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总的来说，不同劳动与资本在其用途方面的利弊，在同一地方，必定完全相等，或不断趋于相等。假如在同一地方，任何一种用途明显要比其余的用途更有利或更不利，那么，许多人会蜂拥而入或退却。于是，其优势很快就会回到其他用途的水平。至少，在各种事物都听任其自然发展的社会，在有完全自由的社会，以及每个人完全自由地选择他认为合适的职业并在他认为合适时常变换职业的社会，情况的确如此。每个人的利益会促使他去寻找有利的用途，避开不利的用途。

    的确，欧洲各地的货币工资及利润随着劳动和资本用途的不同而差异巨大，但这种差异部分是由各种用途本身的某些情况造成的。实际上或至少，人们想象这些情况弥补某些用途的少量货币收益，抵消其他用途的大量货币收益；这种差异也部分是由欧洲各地不让事物有完全自由的政策造成的。

    我把本章分为两部分，以便分别讨论某些情况及某种政策。

    第一节　由于用途本身的性质造成的不平等

    就我所能观察到的而言，以下五种主要情况弥补某些职业的少量货币收益，抵消其他职业的大量货币收益。

    第一，职业本身适宜或不适宜；

    第二，学习这些职业的难易程度，费用的高低；

    第三，职业的稳定与否；

    第四，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担负的重任大小；

    第五，这些职业成功的可能性大小。

    第一，劳动工资因职业的难易、清洁或肮脏以及尊卑而不同。于是，大多数地方，按整年计算，缝工赚的钱比织工的少，这是因为缝工的工作容易得多。织工赚的钱比铁匠的少，这是因为织工的工作并不总是更容易，但要清洁得多。铁匠虽是技工，但其十二小时的工作所得往往不及一个煤矿普工八小时的工作所得，这是因为铁匠的工作不像煤矿普工的那样脏，那么危险，而且他还在地面上日光下工作。体面构成一切体面职业报酬的大部分。正如我将尽力逐一说明的那样，就货币收益而言，考虑到各方面，这些职业报酬一般都是不足的。不体面却有相反的效果。屠户的职业既残忍又令人讨厌，但在许多地方，这种职业比大部分其他普通职业更有利可图。刽子手的职业是所有职业中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但与其完成的工作量相比，他的报酬比其他任何普通职业都多。

    打猎与捕鱼在人类社会的野蛮状态下是最重要的职业，但在高级状态的社会，却成为最愉快的娱乐活动。以前为某种必要而从事的活动，现今却变成取乐而追求的活动。所以，在进步社会，把别人消遣的事当作职业的人都是极其贫穷的。自西奥克里塔斯时代以来，渔夫一直如此。在大不列颠任何地方，私猎者都是极其贫穷的。在法律严禁私猎者的国家，特许狩猎者的状况也不见得要好很多。更多人出于对这些职业的天生兴趣开始从事此等职业，而不是因为这些职业能让他们过得很舒服；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售价，与其劳动量相比，总是过于便宜，以致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只能获得极少的生活费。

    不适宜与不体面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与它们对劳动工资的影响相同。小旅馆或小酒店的主管绝不是自己店铺的主人，他遭受醉汉的野蛮对待，他的职业既不是适宜的也不是体面的。但很少有以小额资本获得大额利润的普通职业。

    第二，劳动工资随学习这些职业的难易程度、费用的高低而变化。

    在安装一台昂贵机器时，必须预期的是，在用坏之前，它所完成的特殊工作至少会用普通利润去替代投入在它上面的资本。一个花费大量劳动和时间去接受教育并从事那些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技能的人可以被比作其中的一台昂贵机器。必须预期的是，他学习并以超过普通劳动的普通工资去从事的职业，至少会用同等价值资本的普通利润去替代他花在接受教育上的费用。考虑到人类生命期限的不确定性，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就像在机器比较确定的使用年限内一样。

    熟练工人的工资和普通工人的工资之间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

    欧洲的政策把所有机修工、技工和制造业者的劳动看成熟练劳动，而把所有乡村劳动者的劳动看成普通劳动。这一政策似乎认为，前者的劳动在性质上比后者的劳动更细致更巧妙。在某些情况下，也许确实如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并不是这样，我将尽力逐一加以说明。因此，为了让某个人有资格从事某种工作，欧洲的法律和习俗要求他必须先从学徒做起，尽管各地的严格程度不尽相同。它们让每个人自由地公开地参加。在做学徒期间，学徒的全部劳动都归他的师傅。与此同时，学徒的生活费，在许多情况下，还是由其父母亲或亲属提供，但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其衣服均由其父母亲或亲属提供。通常情况下，他的部分工资还得交给师傅作学费。那些不能给钱的学徒就要给时间，或要做比一般年限更长时间的学徒。不过，这种做法未必对师傅有利，但考虑到学徒往往很懒惰，它对学徒总是不利的。相反，在乡村劳动中，当劳动者受雇于比较简单的工作时，能够学到该行业比较复杂的部分，而且，他的劳动能够维持该职业不同阶段的生活费。因此，欧洲各国的机修工、技工和制造业者的工资比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略高是合理的。于是，他们获得了较高工资，并且，他们的高收益使他们在许多地方被看成高人一等的人。然而，这种优越感往往很小。在较普通的制造业中，如亚麻布或呢绒制造业，帮工的日工资或周工资在大多数地方的平均数略高于普通劳动者的日工资或周工资。的确，由于他们的职业更稳定，更单一，所以，他们全年的收益也许稍多些。然而，似乎很显然，这些所得并不比足够补偿他们接受教育所花的费用多。

    精巧艺术和自由职业的教育花费的时间更长，费用更多，因此，画家和雕刻家、律师和医生的货币报酬应该要丰厚得多，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资本利润似乎很少受使用资本的行业学习难易程度的影响。实际上，大城市使用资本的所有不同方式，就学习难易的程度而言，似乎完全相同。国内贸易或国外贸易的一个部门的业务并不比另一个部门的业务复杂得多。

    第三，不同职业的劳动工资因工作的稳定与否而不同。

    有些行业的职业比其他行业的职业更要稳定一些。在大部分制造业中，只要能工作，一个技工一年中几乎每天肯定都有事可做。相反，一个泥水匠或砖匠不能在严重冰冻或险恶天气时工作，而在其他任何时候，他的工作也完全取决于顾客的临时召唤。因此，他就可能常常没有任何工作可做。所以，他在有工作可干的时候挣的钱不仅要维持他在无事可做时的生活，而且要能补偿他在不稳定境遇中遇到的焦虑和沮丧的痛苦时刻。在他想到不确定性的时候势必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大部分制造业者的估算收入接近普通劳动者的日工资，但泥水匠或砖匠的收入大致高出普通劳动者的日工资的一半到一倍。如果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星期的收入为四五先令，那么，一个泥水匠或砖匠一周的收入往往是七八先令。当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为六先令时，一个泥水匠或砖匠的收入为九到十先令。当前者的收入为九到十先令时，像在伦敦那样，后者的收入常常为十五到十八先令。然而，在熟练劳动中，泥水匠或砖匠的劳动似乎更容易学习。据说，伦敦轿夫在夏季有时被雇为砖匠。所以，这些工人的高工资与其说是熟练技能的报酬，倒不如说是工作不稳定的补偿。

    与泥水匠相比，建筑木匠所做的工作似乎更细致更重技巧。然而，在多数地方，因为不可能到处都一样，所以，建筑木匠的日工资略低于泥水匠的日工资。尽管他的工作取决于顾客的临时召唤，但不全部取决于顾客的临时召唤；他的工作不太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

    当通常提供稳定工作的行业碰巧在某一特定地方不是这样时，工人的工资总会上升，并大大超过它同普通劳动工资的通常比率。在伦敦，几乎所有下层技工像其他地方的日工一样，每日每周都可能被雇主雇用或解雇。因此，伦敦最下层技工，如裁缝工，一天也能挣半克朗，即使普通劳动的日工资也可以达到十八便士。在小城镇及乡村，裁缝工的工资往往很少等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但在伦敦，裁缝工动辄数星期无事可做，尤其在夏季。

    当工作的不稳定与工作的艰难、不愉快和肮脏结合在一起，它会提升普通劳动的工资，并使其超过最熟练技工的工资。在纽卡斯尔，按件计酬的煤矿工人的工资一般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两倍。在苏格兰许多其他地方，其工资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三倍。他们挣到的高工资，完全是由他们工作的艰难、不愉快和不肮脏造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只要他们满意，他们的工作是稳定的。就艰难、肮脏和不愉快而言，伦敦运煤工人的工作几乎和煤矿工的工作相同，但由于运煤船只不定期到达，所以大部分运煤工人的工作是非常不稳定的。如果煤矿工人的工资通常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两倍到三倍，那么，运煤工人的工资有时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四倍到五倍，这似乎应该认为是合理的。数年前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按照当时的工资率，运煤工人每天能挣六至十先令。六先令大约是伦敦普通劳动的工资的四倍。在每一个特定的行业中，最低的普通收入往往可看成绝大多数的收入。尽管这些收入似乎显得过高，只要它们超过足以弥补职业上的一不愉快情况，那么，在一个没有独占权的行业里，很快就会出现大量的竞争者，进而使收入降至一个较低的比率。

    工作的稳定与否不能影响某种特定行业的资本的普通利润。资本是否一直被使用取决于其交易者，而不取决于其行业。

    第四，劳动工资因劳动者需负担的责任大小不同而不同。

    各地金匠和宝石匠的工资，不仅比许多其他劳动者高，而且比相同且更大技巧的劳动者高。这是因为交付给他们的材料很贵重。

    我们把我们的健康托付给医生，把我们的财产甚至生命和名誉托付给律师或辩护师。这种信任绝不能稳妥地托付给十分卑微，地位低下的人。因此，他们获得的报酬必须给予他们如此重要的信任需要的社会地位。他们接受教育付出的大量时间以及巨额费用一旦与这种情况结合起来，势必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劳动价格。

    如果一个人仅仅用自己的资本经营生意，那么，无所谓信任问题。他可能从他人取得的信用，不取决于他所经营的行业的性质，而取决于他人对他的财产、正直与精明所持的看法。因此，不同行业的不同利润率，不可能由经营者所负责任的不同程度造成的。

    第五，不同工作的劳动工资，随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的大小的不同而不同。

    一个人能否胜任其所学的职业的可能性因职业的不同而大不相同。在大部分机械行业取得成功几乎是必然的，但在自由职业中取得成功却不是那么有把握的。如果把你的儿子交给鞋匠当学徒，他毫无疑问能学会如何制鞋；但是，如果送他去学法律，那么，他精通法律并能靠此谋生的可能性至少是二十分之一。在完全公平的博彩中，中彩者应得到落彩者所失的全部。在一种二十人失败，一人成功的职业中，成功的人应享有二十个不成功的人应得的全部。大概要在将近四十岁时才能从其职业取得一些收益的法律顾问，其回报应不仅要足以补偿他自己受教育所花的大量时间和巨额费用，而且还应足以补偿那些可能没有任何收入的二十多人的教育时间与费用。尽管法律顾问所收的费用有时显得过高，但他的真正报酬绝不等于收取的费用。如果计算一下某个特定地方，任何普通行业的各种工人，如鞋匠或织工，一年的可能收入和他们一年的可能支出是多少，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收入通常要超过他们的支出。但是，如果你对所有的法律顾问及伦敦四个律师培训机构的学生的支出与收入做同样的计算，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年收入仅占其年支出的极小一部分，即使你尽量提高他们的年收入，并尽量减少他们的年支出，情况亦如此。所以，法律这个彩票，远非完全公平的彩票。而律师这个行业以及许多其他自由的，受尊敬的职业的金钱收入显然是很不充分的。

    然而，那些职业与其他职业保持同等水准。虽然有这些使人泄气的事情，但所有慷慨且开明的人都迫切地挤进这些职业。两个不同的原因促成并推荐这些职业：第一，任何一种职业所带来的卓越名誉的欲望；第二，每个人所具有的或多或少对自己的好运而不是自己的能力天生的自信心。

    想要在任何行业中做到优秀，除了个别是平庸的人，其他大部分都是具有天赋或超级天才的人。伴随卓越能力的赞美常常是这些才能回报的一部分。回报的大小要看成就的大小。它占据医生这种职业回报的大部分；在法律这种职业中，它所占的部分或许更大；在诗歌或哲学中，它几乎占了回报的全部。

    有几种非常适宜而优美的才能，拥有这些才能的人定能博得某种赞赏。但是，无论是出于理性还是偏见，若用这些才能去谋利，就会被看成是公开出卖色相。因此，用这种方式展现才能的人的金钱报酬必须足够补偿他获得这种技能所花的时间、劳动和费用，而且还须足够补偿他以此谋生而遭受的屈辱。演员、歌剧演唱者、歌剧舞蹈者等之所以有非常高的报酬，基于两个原则：一是才能稀缺而完美；二是以这种方式运用这些才能而蒙受的名誉丧失。我们一方面鄙视他们；另一方面却又对他们的才能给予非常优厚的回报，乍看起来，这似乎十分荒唐。然而，当我们鄙视他们时，我们必定给予他们丰厚的回报。倘若对这些职业的公众意见或偏见改变，他们的金钱报酬很快就会减少。由于更多的人愿意从事这些职业，所以竞争势必很快降低他们的劳动价格。尽管这类才能远非普通才能，但也绝不是像世人所想象的那样稀罕。尽管许多人完全拥有这些才能，但他们不屑去使用这些才能。如果运用这些才能而体面地有所收获的话，那么会有更多人具备学会这些才能的能力。

    大部分人对自己的才能过于自负。这是历代哲学家和道德家所说的一种老毛病。人们较少注意到他们对自己好运的荒唐猜测。然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做法仍然更加普遍。任何活着的人，只要他身体还算健康，有精神，基本上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高估了自己获益的机会，而大多数人都低估了自己损失的机会。任何一个身体还算健康和有精神的人都高估了其价值。

    我们从彩票的普遍成功可以看出，收益的机会自然而然被高估。完全公平的彩票，即全部所得足以弥补全部所失的彩票，世上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是因为情况真要是这样，经营彩票的人将一无所得。在国营彩票中，彩票实际上并不值最初购买人所支付的价钱，而且，彩票在市场上通常按超过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二三十，乃至四十的价格售卖。获得大奖的空想是产生这种需求的唯一原因。头脑清醒的人很少把花少额的钱去获得十万或二十万英镑的机会看成一件蠢事，虽然他们也知道那少额的钱或许比这个机会所值高百分之二十或三十。奖金不超过二十英镑的彩票，纵使在其他方面比普通国家的彩票更接近于完全的公平，但对彩票的需求也会不相同。为了有获得某种大奖的更好机会，有些人购买几张彩票，而有些人则购买更多的小面额彩票。然而，你冒险购买的彩票越多，你就越可能是个输家，这是数学上十分肯定的事。假如你冒险购买彩票中的全部彩票，你肯定会输掉。你购买的彩票的张数越多，损失就越接近这种确定性。

    从保险公司的适度利润我们可以看出，损失往往会被低估。为了给一宗贸易投保火灾险或海上险，普通保险费必须足够补偿普通损失、支付管理费用，以及提供任何贸易中相同数量的资本所获得的利润。这样，投保人支付的仅仅是风险的真实价值，或者投保所能期望的最低价格。但是，虽然许多人通过保险赚了一点儿钱，但很少有人发大财。很显然，一般得利与损失相抵的结果，对保险业不像对那些使许多人发财的行业那么有利。虽然保险通常很便宜，但许多人却因非常轻视风险而不太愿意支付保险费。拿英国的平均数来看，二十所房屋中就有十九所不曾投保火险。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海上风险比火灾更加可怕，保险船只和未保险船只之间的比例要大得多。然而，无论什么季节，甚至在战争期间，许多未保险船只仍在航行。这样做有时候或许并非由于轻率。当一家大公司或甚至一个大商人有二十或三十艘船在海上航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提供保障，由此节省下来的保险费也许足够补偿在一般情况下可能遭受的损失。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忽视航运保险就像忽视房屋保险一样，都是没有这种精密计算的结果，而完全是由于轻率和鲁莽地轻视风险造成的。

    轻视风险和奢望成功，在一生中以青年人选择自己职业的年龄时最活跃。那时，对不幸的担心不能抵消对幸运的希望。这一点，从普通人准备应征入伍或出海航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普通士兵可能失去的再明显不过了。然而，青年志愿者们不顾危险，在一场新战争开始时，特别踊跃地报名参军。尽管升迁的机会几乎没有，但他们在自己青年时期给自己想象了大量获得荣誉和声誉的机会。这些不切实际的希望成为他们热血的全部代价。他们的报酬比普通劳动者少，而在实际工作中，他们的疲劳比普通劳动者大得多。

    总而言之，航海的彩票并不像陆军彩票那样不利。一个声誉好的工匠或技工的儿子往往可以征得其父的同意去航海。可是，如果他报名参军，总要瞒着他的父亲。就前一种职业而言，其他人看到自己有取得成功的机会，但就后一种职业而言，除了他自己，没有其他任何人认为他有成功的机会。伟大的海军上将不像伟大的陆军上将那样受到公众的赞美。在海上服役时取得的成功，与在陆地上服役时取得的同等成功，在名利方面相比差异明显。这种差异在所有下级职位中都存在。根据等级规定，海军上校与陆军上校属于同一级别。但是，按照一般的判断，前者的级别比不上后者的级别。由于彩票中大奖比较少，所以小奖必定较多。因此，与普通陆军士兵相比，普通水兵更常得到一些运气与升职，也就是说，获得小奖的希望是吸引他们当水兵的主要原因。尽管普通水兵所需的技能和熟练程度都要优于几乎任何其他技工所需的技能和熟练程度，并且他们一生中不断地经历困难与危险，但是，他们仍然只是一个普通水兵。而他们除了通过发挥自己的技能，战胜困难，进而获得的某种快感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报酬。他们的工资并不比决定海员工资率的港口普通劳动者的工资高。由于他们频繁地往返于各港口间，所以，航行于大不列颠各港口的海员月工资大体上与各港口的劳动者的月工资处于同一水平。而由于进出伦敦港的海员人数最多，所以其海员工资率便决定着其他港口的海员工资率。伦敦大部分不同类别工人的工资约是爱丁堡同类别工人工资的两倍。但由伦敦港出航的水手的月工资很少比从利斯港出航的水手高出三四先令，并且差别经常没有这么大。和平年代的海上贸易，如果伦敦每个普通劳动者按一星期九先令或十先令计算，他每月可赚四十至四十五先令。水手除了工资外，还有饮食供应。然而，饮食的价值未必总能超过他的工资与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差额；即使有时候超过了这一差额，但超过的部分也不会是水手的净收益，因为他不能和他的妻子和孩子分享它，他必须靠他的工资来养活他们。

    危险和九死一生的冒险不仅不会让青年人失去勇气，反而常常对他们更具吸引力。下层人中，慈祥的母亲往往害怕把自己的儿子送入海港城市的学校就读，以免轮船、水手们的谈话和种种冒险故事引诱他们去当水手。凭借勇气和本领让我们摆脱危险的遥远憧憬，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不愉快的，而且不会提高任何职业的劳动工资。而如果是勇敢与机智均不能起作用的职业，那么情形就不一样了。众所周知，那些非常不卫生的行业，劳动工资总是非常高。不卫生乃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它对劳动工资的影响应归入那个项目去讨论。

    在资本的所有不同用途中，普通利润率或多或少都会随收益的确定或不确定而变化。一般而言，国内商业的收益不像对外贸易那么不确定，而对外贸易的一些部门又不像其他部门那么不确定。例如，对北美的贸易不像对牙买加的贸易那么不确定。普通利润率总是或多或少随风险的上升而升高，但升高的程度似乎与风险不成比例，升高的利润不一定能完全抵偿风险。破产在最危险的行业中最常见。在所有行业中最危险的是偷运，尽管在冒险成功时获利极多，但它绝对是一条通往破产之路。对成功的奢望在这种场合所起的作用，与在其他场合所起的作用一样，诱使许许多多的冒险者去从事那些危险行业，以致他们之间的竞争使利润降低到足以补偿风险的程度之下。要想完全补偿这种风险，除了资本的普通利润外，普通收益不仅应弥补全部偶然损失，还要对冒险者提供一种与保险者利润同性质的利润。但是，如果普通收益足够提供这些，那么，这些行业的破产就不如其他行业常见。

    因此，使劳动工资发生变化的五种情况中，只有两种影响到资本利润，即业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伴随业务的是安全还是危险。就愉快或不愉快而言，绝大部分的资本不同用途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差别，但在劳动的各种用途中，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尽管资本的普通利润随风险的上升而升高，但升高的程度似乎与风险不成比例。由此可见，在同一社会或附近地区，资本不同用途的平均或普通利润率要比不同种类劳动的货币工资更接近于某种水平。事实也正如此。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收益与一个生意好的律师或医生的收益差异，明显大于任何两个不同贸易部门普通利润之间的差异。此外，不同行业的利润在表面上的差异往往具有迷惑性，这是因为我们并不总是把应该算作工资的与应当算作利润的区分开来。

    药剂师的利润一语，已成为过高利润的代名词。然而，这种表面上很大的利润通常只是合理的劳动工资。就技能而言，药剂师比其他任何技工都要精巧和细致得多，责任也重得多。他不仅是贫民的医生，而且在病痛或危险比较轻微的场合又是富人的医生。所以，他的报酬应当和他的技能与托付给他的责任相称，而且一般都包含在他所出售的药品价格中。可是，在大集镇，一个生意最兴隆的药剂师一年所出售的全部药品的费用也许不过花他三十或四十英镑。所以，尽管他应该以百分之三四百或百分之一千的利润出售这些药品，但这种利润常常只是他的合理的劳动工资；他的合理的劳动工资，只有加在药品价格中才能够收取。表面利润的大部分实则为披着利润外衣的真实工资。

    在一座港口小镇，一个小杂货商仅用一百英镑的资本就能获得百分之四十或五十的利润，而同地的一个大批发商人即使用一万英镑也很少能够获得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的利润。对该地居民的便利来说，杂货商所经营的杂货业也许是必需的，而且狭小的市场不允许更大资本投在这种行业里。然而，这个小杂货商不仅须靠此生活，而且要活得和经营这业务所具备的资格相称。除了拥有小额资本外，他须能读、能写、能算，同时须能判断五六十种不同的货物以及它们的价格与品质，还有用最便宜的价格去市场购买这些货物。简言之，他必须具备大商人所需。除了缺乏足够的资本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阻止他成为一个大商人。像他这样有才能的人，每年取得三四十英镑作为劳动报酬绝不能算作过高。把这种报酬从他的表面上很高的资本利润中扣除，剩余的部分恐怕就只是普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表面利润的大部分也是真实工资。

    零售贸易的表面利润与批发贸易的表面利润之间的差异，在首都比在小城镇和乡村小得多。在一万英镑可用于杂货业的地方，杂货商人的劳动工资对于这么大资本的真实利润，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一个富裕零售商的表面利润与批发商的表面利润差不多在同一个水平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零售方式出售的货物一般在首都和小城镇及乡村同样便宜，而且还要便宜得多。例如，杂货一般更便宜；面包与肉类常常同样便宜。把杂货运往大城镇的费用并不比运往小城镇或乡村高，而把谷物和牲畜运往大城镇的费用要贵得多，因为它们大部分要从远得多的地方运来。因此，假如杂货的最初成本在都市和农村都一样，那么，在获取利润最少的地方，它们的价格就最便宜。可是，就面包和肉类的最初成本而言，大城镇比乡村高。所以，尽管大城镇的利润较低，它们的售价未必总是更低，但往往是同样便宜。就面包及肉类这些商品而言，相同的原因减少了表面利润，增加了最初成本。通过使用更多资本，市场的扩大减少了表面利润，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货物从远方供应，其最初成本必然增加。在多数情况下，表面利润的减少与最初成本的增加似乎可以互相抵消。谷物及牲畜的价格，虽然在王国各地很不相同，但面包及肉类的价格，在王国的大多数地方几乎完全相同，其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尽管零售贸易及批发商贸易的资本利润在首都比在小城镇和乡村小，但从前者的小开始往往可以发大财的人，而从后者却很少做得到。在小城镇和乡村，由于市场狭窄，贸易不能够总是随着资本的增加而扩大。因此，在这类地方，虽然某个商人的利润率可能很高，利润的总额却不能很大，因而他们每年的积累也不会很大。相反，大城镇的贸易能随着资本的增加而扩大，而勤俭和生意兴隆的人的信用增加得比其资本增加快得多。他的生意随他的信用及资本成比例地扩大；他的利润总额随他的生意规模的扩张而增加；他每年积累的资金也随他利润总额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即便在大城市，发大财也不是一个正规的，知名的，众所周知的商业部门，而主要是由于长时期地勤勉、节约和小心地经营。的确，有时候从事所谓投机生意也可以发大财，但是投机商人并不总是经营一种正常的已建立的和众所周知的生意。他今年是谷物商，明年是葡萄酒商，后年又是食糖商，烟草商或茶商。当他预见到某一行业的利润可能高于其他普通行业的利润时，他就会参与其中；当他预料到哪个行业的利润可能回到其他行业的水平时，他就会放弃哪个行业。因此，他的利润和损失，不能和其他任何知名的和众所周知的行业商业部门保持任何常规的比例。一个大胆的冒险者有时可能通过两三次成功的投机而获得大笔财产，有时也可能通过两三次失败的投机而损失大笔财产。这种生意只能在大城市做。经营这种生意所需要的信息，只在商业和通信最广泛的地方才能获得。

    上述五种情况，虽然造成了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很大的不均等，但就总体的有利与不利而言，没有造成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任何不均等。这些情况的性质是：弥补一些用途的小货币收益，抵消一些用途的大货币收益。

    然而，为了使这种均等发生在整个有利或不利中，即便是完全自由的地方，亦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用途在附近是众所周知的和知名的；第二，这些用途必须处在普通状态，或者所谓的自然状态；第三，这些用途必须是使用者的唯一的或主要的用途。

    第一，这种平等只能发生在众所周知的知名的用途中。

    在所有其他情况都相同的地方，新行业的工资一般比旧行业的工资高。当设计者试图创建一种新制造业时，他首先必须以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或高于本行业应有的工资把工人从其他行业吸引过来，而他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把工资降到一般水平。有些制造业，其需要完全由于时尚和一时爱好而产生，总会不断变化，而且很少能持久到它们被看成是知名的老制造业。相反，其需求主要是从用途或必要性产生的制造业就不太容易变化，同一形式或构造还为人所需要长达数个世纪。因此，前一类制造业的劳动工资可能比后一类制造业的劳动工资要高一些。伯明翰的制造业主要属于前一类，而谢菲尔德的制造业主要属于后一类。这两个不同地方的劳动工资据说与它们各自产业的不同性质相符。

    建立任何一种新的制造业、新的商业部门或新的农业实践总是一种投机，而设计者期望从其中获得巨大利润。这些利润有时是很大的，但有时或许是完全相反的；但总的来说，这些新行业的利润与附近其他老行业的利润并不保持一个有规律的比例。如果计划成功，那么利润在最初通常是很高的。但当这个行业或做法完全确立并为人所周知的时候，竞争就使其利润降到和其他行业相同的水平。

    第二，只有在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处在普通状态，即所谓自然状态下时，这些用途的所有利害才会有这样的均等。

    对几乎每种不同劳动的需求有时较平时大，有时又较平时小。在前一种情况下，工作的有利之处升高到普通水平以上，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作的有利之处降低到普通水平以下。在干草晾干期和收获期，对乡村劳动的需求比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大，而且工资也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升高。在战争时期，当四五万原为海上贸易的海员被迫为国王服役时，对商船海员的需求必然会由于人员稀缺而增加，而这种情况下海员的工资通常由每月一几尼至二十七先令上升到四十至六十先令。相反，在日趋衰落的制造业中，许多劳动者不愿离开他们自己的原有行业，宁愿接受较少的工资，即便这种工资与他们的工作性质并不相称。

    资本的利润随着使用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当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升至普通或平均比率之上的时候，至少有用来将商品投放市场的某一部分资本的利润会升至利润的正常水平之上；当商品价格下降时，利润则降至正常水平之下。所有商品的价格或多或少地都会发生变化，但有些商品的价格变化比其他商品要大得多。在人类劳动所生产的所有产品中，每年使用的劳动数量必然受到每年需求的支配，以便每年的平均产量尽可能等于每年的平均消费量。前面已说过，在有些行业中，相同的劳动数量总是生产出同量或几乎同量的商品。例如，在麻织业或毛织业，相同数量的人手年年几乎都会制造出相同数量的麻布或呢绒。所以，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变化只能是因某种偶然事故引起的需求变化。国丧使黑布的价格升高，但是它对素麻布及呢绒的需求几乎没有变化，所以其价格也几乎没有变化。但在有些行业中，使用等量劳动未必就都生产等量的商品。例如，在不同的年份，等量的劳动生产出数量迥异的谷物、葡萄酒、啤酒花、食糖、烟草等。所以，此类商品的价格，不仅随着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还随着更大的和更频繁的变化而变化，因而这类商品价格波动极大。一些经销商必定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波动。投机商人的活动主要在此类商品上。当他们预见到某些商品的价格将要上升，他们就会试图全部买下；当预见到某些商品的价格将要下降，就会把它们全部出售。

    第三，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的有利与不利总体中的平等，只有在那些用途成为使用者的唯一的或主要的用途时才能发生。

    当一个人靠某一种不占据他大部分时间的职业谋生时，他往往愿意在闲暇时从事另一种工作，而他从这份工作中赚取的工资虽然较少，但与其工作性质相称。

    在苏格兰许多地方，仍然还有一种称为佃农的人，尽管他们在若干年前比现在更常见。他们是地主和农场主的外佣工。他们从雇主那里得到的一般报酬是一间房屋，一小块种熟食叶用菜的小园子，一块够饲养一头奶牛的草地，或许再加上一两亩贫瘠的土地。当佃农的主人偶尔需要他们的劳动时，他们的主人每周额外给他们两配克燕麦，约值英币十六便士。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主人很少需要或者根本不需要他们的劳动，而他们耕种一小块土地也不会占用主人留给佃农自己支配的全部时间。所以，当这些雇工的人数比现在多的时候，据说他们愿意在空闲时间以极少的报酬为任何人工作，而且愿意以低于其他劳动者的工资工作。在古代，这种佃农在欧洲几乎随处可见。在土地耕种差且人口稀少的国家，大多数地主和农场主无力为自己提供额外的人手，而乡村劳动在某些季节是需要额外人手的。这些劳动者偶尔从他们的主人处得到的日报酬或周报酬，显然不是他们劳动的全部价格。他们的小块租用地构成这种价格的大部分。但是，很多作家似乎把这种日报酬或周报酬看作他们劳动的全部价格。这些作家搜集古代的劳动价格和食物价格，并且乐于将两者说成是非常低。

    这类劳动产品往往以低于其性质要求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苏格兰许多地方编织的长袜的价格比任何其他地方用织机织成的长袜的价格便宜得多。这些长袜是佣工和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他们从其他工作获取自己的最主要生活资料。每年有超过一千双长袜从设得兰群岛输入利斯，每双的价格从五便士至七便士不等。我们听说，在设得兰群岛的小小首府勒韦克，普通劳动的普通工资为每天十便士。在设得兰群岛上，他们织成的毛袜的价值为每双一几尼以上。

    在苏格兰，纺麻线同编织长袜的方式大致相同，并且主要由从事其他工作的佣工去做。他们只能赚取极其微薄的生活费，尽管他们试图靠这些工作来维持自己的全部生活。在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一星期能赚二十先令的妇女就算一个好纺工。

    在富裕国家，市场一般非常广阔，任何一种行业都能够运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全部的劳动与资本。以一种职业谋生，同时又以另一种职业获得一些小利的实例，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穷国。然而，下述情况与上述情况有些相似，却会在一个富裕国家的首都见到。我相信，没有任何欧洲城市的房租比伦敦还要贵。但我也知道，租用一套备有家具的房间，没有任何城市比伦敦便宜。伦敦的出租屋不但比巴黎便宜得多，而且相同质量的出租屋，伦敦的租金也比爱丁堡便宜得多。似乎特别奇怪的是，房租昂贵是出租屋廉价的原因。伦敦房租昂贵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的：劳动昂贵、建筑材料昂贵（因为它们一般须从远地运过来），尤其是地租昂贵。（因为占有垄断者地位的各个地主，对城市中一英亩不良土地，往往要求比一百亩最优良农田的地租更高的地租。）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那就是人们所特有的风俗和习惯，迫使各家主租用整座房屋。英格兰的一栋住宅意味着相同屋顶之下所包含的一切。但在法国、苏格兰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它常常只意味着建筑物的一层。一位伦敦商人不得不在他的顾客所居住的城镇的地段租一整栋房屋。他把最下一层作为自己的店铺，顶楼作为他自己及其家属的寝所。他把中间两层租给寄宿者以收回一部分房租。他期望靠营业来维持其家庭的生活，并不希望靠租房给寄宿者来养活家庭。然而，在巴黎和爱丁堡，租房给寄宿者的人往往没有其他的生存手段分租房间来谋生，借宿的价格不但需支付房租，而且需支付其一家人的全部生活费用。

    第二节　由于欧洲政策造成的不平等

    如上所述，即便在有完全自由的地方，因上述三个条件的任何一个条件的缺乏，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有利与不利就必然会造成以上所说的那些不平等。但是，由于不让事物有完全自由，欧洲政策便产生了比其他更重要的不平等。

    欧洲政策造成的不平等主要是以下三种方式：第一，限制某些行业的竞争，使其从业人员数量少于愿意参与这些行业的人数；第二，增加某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使其超过自然地参与这些行业的人数；第三，阻止劳动与资本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自由循环。

    第一，欧洲的政策通过限制某行业的竞争，使其从业人员数量少于自愿参与这些行业的人数，进而造成劳动和资本用途的有利与不利总体上的非常重要的不平等。

    行业协会的独有特权就是欧洲政策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

    行业协会组织的行业的独有特权势必将其所在城市中的竞争限制在那些只有该行业自由的人之内。获得这种自由的必要条件，通常是在当地跟一个有资格的师傅做过学徒。行业协会的内部规章，有时规定允许一个师傅所带的学徒人数，但几乎普遍规定的一个学徒必须做满的学习年限。这两条规定的目的，在于将竞争限制在比愿意参与某行业的人数还要少得多的数量之内。学徒人数的规定在于直接限制竞争，而长的学徒年限的规定更加间接地限制了竞争，尽管增加了学习费用，但同样有效果。

    在谢菲尔德看来，根据行业协会的规定，一个师傅每次只能带一个徒弟。诺福克及诺韦杰的织工师傅每次只能带两个徒弟，违反者将每月向国王缴纳五英镑的罚金。在英格兰的其他任何地方或英属殖民地，一个帽匠师傅每次只能带两个徒弟，违返者将每月缴纳五英镑的罚金，一半归国王，另一半归记录法庭控告的人。这两项规定，虽经王国公法的确认，但显然是受制定谢菲尔德规则的同一个行业协会的精神的驱使。伦敦丝织工组织行业协会，在其组合不到一年，就制定内部规章规定该行业的一个师傅每次只能带两个徒弟。该规定由议会通过的一项特别法令才被废止。

    在整个欧洲，大多数有行业协会组合的行业所规定的学徒期限为七年。所有这样的行业协会很久以前都称为大学（university），“大学”一词的确是任何行业协会组织的固有拉丁名称。铁匠大学、缝工大学等表达在古代城镇的古老宪法中经常出现。当现在特称作大学的那些特定行业协会最初建立之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所必需的学习年限，显然是从行业协会要古老得多的普通行业规定的学徒年限抄袭过来的。就像普通行业中任何一个人必须在一个有资格的师傅指导下工作七年才能成为师傅并带徒弟一样，一个人要想成为文理科的师傅、教师或博士（此三者在古代均为同义词），并且有学生或学徒（此两者在古代亦是同义词）跟他学习，他必须在有资格的师傅下学习七年。

    伊丽莎白第五年颁布的通常称为《学徒法》的法令规定，一个人若想将来从事当时在英格兰实行的一切手艺、工艺或技艺，就必须做至少七年的学徒。以前是许多特定行业协会的规则，现在已成为英格兰集镇所有行业的普通的和公共的法令。尽管法令的词语非常笼统，并且似乎包括整个王国，但根据解释，其适用范围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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