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的概念与自然法概念之阙如

    印度的情形与上述相当不同。在印度，独立于政治支配者而存在的祭司权力，必须要考虑到与其并存且同样是自主的政治权力世界。祭司权力是承认政治权力之固有法则性（Eigengesetzlichkeit）的，因为不得不然。如我们所见的，婆罗门与刹帝利之间的权力关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十分不稳定。即使是在婆罗门的身份性优越（至少在官方理论上）确定之后，这期间所发展出来的大君主权力，仍然保持着其为一种独立的、本质上纯粹世俗的而非教权制的权力。确实，君主的义务范围，相对于婆罗门的教权制，和任何身份团体的义务范围一样，是由他们的法（Dharma）来决定，而后者乃是婆罗门规制下的神圣律法的一部分。不过，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法，适用于君主的法自与适用于其他身份者不同；虽然，理论上唯有婆罗门才能对法作权威性的解释，然而，适用于君主的法却是依其固有的基准而独具一格且完全独立的，绝非与婆罗门的法如出一辙，或自其中衍生出来[1]。

    除了少数绝对且通用的仪式性禁忌（特别是杀牛）之外，别无普遍适用的伦理，而只有完全因身份之不同而设定的私人伦理与社会伦理。这不但意义非凡，而且影响深远。奠基于前世因果报应原理的业报理论（Karmanlehre）所衍伸出来的，不只是世界的种姓分化，甚至是相应于一切顺位的神与人与动物的存在序列，因此，各种不仅彼此有别、甚且相互尖锐对立的身份伦理共存的现象，也就理所当然了。原则上，妓女、强盗与小偷，也都可以有适用于他们自己的职业法（Berufs-Dharma），和婆罗门与国王没什么不同。而事实上，也确曾有诚心诚意想推演出此种极端结论的努力出现。人与人之间一切形态的斗争，就像人与动物及人与神祇的斗争一样，本然如此，正如绝对的丑陋、愚蠢之存在，和根本————在婆罗门或其他“再生族”的法的判准看来————应予鄙弃的事务之存在一样。人类并不像古典儒教所认为的那样，原则上生而平等，而毋宁是永远天生不平等，就像人与动物生来之不平等一样。然而，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只不过并不是在此世，而是在转生的路途上：可以直上天国，也可能沦落到动物界或地狱里。

    “原罪”的观念，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秩序里根本不可能，因为并没有所谓“绝对的罪恶”存在。可能有的过恶，毋宁只是对于法————为各人所属种姓所设定的法————的仪式性违犯。在这个永远存在着等差秩序的世界里，不可能有至福的原初状态[2]，也不可能有至福的终极王国，因此，也根本不可能存在着与实际社会秩序相对的、人类与事务的“自然的”秩序，甚或任何一种“自然法”。所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至少在理论上，毋宁唯有神圣的、因身份而异、实在的制定法，以及（被当作无关紧要而）未受制定法所规制的领域中，王侯、种姓、行会、氏族的实际规约和个人的约定。促使“自然法”在西方发芽滋长出来的所有条件，于此完全地付之阙如。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在任何一种权威之前，或至少在任何一个超世俗的“神”之前的、人类“自然的”平等。此即其消极的一面。最重要的是，这不仅永远地阻绝了社会批判性的思维与自然法意义下的“理性主义的”抽象思维之兴起[3]，并且也阻碍了任何一种“人权”观念的形成。道理是：无论是动物或神，至少在业报理论首尾一贯的解释下，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由业报所规制的灵魂的化身，因此，对于所有这些存在的整体而言，很明显，根本没有抽象共通的“权利”可言，一如其并无共通的“义务”一样。

    同样的，“国家”与“国家公民”的概念也付之阙如，甚或“子民”的概念也不得而见，而只有身份性的法，亦即“君王”及其他种姓的权利与义务本身，以及君王与其他身份间的关系。以此，作为吠舍（“客”［Clienten］）的保护者，刹帝利被课以“保护”————本质上为攘外的安全防护————人民的法，并且也要负担起照料司法审判与交易公正及种种相关事务的责任。这些义务，作为伦理命令，都是刹帝利所要遵行的法。此外，对于王侯而言————对其他人也一样，只不过特别是针对王侯————最为紧要的义务在于供养与资助婆罗门，尤其是支持他们根据神圣权利而权威性地规制社会秩序，并且不容他们的立场受到些许攻击。与反婆罗门的异教相对抗，自然是受到嘉许而理应如此的，并且也的确被实践遂行。然而，这丝毫改变不了以下的事实，亦即，无论是王侯的地位或者是政治政策，皆以独特清澈的方式，牢牢地保持住其固有的法则性。

    战国时代的中国文献里，记载着作为中国文化共同体之表现的“义战”与“不义之战”及“国际法”的概念（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尽管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宣称支配世界（包括野蛮的夷狄在内）而高居专制君主之位的最高祭司长————皇帝，只进行“义战”，任何对他的反抗都是叛乱。如果他被打败，那么就是已经失去上天所赋予的卡理斯玛的征兆。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印度君侯的身上。倘若他被打败，或者长期地民不聊生，那么这也就是巫术性的灾异或欠缺卡理斯玛的证明。因此，君王的成功即为关键所在。不过，这与他的“正义”与否无关。重要的是他个人的才干，尤其是他的婆罗门的巫术力量。因为此种力量，而非其伦理的“正义”，才是造就君王功业的关键所在，并且也有赖婆罗门对于本身事务的理解与自身之具备卡理斯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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