养军官的五年计划。应试者年龄限在13——16岁，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应与其年岁相当。是否合格，应以入学考试为准。最初有40名学生被录取，每个学生必须保证连续在校五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许结婚。父丧或母丧可以准假，但假期很短。[175]这五年学程是相当严厉的：头三年学一门外语（德语或英语）、算术、代数、几何、机械学、天文学、自然科学、地理、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和经书；后两年包括射击学、军操、筑城学及其他工艺科目。定期考试用来测验熟练程度，评定升级或留级，并作为向上奏报学习进展情况的根据。这种一般的教学方法也用于李鸿章办的威海卫和山海关的军事训练学校中：这些学校被认为是天津训练计划的扩大。[176]
和天津水师学堂一样，这所武备学堂的财源也是来自日益枯竭的北洋“海防经费”。虽然它经办不善和贪污腐化，与外籍教官的关系有困难，学校中存在着语言障碍，学生中间存在种种问题，但中国20世纪初期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该校培训出来的。[177]
此外，在1894年以前开办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备学堂就是张之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中的陆军部分。1885年，张之洞曾经在他新建的勇营部队————即广胜军————中聘用过德国教官。有一两名德国军官在该学堂里教书，但中国教官承担了大部分教学任务。张之洞看来很满意于他们的教学工作，因为他后来选派了毕业生充当他于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强军的军官，而且聘用该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时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执教。[178]
在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已拥有一支不容轻视的陆海军。对李鸿章的淮军和其他中国部队的赞赏不乏其例，北洋海军也赢得了不少好评。[179]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有优势。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国参谋本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取胜。在路透社的一篇访问记中，琅威理预言日本必败。琅威理认为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舰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强大。他说，威海卫是不可攻破的。虽然琅威理也强调过，一切得取决于中国部队的领导如何，但他相信，“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180]。
中日战争的灾难
由于日本迅速侵入朝鲜、满洲和中国本部，人们对中国陆海军优势的幻想马上破灭。与中法战争时双方的决策都犹疑不定的情况不同，中日战争从一开始就被日本发动的、以决心攻占北京为目标的一连串攻势所左右。结局清楚地和富于戏剧性地暴露了中国军事准备的失败和日本军事准备的有效性。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陆海军建设得力于它的社会其他部门的现代化革新，同时它也促进了这些革新。到1872年，征兵制的实施激发了国民意识进一步的觉醒，同时，陆海军教育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军官得以去国外留学，使军事学校得以在国内建立。1878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参谋本部，1883年成立了一所参谋学府。陆军和海军之间能有保证地实行密切的合作。[181]
在把日本武装部队提高到高水平的效率方面，外国顾问和教官们，包括英国人约翰英格尔斯和德国人雅可布·麦凯尔在内，都是出过大力的。麦凯尔帮忙改组了陆军部，提高了参谋本部，改进了军事教育，充实了它的后勤和医药工作。他也帮助把日本军队改组为师的建制，并且告诉日本人“关于实行全国总动员的要求，其中应具备一个战略性的铁路网，一项新的征兵令，以及一套改进的参谋作业”。因此，他在日本取得的成就，比他在中国的同行汉纳根的成就要大得多。英格尔斯也比他的同行琅威理上校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182]
甚至在宣战以前的7月后期，日本人在朝鲜就已向人们表现出这样的成就：它的“将军们知道怎样指挥作战，而军队的组织甚至在一个没有良好公路的国家中也能顺利地运转”。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英国和其他外国观察家一再赞许日本人精于战略和战术，赞扬他们有效能的训练、纪律、勇敢善战、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在运输、军粮供应和医药设施方面的突出表现。中国的战败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虚弱；日本则是靠它的力量打赢了这场战争。
8月份以后，日本在朝鲜的攻势进展神速。[183]8月10日，日本舰队袭扰旅顺口和威海卫以掩护军队的运输；中国海军未能对挑战作出反应。仅仅一个多月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重镇平壤（9月16日）：它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拿下了这个重兵防守的要塞，把叶志超等人统率的淮军一举赶过了鸭绿江。就在第二天，日本舰队决定性地在鸭绿江口击败了中国舰队（见第二章）。这一胜利是伊东佑亨海军上将出色指挥的结果，其战果是摧毁了几艘中国舰只使日本人享有制海权，让日本人得以随意派兵登陆，并谋划特别大胆的作战计划。
在10月份，日本人向满洲长驱直入，在鸭绿江附近的九连城和凤凰城打败了中国人。11月初，他们攻陷了金州和严加设防的中国人阵地大连湾，在这里夺取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621支枪、129门炮、3300万余发枪弹、约250万发炮弹。[184]大连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对貌似“不可攻破的”中国海军基地旅顺口的攻击行动，结果使旅顺口于1894年11月21日失守。这不仅使日本得到了东亚最优良的海军船坞，而且严重地瓦解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使北京陷于惊慌失措之中。
11月底和12月初，日本人在满洲攻占了几个重要据点，如复州、析木城和海城。1894年12月13日海城失守的后果特别严重。它不仅阻断了交通和分割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使沈阳本身也成了易受攻击的目标。在后来的战斗阶段，清军三番五次地企图夺回海城，往往牺牲很重，但迄未得手。
1895年1月初日军占领盖平，使它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的交通联络更便利，也使日本控制了所有从辽东到中国的内陆和沿海通路。本月稍晚一些时候，日本人开始进攻山东，作为向北京作大钳形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在1月18日炮轰登州作牵制性进攻，两天以后侵入荣成，在半个月内经过几次恶战之后攻占了威海卫。用一位法国观察家的话说，威海卫之役提供了陆海军紧密协同作战的“引人注目的范例”。日本“显示了现代的陆战和海战的所有方法：对要塞实行猛袭；巧妙地操纵大炮和船只；（还）敢于发动鱼雷攻击，让港口塞满了被击沉的船只”[185]。
地图13 中日甲午战争
威海卫的陷落对中国人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余北洋舰队的船只不是被击沉，就是被日本人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和其他几位陆海军将领纷纷自裁。现在，从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人可以长驱直入了。在中国人主动提出和平倡议期间，战事继续在山东和满洲两地进行。2月下半月，清军在宋庆（包括淮军的若干大分遣队在内）和其他将领的率领下，在海城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虽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人数之比有时略超过二比一（约6万人对2.5万），日本人仍顽强地守住了城池，使对方伤亡惨重。中国人曾取得几次战术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胜利。[186]
在3月份的头两个星期，日本地面部队在满洲拿下了牛庄、营口和田庄台。此后不久，日本人又开始侵犯台湾，3月25日攻占了澎湖岛。在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1895年4月17日），日本做好了准备，要从南满和山东半岛对北京进行钳形进攻。虽然据说中国人已集结了15万到20万军队在直隶北部，但他们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187]
（张书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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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八旗军和绿营军，见魏源的《圣武记》和罗尔纲的《绿营兵志》。勇营之名初见于曾国藩1866年1月的一篇奏稿，载《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3，第35页。关于东军，见《山东军兴纪略》（卷4，第8页）和《丁文诚公遗集》卷1·4，第37页；卷4·9，第16页。关于豫军，见尹耕云等编《豫军纪略》卷1·3，第11页；卷5· 10，第10——11页；卷12·22，第5——6页。滇军起源于岑毓英在云南省平定回民叛乱之役，见王树槐的《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224——228页。
[2]参照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24——31页。史密斯：《19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载《亚洲历史杂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36——141页。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
[3]罗尔纲：《绿营兵志》，第92——100、126——136、162——164、206——207页。
[4]同上书，第179——181、213——220、237——244页。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卷1·2，第4页。
[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8——19页。
[6]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卷331，第8——9页。
[7]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3册，第475——479、484——491页。神机营核心部队总兵力似保持为6000人之数。迨至1881——1882年，日本人的情报认为神机营本部只拥有3500名步兵，2000名骑兵，500名炮兵。见福岛安正编《邻邦兵备略》卷1，第21——22页。
[8]王尔敏：《淮军志》，第354——35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0页。
[9]《洋务运动》第3册，第459——470、481页。在19世纪60年代中叶，清政府在两个城市聘用外国教官训练八旗军和绿营兵，即福州（从1865年中至1866年）与武昌（从1866年初至1868年中），见同上书，第471——472、482、492——494页。
[10]《皇朝政典类纂》卷333，第11页。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123——125页。
[11]王尔敏：《练军的起源及其意义》，载《大陆杂志》卷34第7期（1967年7月），第216页，文中摘录了刘长佑的奏折。
[12]《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第10页。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卷12，第3、21、31——37页。《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93，第18——19页。
[1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7，第2页。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2，第2856页，1869年2月27日条。
[1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9、36页。
[1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页；卷29，第13、16、18——19页。
[16]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4，第17页；卷19，第16——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86——187页。《皇朝政典类纂》卷325，第4、8——10页。
[17]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2，第9、505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74年7月），第217页。
[18]《皇朝政典类纂》卷326，第6——8页。
[19]见恭亲王1884年1月奏折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奏折，载《洋务运动》，第526页。又见张佩纶《涧于集》卷6，第10页。
[20]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2——73页（注70——73）。关于使用练军镇压地方叛乱，在《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中现在已有更详尽的材料，例如卷2，第302、664、667页；卷3，第172、318、323、399、445、518、753页。
[21]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页。
[22]戈登档案（英博物馆），Add.MSS.52，389（1864年8月26日）；52，393，“关于英帝国势力范围的秘密备忘录”（1864年）。
[23]详见史密斯《外国人在凤凰山的训练和中国的自强》，载《现代亚洲研究》卷10第2期（1976年），第195——223页。
[24]戈登档案，Add.MSS.52，389，1864年6月19日。
[25]《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7页。可是李鸿章在1864年7月指出，由于戈登负责训练计划，“以后无甚波澜”；《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5，第21页。
[26]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7，第10——11页。哈克：《太平军叛乱中的事件》，第526——527页。
[27]丁日昌：《抚吴公牍》卷50，第8页。FO（英国外交部档案）228：453及492，文兹坦利的报告（1868年11月20日及1870年1月13日）。
[28]FO228：54，文兹坦利的备忘录（1873年1月6日）。
[29]特别见金天柱《清真释疑》，第1、4——5、17、19——21、25——28页。
[30]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45——52页。
[31]同上书，第136——184页。陈锦江：《马如龙从云南回民之乱的叛乱者变成了变节者》，载《中国论文集》第20期（1966年），第86——118页。
[32]马德新：《大化总归》前言，著者序，卷1，第15——24、36——40页；卷2，第1——2页。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09——127页。
[33]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第25——37、88——113页。
[34]白寿彝：《回民起义》第1册，第8页；第2册，第106、111——131页。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18页注22。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引用了印度司的档案（第164——189页）。参照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第141——150页。
[35]佐口透：《18和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34——538页。贝柳：《克什米尔和喀什噶尔：1873——1874年喀什噶尔旅行记》，第321——327页。
[36]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册，第311页。佐口透：《18和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59——579页。弗莱彻：《中亚的苏菲教派和马明心的新教》，载陈阶贤（音）编《第四次远东阿尔泰会议纪要》，第75——96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8，第35、63——64页。
[37]朱文长：《谈有关西北回乱的两个问题》，载《清华学报》卷5第1期（1965年），第135——137、141页。
[38]东阿居士：《秦难见闻记》，载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93——96页。
[39]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册，第311——312页。
[40]除非另注出处，我们关于陕甘两省事件的概述均取材于朱文长的《1862——1878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41]特别可参看1863年甘肃宁夏边境绅耆通过御史上皇帝的请愿书，载于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34页。
[42]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5，第23页。黄河的支流据信为湟水（见马修斯的《汉英字典》条目第2289号），它连接着青海的西宁和甘肃东南部。
[43]这两种著作均见上面213页注4，以及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
[44]《纪事》（原系用中文化的阿拉伯文写成的残卷，由庞士谦译成中文），载《回民起义》第3册，第240页及第1页对面的图版。
[45]引自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64页。
[46]我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特别是对新疆事件的研究，很得益于当前弗莱彻教授关于清代亚洲腹地的历史考察的手稿。在见解方面，我们也要感谢纽约州立大学拉尼·布鲁斯·菲尔兹教授，我们从他的《左宗棠与回民：1868——1880年在中国西北实行的经世之道》一书受到很多启发。
[47]妥明（妥德林）据信从甘肃河州来，在到达新疆之前曾访问过金积堡。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1册，第449页。
[48]徐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年》，第27页。
[49]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载《中亚杂志》第6期（1961年），第145——148页。
[50]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61——62页。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第149页。
[51]阿尔德：《1865——1895年英属印度的北部边境》，第15——48、303——305页。
[52]引自V.G.楚尔南《喀什噶尔和中亚的政治，1868——1878年》，载《剑桥历史杂志》卷11第3期（1955年），第328页。又见徐中约《伊犁危机》，第34——35页。
[53]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载《近代中国研究》第3期（1959年），第132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0，第66——67页；卷37，第6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6页；卷11，第32页。
[54]《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1，第18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23——26、52页；卷11，第10页。
[55]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0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1——52页。
[56]《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45页；卷14，第48、55页；卷16，第27页。《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1，第34——35页。
[5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9，第17页。
[58]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2——119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力范围的再估价》，第204页注58——59。
[59]《大清穆宗实录》卷220，第26——27页；卷244，第19——29页。
[60]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3——114页。
[61]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9——63页。
[62]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27——128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第10页；卷38，第63页。
[6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16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2、52页。
[64]《大清穆宗实录》卷261，第24页；卷262第17——19页；卷263，第10——11页；卷276，第23页。1871年曾在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旅行过的普列杰瓦尔斯基记录了东干人对这两处地方侵袭的后果，见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德尔马·摩根英译本）卷1，第198、201、238注、259页。
[65]《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19、26、36页。
[6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页。
[6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3、27、28——29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5页；参照卷11，第29页。
[68]《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55页；卷11，第7、10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3，第2——3、17页。
[69]贝尔斯：《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第246——247页。
[70]《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4，第60——61页。
[71]关于陕回从甘肃西南部驰援金积堡的记载，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528——533页。
[72]《大清穆宗实录》卷277，第1——3页。
[73]《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2、23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1——2、21页。
[74]《大清穆宗实录》卷276，第7页；卷282，第15页（第6行）。《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1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41页（第8——9行）。贝尔斯的《左宗棠》一书第240和248页上的地图。
[75]《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21、27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6，第65页；卷37，第12——13、59页。
[76]《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3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60页；卷38，第3——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9页。
[77]《大清穆宗实录》卷293，第17页；卷309，第22——23页；卷312，第10——11页；卷313，第1、11页；卷315，第6页；卷319，第12页；卷320，第12页；卷321，第16页。1870年12月普列杰瓦尔斯基在库伦即听说东干人袭击了乌里雅苏台。他记述说，一支俄国分遣队曾被派往库伦，并且停留了一年多时间；见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卷1，第16、62页。
[78]关于左宗棠的告示，见《回民起义》第4册，第1页（图版）。按照乾隆时代的前例，清帝没有批准左宗棠在全帝国实施这条禁令的奏请；《大清穆宗实录》卷310，第15——16页。
[79]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46——47页。
[80]《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第5——10、36、61——64页。
[8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2，第50——51页；卷43，第24——25页。
[8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第23、32页。陈其田：《左宗棠：促进中国船政和羊毛纺织业发展的先驱》，第51——53页。
[83]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49——15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8页。
[84]《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3，第65、85——86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第34——35页。
[8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第19、79页。
[86]《左文襄公家书》卷6，第58页。
[87]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54、174页。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54页。
[88]文祥在一次决定性的宫廷会议上发表的意见，被这位资深的政治家吐露给了一位北京官员李云麟。见李云麟《西陲事略》，第2——3页；又见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7，第36——37页。
[89]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9——122页。汇丰银行在各通商口岸发行债券，以筹措这五百万两款子。1877年10月赫德写道：“政府给中间人（胡光墉）15%的利息：他付给银行10%，银行付给公众8%。”见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的信件》第1册，第251页。
[90]徐中约：《对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载《中亚杂志》卷12第1期（1968年），第56——58页。
[91]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92、127页。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89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8，第69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53页；卷16，第27页；卷17，第1、39页。关于左宗棠的屯田实验未能满足他的军事需要这一点，见于王宏志《左宗棠平西北回乱粮饷之筹划与转运研究》，第96——97页。
[9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49页；卷15，第41——42页；卷16，第31页；卷17，第14、15、36页；卷18，第26页。皮亚塞茨基：《在蒙古和中国的俄国旅行家》卷2，第156——157页。
[93]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79页。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第142页注13。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6，第36、44页；卷7，第23——2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59页；卷16，第65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5——6页。
[94]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 197——206、243、249——250页。弗莱契特林：《1863——1881年英俄在东突厥斯坦的抗衡》，载《皇家中亚学会学报》卷26第3期（1939年），第483页上引用了英国的档案。
[95]《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34页；卷16，第10页；卷17，第5页。徐中约：《左宗棠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第59页。
[9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3——4、58页。
[97]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0——181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11页。
[98]《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9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35页。
[99]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2、247、25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22、34页。
[100]关于1878——1879年间清军同新疆不同回民集团的较小的冲突，包括可能是白彦虎及其他东干人所挑起的边境侵袭在内，其记载可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641——657页。
[10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7页。
[102]见约瑟芬·奈兰·周《1759——1911年新 疆的边疆研究及行政变动》（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第六至七章。
[103]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64页。
[104]关于李鸿章主办的重大事业项目，其清单见K.H.金《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观察》，第4——12页。
[105]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199页注35。
[106]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1——202页注49。王尔敏：《淮军志》，第356——361页。
[107]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169——170页。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3页注5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52页；卷26，第38——41页。
[108]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4——35、38、40、49页；卷4，第3——4、10页；《外记》卷1，第7页。
[109]《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4页；卷2·2，第1——2、13页；卷4，第19——24、26——27、32——33、37页；《外记》卷1，第11——23、44页。关于派学生去德国接受军事训练的材料，见王尔敏《淮军志》，第203页。
[110]《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14——18、34——47页；卷4，第26——34页。关于戈登的战术思想，见《北华捷报》1880年9月11日。
[111]福岛安正：《邻邦兵备略》卷3，第45——46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册，第4、57——59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英国陆军部档案》，33/4（1880年）第127——130页。
[112]《周武壮公遗书》卷1·1，第19页；卷1·2，第41——42页；卷2·2，第22页；卷4 第36——37页；《外记》卷1，第14、18——21、23、36——37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册，第57、197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第129页。
[113]《周武壮公遗书》卷2·2，第16——17页；卷4，第32——47页。
[114]《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3、49、56页；卷2·2，第1——8、13页；《外记》卷1，第50页。王尔敏：《淮军志》，第146——147页。
[115]见周盛传的军歌，载《周武壮公遗书·外记》卷1，第50——52页。关于一些具体问题，见同上书，第37、39、41页。
[116]《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1——56页。
[117]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7章。王尔敏：《淮军志》，第275——290页。
[118]王尔敏：《淮军志》，第284——289页。《周武壮公遗书》卷2·2，第15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第46页。
[119]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68——81页。斯坦利·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467——478页。
[120]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79——81页。威廉·曼切斯特：《克虏伯的武器1587——1968年》，第150——151页。
[121]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71、73——77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7，第32——34页；卷40，第52——56页。
[122]舒斐尔特给参议员萨坚特的信（1882年1月1日），具载于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1839——1939年的外交档案和公共档案》，第163页。
[123]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85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46——49、177——178页。
[124]《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41页。
[125]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537——538页。
[126]引自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92页。
[127]除了别的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8——50、87——90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169——174页。
[128]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98——200页。
[129]考尔迭：《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2，第481页以后。《北华捷报》增1885年5月22日。麦卡利维：《黑旗军在越南》，第230——231页。
[130]《北华捷报》1885年5月22日。斯科特：《中国的兵勇》，载《亚洲评论季刊》第1期（1866年），第226——244页。
[131]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3，第5、9——11页。
[132]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15页。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66页注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7，第13——14页。参照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第180页。
[133]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季刊》5（1973年），第2页。在谈到曾国藩的计划时，李鸿章1871年写信给他说：它“目前固办不到，内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1，第1页。
[134]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第14——18页。
[135]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4——135、145页。
[136]同上书，第131页。张其昀等编：《清史》第6册，第902页。
[137]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洋务运动》第1册，第117——118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57——58页。
[13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第60页。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学刊》第1期（1969年），第21页。
[139]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8——31页。
[140]《大清德宗实录》卷209，第1页；卷221，第10——11页。醇亲王的信具载于《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2，第22——23页；又见卷2，第36页。斯坦莱：《清季的财政改革者胡光墉》，第58页。
[141]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6——28页。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39页。《洋务运动》第3册，第12页。
[142]《北洋海军章程》，载《洋务运动》第3册，第195——264页；又见第200、203、206页，并散见其他各处。
[143]关于醇亲王的请求及督抚实筹二百万两款项的支配问题的讨论，见吴相湘《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第151——170页及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38——42页。
[144]《大清德宗实录》，卷252第1页；卷294第9页；卷296第8页。
[14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1，第3页：卷74，第33页；卷76，第50页；卷78，第53页。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231页。王家俭：《旅顺建港始末》，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第261页。
[146]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58——163页。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473——474页。
[147]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5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载《皇家联合兵种杂志》第42期（1898年6月），第720页。
[148]《北华捷报》1890年6月6日、7月4日及8月15日；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797、801页。参照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62——63页。
[149]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08——113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4——57页。参照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91页。
[150]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232——236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8——60页。《北华捷报》1892年11月18日；1894年1月12日。
[151]《大清德宗实录》卷215，第5页。《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4页。
[152]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9、283——319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131页。黄家谟：《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1968年4月），第179——180页。
[153]《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1、3页；卷8，第16、18页。又可参照林东辰《台湾贸易史》，第186页。
[154]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247页。斯派德尔：《1884——1891年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与财政改革》，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5第3期（1976年5月），第458页。
[155]斯派德尔：《1884——1891年刘铭传在台湾》 （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第165——166、170——172页。
[156]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3第1期（1963年11月），第47——48页。
[157]《刘壮肃公奏议》卷2，第11——14、20页。
[158]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0页注46。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168、177——178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202页。
[159]《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35页。
[160]这一节关于刘铭传的土地税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叙述，所根据的是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2——454页。迈尔斯：《1684——1895年清帝国治下的台湾的传统经济》，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学报》卷5，第2期（1972年12月），第383——386页。威克伯格：《十九世纪后期台湾的土地租赁》，载戈顿编《中国地方史中的台湾研究》，特别请看第86——88页。
[161]见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4页注64。
[162]《刘壮肃公奏议》卷8，第21——22页；参照第20页。
[163]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114、135页及以后诸页、252页。
[164]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288——294页。
[165]《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5页；卷9，第17、23页。关于清帝对刘铭传1889年奏疏的批答，见卷9，第23页。
[166]《大清德宗实录》卷276，第13——14页。
[167]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133页表11。
[168]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405页注14；又见《刘壮肃公奏议》卷1，第20页。
[169]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40——42、44——46页。黄家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第223——235页。《大清德宗实录》卷288，第89页。
[170]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50页。参照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3，第77——78页。
[171]关于中国学生未能进入西点军校的问题，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875年》第1部分，第227——228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82——83页。
[172]米契耶：《厄普顿的生平和书信》，第290——298、309——310页。《洋务运动》第3册，第552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4（1976年4月）第319——320页。
[173]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第324、339页注18、341页注36。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85页。
[174]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1——62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7——8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3，第42——44页；卷74，第23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第717页。
[175]《北华捷报》1887年4月13日。
[176]《北华捷报》1887年4月13日。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3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8页。
[177]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9——19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第84——85页。
[178]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10——113页（特别是注42）。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4——65页。
[179]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佚名者《中国和日本的军队》，载《美国兵役杂志》第15期（1894年），第255——259页。《北华捷报》1890年6月6日，1894年6月29日和7月27日。
[180]《北华捷报》1894年9月21日。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2、169页。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第140——141页。
[181]山县有朋：《日本的军队》，载大隈重信编《新兴日本的五十年》第1册，第209页。史密斯：《中国和日本军事方面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杂志》，16（1976年），第11——23页。
[182]见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特别请看第三、四章。布拉塞编：《海军年鉴，1895年》，第91页。杰恩：《日本帝国的海军》，第36页。瓦格茨：《军人的国防与外交》，第185页。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89页注28。
[183]下面的叙述主要根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1——108页。《日清战争实记》，中译文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18——286页。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编：《日中战史》第1册。布雅克：《论中日战争》。郭颂平（音）：《中国对外人蚕食的反应：专论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后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53年）。郑昌淦：《中日甲午战争》。刘凤翰：《甲午战争双方兵力的分析》，载《中国一周》，829（1966年3月14日），第13——16页，830（1966年3月21日）第11——14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瓦拉：《东方的战争》，载《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卷21第4期（1895年），第691——739页。关于有关的日文著作，见关于本章的书目介绍。
[184]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215、223、231页。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34——36页。《日清战争实记》，载同上书，卷1，第246——256页。
[185]索瓦热海军少校：《中日甲午战争》，第204页。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303——304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69——275页。
[186]《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75——278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63——65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0——227页。
[187]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90——108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62、70——71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9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81——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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